面向生态补偿策略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以山西省为例,探究山西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并基于GEP核算结果为生态补偿策略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核算了2010年、2019年包括3大类14小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得到GEP核算结果,评估山西省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情况。基于2019年GEP核算结果计算山西省各市生态补偿优先级及生态补偿额度。结果表明:(1)山西省2019年GEP为10559.86亿元,较2010年提高了73.19%,其中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及文化服务价值分别为1644.77亿元、4098.51亿元和4816.58亿元;(2)2019年山西省各市中,运城市GEP最高,为2133.04亿元,其次是晋中市,为1189.91亿元;(3)2019年山西省人均GEP为2.83万元/人,单位面积GEP为673.9万元/km~2;(4)2019年山西省生态补偿总额度为463.1亿元,运城、忻州和晋中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较高,数额分别是131.59、48.96和57.73亿元,占总补偿额的51.45%。受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生态保护政策影响,2010-2019年山西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显著提升。各市生态补偿额度与其GDP比值均小于0.1,说明此补偿策略有一定实践基础。2019年山西省实际生态补偿40.27亿元,仅占生态补偿额度的8.7%,表明今后仍需加大力度进行生态补偿。

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开展生态效益评估,对于推动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评价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生态效益是指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产生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指一定区域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最终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价值总和,是一定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贡献的总货币价值,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效益。本研究提出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GEP核算框架,建立核算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基于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以青海省为例开展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GEP核算研究,并对相关利益者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青海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464.16亿元,对生态资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相关利益者分析,80%以上生态效益的受益者是青海省以外的区域。以可比价计算,自2000年以来青海省GEP增加32.6%。根据现有的数据体系和方法核算的GEP是有现实意义的,可以作为生态效益评估的指标,可以作为GDP的重要补充对政策效益和生态保护成效开展评估,还可以作为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和“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依据和参考,为决策者提供重要的信息。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启动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ion，简称GEP）是建立一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应、能够衡量生态良好的统计与核算体系：

江西省湿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及时空动态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开展精确评估,在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江西省湿地类型丰富,为了更好地掌握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规律,增强湿地保护意识,笔者基于江西省2005—2020年4期遥感影像,结合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构建了湿地GEP核算指标体系,使用InVEST模型对江西省湿地GEP进行核算并分析其时空动态规律。结果表明:(1)2005—2020年江西省湿地GEP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至2020年达74336.27亿元,主要得益于气候调节、固碳释氧和洪水调蓄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显著贡献。(2)从结构组成分析来看,调节服务始终占据最大比重,尽管文化服务的初始贡献较小,其增长速度却最为显著。具体到服务价值的变化趋势,供给服务价值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调节服务价值则是先降后升,而文化服务价值持续增长;在众多湿地类型中,水田对于湿地调节服务的贡献最为显著;同时,土地利用/覆被及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最大。(3)2005—2020年江西省湿地单位面积GEP逐年增长,绿金指数(GEP/GDP比)呈逐年下降趋势,表明江西省湿地生态优势正逐渐转变为经济优势。未来应因地制宜提升GEP,以促进生态与经济的耦合发展。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价值实现机制研究及案例剖析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价值实现是平衡生态产品供给者和需求者、使用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收益与成本的机制。本文通过对我国GEP价值实现机制总结与分析,结合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案例,发现目前GEP价值实现路径存在地域属性过高,市场化程度较低,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等问题。本文建议,建立信息公开平台、探索建立全国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交易平台、培育专业化金融服务机构等,提高市场运作效率。

近十年青海湖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湖泊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发生改变,研究湖泊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维护湖泊健康生命、实现湖泊功能永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选择位于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的青海湖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青海湖水生态系统特征及当前保护状况,筛选调节服务及文化服务2类8个评估指标,构建湖泊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指标体系,核算2010—2020年青海湖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分析其变化趋势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0—2020年青海湖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变化范围为6903.47亿~7848.55亿元;调节服务是青海湖水生态系统主要的服务类型,占比高达91%。近十年,气候调节和水质净化价值有所减少,其他服务功能价值均呈增加趋势。水源涵养价值增加最多,增长760.70亿元;气候调节价值下降最多,减少658.59亿元。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表明,水温、水位是影响青海湖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主要因素。气候变化影响下,水温升高引起初级生产力增加及鱼类数量增长,同时近年来水体矿化度下降有利于水生生物生长,提高了固碳释氧和物种保育价值。水位与水面面积增加引起水源涵养、洪水调蓄价值增长;蒸发量减少导致气候调节价值下降。人类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作用下,物种保育、休闲旅游和科研教育价值均得到了显著提升。本研究量化了青海湖水生态系统对人类的贡献,为变化环境下退化水生态系统修复、生态保护措施效果定量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建议定期核算青海湖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跟踪评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青海湖水生态系统变化,对维持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湖南省茶陵县森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研究

