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挑战与因应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填补、有效救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命题。检视相关规范文本与法治实践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业已建立起以政府索赔为主导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其在运行中却存在法理基础不清、法律定性不明等理论质疑,同时面临政府行权模式分散、索赔权与监管权“重叠”“冲突”、多元主体缺乏必要联动等实践困局。鉴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共享性及公共性特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理论基础应回归公法框架寻求合理解说,据此可将其定性为“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权行使之新样态。就其规范进路而言,我国应结合国家机构改革之发展趋向,以新一轮《海洋环境保护法》之施行为契机,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设置“分散式监管+集中式索赔”的权限运行模式,明确“行政监管优先、索赔诉讼补充”的行权规则,并实现政府部门、检察机关及环保组织等多元索赔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

海上溢油生态损害索赔实践向立法提出的要求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确立了相关部门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诉权,却未对生态损害索赔权所依据的实体权利及相应义务、责任作出规定。完善"权利—权力"的关联与制约关系,是我国应对海上溢油生态损害索赔实践向立法提出的要求。我国立法应当完善公众参与机制,责成"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接受公民、团体的制度化监督,组织各方面力量,代表国家管理和保护海域;一旦发生海上溢油引起的生态损害,其应及时代表国家向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我国行政机关进行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法律实践

2017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明确了行政机关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主体资格,提出了进行索赔的工作原则和适用的范围,为未来的生态环境索赔工作提供了依据。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大量的行政机关进行生态环境索赔的案件。鉴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有了行政机关进行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实践,此后其范围和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有必要对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司法实践和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和研究,为未来的索赔提供参考。

索赔与问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两难选择

生态环境损害索赔制度和生态环境行政问责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体两面,但是政府行政机关在选择索赔时存在两难困境,其中原因可以归结为生态环境行政问责具有基层效应、波及效应和严厉效应等三大特征。在暂时不能解决生态环境行政问责基层效应的前提下,应当采取依法问责化解波及效应、适度问责缓和严厉效应、完善问责推动积极索赔等措施,以应对波及效应和严厉效应,突破两难困境和健全问责机制。

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适用冲突与协调

近年来,社会组织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频频受阻,其海洋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资格往往被法院予以否定,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适用冲突在学界亦引发了广泛争议。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的请求权基础和性质界定不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不清以及多元共治理念的贯彻出现了偏差,是导致二者之间适用关系冲突的根源。细化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的请求权基础和性质,明确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独特功能,并通过赋予社会组织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强化支持起诉制度来切实贯彻海洋生态损害多元共治理念,可以促进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衔接与协调。

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主体机制的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主体的确定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只有明确了索赔主体,索赔程序才能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才能得到落实,受损的生态环境才能得到有效修复。目前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主体机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存在着法律规定不完善、索赔主体范围单一、主体间分工不清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权的理论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从完善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扩大索赔主体范围、细化分工、明确索赔顺序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主体机制。

生态环境损害民刑诉讼衔接的顺位规则研究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同时具有民事违法以及刑事违法双重属性,生态损害索赔诉讼与关联刑事诉讼的有效衔接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采用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行模式处理生态环境损害民刑诉讼衔接问题存在弊端,一方面不利于生态环境及时修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采用先民后刑模式则可以有效避免上述弊端,是处理生态环境损害民刑诉讼衔接的最优方案,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环境行政与司法的联动机制,保障先民后刑模式的顺利施行。

渤海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研究——以墨西哥湾溢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为鉴

2011年我国渤海溢油事故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尤其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形成挑战。本文着眼于2010年墨西哥湾溢油事故中的相关赔偿问题,比较美国溢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分析了渤海溢油事故中涉及的"海洋生态损害"的概念界定、责任主体与索赔主体、赔偿范围、索赔额度及评估标准等法律问题,总结并分析渤海溢油事故对完善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启示。

环境损害救济体系的整合路径——以主体维度下的索赔与预防二分为展开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的整合,是全面维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手段与实践需求,针对当前应对措施所存在的逻辑起点的偏离、救济时效的迟滞、救济效果的有限性等现实困境,主体维度下索赔与预防二分的整合方案,以行政手段为必要前提、确立索赔与预防诉讼的唯一适格主体、强调诉前程序的外部保障与自我纠错功能,具有制度规范层面、价值目标层面与制度功能层面的妥当性与契合性,得以有效避免诉权冲突、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环境损害的全面救济。

基于非对称演化博弈的京冀雾霾协同治理联盟稳定性分析

当前,雾霾已成为制约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本文基于生态补偿及生态索赔的视角,构建了京冀雾霾治理联盟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京冀雾霾治理联盟的稳定性,并得到最优策略组合。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实行行政干预的情况下,由于成本因素及当地政府生态索赔措施的疲软,企业不会自主选择节能减排策略。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于企业采取节能减排策略至关重要。当两地生态索赔的总值低于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时,无益于企业采取节能减排策略,且生态补偿的额度过高会使得企业宁愿索赔不治污。只有两地生态索赔的总值高于企业节能减排成本,企业才会采取节能减排策略,并且实施节能减排策略不会被生态补偿的额度撼动。

涉海环境司法的难题与应对

2017至2018年涉海环境司法进展良好,相关制度建设成果显著,检察机关积极提起涉海环境公益诉讼,政府机构改革为陆海统一监管奠定基础,多元司法方式的创新让受损的海洋环境得到更好的修复。当前,涉海环境司法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如何从司法层面实现陆海统一监管;二是如何完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此外,环境法在司法裁判中适用频率低、涉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支持率高。应对这些难题,需要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建立分层次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从“阿提哥”轮案判决看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及罚款中的若干法律问题——兼论《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对航运的冲击

船舶溢油造成海洋环境污染,随之而来船东将会面临多种索赔以及行政处罚。结合"阿提哥"轮案,从船舶溢油污染造成的海洋生态资源损害索赔及对污染船舶的行政罚款谈起,分析相关法律问题,阐述对相关立法的理解和建议。

渤海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

2011年我国渤海溢油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尤其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提出了挑战。在对渤海溢油事故所涉及的"海洋生态损害"的概念界定、责任主体与索赔主体、赔偿范围、索赔额度及评估标准等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后,还将揭示该溢油事故对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启示。

揭密国内最大一起民事索赔案

马耳他籍“塔斯曼”号油轮在天津海域泄漏原油,中国方面索赔1.7亿元,历经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