以茶陵县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理论,采用ArcGIS 10.8软件和InVEST 3.14模型,从产品供给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三个方面分析2010—2020年间的森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结果表明:2010—2020年茶陵县森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呈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为12.60%,各类服务价值按大小排序为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产品供给服务价值;除气候调节价值下降和空气净化价值几乎无变化外,2010—2020年茶陵县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其他各项功能价值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各服务价值按大小排序为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文化服务>土壤保持>固碳释氧>林产品>空气净化。研究结果验证了森林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对于茶陵县下一步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的管理和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晋中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空间利用研究

基于功能价格法对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框架进行构建,分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大类别共15个核算科目对2019年山西省晋中市GEP进行核算,并根据不同价值量的分布进行空间分析与利用评价。结果表明,2019年晋中市GEP为1 719.32亿元,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价值分别占10.3%、71.6%、18.1%;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所提供的GEP由大到小依次为森林、湿地、农田、草地;各县(市、区)GEP由大到小依次为和顺县、左权县、寿阳县、昔阳县、榆社县、平遥县、榆次区、灵石县、太谷区、祁县、介休市,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最后依据GEP不同服务类别的空间分布及其重要程度对研究区开展了生态产品主导服务分区和空间利用评价。

小南海库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变化预测与分析

目前处于研究论证阶段的小南海水电站是长江重庆河段内集交通、能源、水利等多重功能为一体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是位于超大城市主城区的大型枢纽工程项目,受到广泛关注。为了系统地评估和预测该项目建设可能的生态效益和影响,参考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研究框架和方法,通过构建库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等方法预测水电站建设给库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水电站建设不仅可以助力重庆市防洪、供水和航运,还将推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和生态价值“外溢”,总体上水电站建设前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共增加56.86亿元,生态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总量均呈现上升趋势。②水电价值升高趋势较为明显,预计提升50.88亿元/a,其次是休闲旅游价值,预计提升0.34亿元/a;自然景观价值提升约2.30亿元/a;水源涵养、洪水调蓄价值分别提升2.32亿元/a和1.28亿元/a。③水电站建设导致坝址上游水位抬升,林草面积被少量侵占,将对土壤保持价值有轻微影响,建议同步实施一江两岸青山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保障库区水土保持效益的维持与提升。从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度评估权衡小南海水电站建设可能造成的库区生态系统结构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变化,可以为水电站建设后的库区生态空间生态修复与绿色发展方向提供指引。

基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效益评价

研究旨在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生态效益,并通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ESV)评价方法来量化其影响。采用了多种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包括土地综合整治前后的基线数据收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计算和生态效益评价模型的构建。通过对不同项目的评估,发现各项目在不同生态服务方面表现出色,为社会和环境带来积极影响。这些结果为决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依据,以更好地理解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综合效益,同时也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指导。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介绍了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的研究现状,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主要是对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功能进行物质量和价值量核算,又进一步介绍了GEP核算的概念和研究现状以及常用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最后总结了我国GEP核算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我国GEP核算的未来展望。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方法研究——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例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核算研究可以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文章采用物质流量法、成本替代法和市场价格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GEP核算体系框架,并给出了各项指标的核算方法及计算公式。同时,以陕西省汉中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计算该市的GEP。研究结果表明,2021年汉中市的GEP总额是其GDP的1.85倍,其中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最大。文章的研究为汉中市生态保护和建设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GEP核算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对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影响

成都是中国“公园城市”首提地和国家先行示范区,研究其大型城市公园建设与管理成效意义重大。论文以成都市环城生态公园为对象,开展2020和2021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探析全域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对GEP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公园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会改变生态系统组成与景观格局,短期内造成物质产品价值略有增加、调节服务价值略有降低,而文化服务价值快速增加。基于环城生态公园GEP构成特征和城市特色,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转化策略。

典型高原湖泊周边农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研究

农田生态系统是一个为人类提供所需食物和其他农产品生产的半人工半自然生态系统,而高原湖泊周边农田生态系统更具特殊性和典型性。本研究选取云南省抚仙湖和杞麓湖所在地的澄江市和通海县农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选定2大类共6项核算指标,核算出澄江市和通海县农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总值。结果显示:澄江市和通海县2021年农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总值分别为32.14亿元和42.06亿元,澄江市和通海县2021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总值为16.77元/m^(2)和20.75元/m^(2);农田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量主要体现在物质产品供给,其次为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较低;农田生态系统物质产品供给价值的高低与种植农作物种类关系密切,农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则主要与农田类型和农田位置有关。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及管理应用——以深圳为例

"两山"理念提升了我国各级各地政府对生态价值的认识和重视,自然资本核算在全球学界研究及应用已进入新的阶段。如何开展常态化的核算与应用,如何将科研分析转化为管理制度,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命题。深圳积极响应中央政府要求,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服务生态治理,在全国(乃至全球)率先制定了第一个政府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制度体系。介绍了深圳GEP核算制度体系的建设过程,描述了深圳GEP核算的主要特点,以及"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深圳GEP试算的结果,讨论了深圳GEP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应用路径。

降雨因素对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结果的影响

目前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工作已在全国多地开展,并在不少地方已将其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但GEP核算中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多基于实际降雨数据和多年平均降雨数据,导致在进行年际间GEP变化分析时,结果难以反应实际的生态系统质量和数量的变化,从而影响GEP管理应用的效果。本文以深圳为研究案例,提出了更能代表本地降雨一般化特征的可比降雨条件,以及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确定方法,并且在可比降雨条件和实际降雨条件下核算了可比降雨年和临近年共3种情景下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分析了不同情景下的GEP构成以及降雨因素对年际间GEP变化的影响能力。研究发现:(1)2019年为深圳可比降雨年,且符合2008—2020年间各年《深圳市气候公报》对降雨情况的阐述;(2)可比降雨条件下,与降雨相关的4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泥沙淤积、减少面源污染、涵养水源、削减洪涝)呈年际间增长趋势,实际降雨条件下,减少泥沙淤积、减少面源污染价值增长,涵养水源、削减洪涝价值下降;(3)降雨因素显著影响GEP年际变化,不同降雨条件下,深圳2019—2020年GEP变化差异高达24.78亿元,而可比降雨条件可以有效减少非人为因素对GEP变化的影响;(4)计算多年平均降雨过程中,数据“峰度”会被人为降低的,导致平均结果不能代表地区典型气候特征;(5)可比降雨条件下,年际间GEP变化特征更能反应生态系统质量和数量的实际变化特征。研究结果可为今后面向管理应用的GEP核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及应用

在系统梳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方法的基础上,聚焦水生态系统,选取2004—2021年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筛选出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3大类14项指标,建立了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给出了各指标的核算方法及计算公式。以向家坝水电站为例,基于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评估了向家坝水电站建设对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表明,2011—2015年向家坝水电站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变化量为261.1893亿元,其中物质产品价值变化量为111.4940亿元,调节服务价值变化量为84.8151亿元,文化服务价值变化量为64.8802亿元。

价值核算体系融合物质流分析的沱江流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分配研究

【目的】探究2018—2019年沱江流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变化特征,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提供参考。【方法】利用GEP核算体系融合物质流分析开展流域城市的GEP分配,揭示流域GEP的变化特征。【结果】(1)2018年和2019年沱江流域GEP分别为4120.21亿元和4477.67亿元,其中,气候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贡献最大,二者累积贡献分别为2468.99亿元和2721.14亿元,占比分别达59.9%和60.8%;(2)流域内成都的GEP总量最大,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1484.87亿元和1589.17亿元;泸州的GEP总量最小,分别为150.59亿元和168.48亿元,但其涨幅最高,达11.9%;(3)2018年,内江生态价值溢出最多,达427.68亿元,但2019年减少至99.76亿元;成都生态价值溢出的增量最大,从2018年的192.15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329.49亿元;泸州由生态价值外溢转为生态价值消耗,从2018年的74.93亿元减少至2019年的-4.95亿元,由受偿主体转变为补偿主体。【结论】流域GEP因上下游生态服务供需关系呈现出价值流动特征,其变化主要受生态流量变化、政策激励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影响。

高空间分辨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时空演化分析--以2000—2020年湖南省为例

基于现有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与方法,通过引入文教科研指标、优化气体调节指标,提出了湖南省本土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核算指标体系,集成构建了GEP格网化评估模型,在30 m×30 m格网尺度评估分析了全省2000年、2010年和2020年GEP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时间维度,近20 a间湖南省GEP上升3.34×105亿元,增幅达40.28%;各生态系统类型对GEP贡献的排序为:森林>农田>草地>湿地>城市。②空间维度,湖南省GEP总体呈现出西部和东南部高、中部和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西部武陵山片区增长率高,北部洞庭湖区增长率低。③与已有10 km×10 km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高空间分辨率GEP结果在水域及城市生态系统呈现的空间分布细节信息更多。④各单项生态系统功能价值量对湖南省GEP的贡献度排序随时间呈现规律性变化,土壤保持功能价值量的贡献对武陵山片区和洞庭湖区GEP变化占据主导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湖南省自然资源监管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GEP核算能代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吗?——基于SEEAEA对我国生态系统核算若干问题的探讨

文章介绍了中国GEP核算推行的背景及实施进程,阐述了国内外GEP概念的提出和研究进展,以及SEEA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核算概念。文章指出:由于没有涉及编制价值量生态系统资产账户、没有扣除生态系统服务供应中产生的任何相关生态系统退化,GEP核算不能反映生态系统资产是否实现可持续利用或生态产品流量供给在数量或质量上是否可持续。文章认为:生态产品就是SEEA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由于对生态产品等关键概念界定不严谨,没有考虑“供给=使用”核算原则,对按交换价值进行估值等基本核算原则考虑不足,导致GEP核算实物量核算范围过大、价值量核算取价过高。文章特别指出《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在供给服务指标设计中缺失“供水”这一重要指标。文章结合GEP试算工作中反映出来的部分问题,就中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应依据的标准、执行主体、数据来源、核算方法、发展方向与核算重点,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