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测度研究

通过熵权法测度海南省生态环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弹性系数法计算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程度。研究发现,海南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调整——增长”三阶段特点。促进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生态压力控制,同时要保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专项资金的拨付,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在旅游经济发展方面,着力通过提高旅游产品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类型,继续扩大旅游消费,以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打造滨海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品牌,以“旅游+”、全域旅游加深旅游与相关行业的联系,打造旅游消费产业链条,充分发展旅游经济。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是检视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存在一定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最高,生态保护居中,数字经济最低;从时间上看,研究期内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低水平段位呈上升状态;从空间上看,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作为制约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驱动、政府调控、科技支撑的驱动效果依次递减。因此,要制定差异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构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互构式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基础命题是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生态环境保护在整体上处于优先经济发展的地位,而是为了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所存在的短板。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逻辑主线,体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中,它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各个部分融贯成一个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不仅从各个方面全面论述和揭示了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深刻道理,而且为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完备的方法论指导和保障,引领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快更好地开展。

生态经济视域下云浮市城乡协调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基于“生态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云浮城乡产业特征,就如何协调好云浮市“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协调好城乡、乡村协调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云浮市城乡协调发展的策略和经验依据。对加快构建全域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合理评估云浮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城乡发展差异对实现云浮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多源数据的北京生态涵养区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结合生态涵养区的特点,构建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两个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评估生态产品供给和经济发展状况,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北京市生态涵养区2019年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耦合协调类型。结果表明,2019年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各乡镇生态产品供给和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高值和较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各区的城镇以及靠近北京市近郊的乡镇。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各乡镇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介于0.648~0.999之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值介于0.312~0.600之间,耦合协调度内部差异较大,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不高,呈现较弱的耦合协调关系。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各乡镇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没有实现同步发展,生态产品供给滞后型和经济发展滞后型的乡镇大约各占一半。建议北京生态涵养区应立足于不同的资源优势,根据生态产品供给和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实现两者的互补和相互促进。

城镇生态化视角下三峡库区人口-经济-环境(PEE)耦合协调发展

[目的]探索PEE系统的互动耦合特征,可为三峡库区城镇生态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方法]在2000—2020年三峡库区PEE系统综合评价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引力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空间联系特征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2000—2020年库区P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态势;(2)研究期内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不变,协调等级不高,协调类型呈“西南-东北”“中部-北部”的空间特征,总体呈良性上升发展趋势;(3)邻近区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联系总量总体上升,空间联系强度较弱,且随着地理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弱;(4)各因素对系统发展影响具有趋同性,经济和人口系统是主要制约子系统,而环境系统的障碍度逐年增加。[结论]库区P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向好,区域差异缩小,未来应重点从单一系统优化向多元系统协调出发,从系统自身与区域协同2个角度进行调整,加强政策制度调控,科学探索发展路径。

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推动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是实现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5-2020年沿黄9省区数据,构建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态环境(WEE)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探析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及障碍机制。结果表明:(1)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在2005-2020年呈不同程度波动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WEE复合系统处于高耦合状态,协调度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迈进并呈“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且农业生态环境滞后型省区最多,农业用水效率滞后型省区最少;(3)各子系统对应的主要障碍因子对农业用水效率子系统阻滞程度最强,而对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阻滞程度最弱。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打破省区壁垒促进农业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等是加强黄河流域及各省区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优质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基于变异系数测度模型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为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有效测度,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并遵循相关科学原则,提出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变异系数测度方法,构建了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以云南省为例,对其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云南省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综合协调指数呈递增趋势,从2012年的0.2699逐步增长到2022年的0.7371;在耦合协调度方面,云南省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处于0.39~0.59之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现为由较弱失调向较弱协调转变,说明两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以甘肃段为例

以黄河流域甘肃段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ArcGIS软件、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10—2020年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呈持续上升特征,经济发展系统评价值出现波动下降趋势;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市(州)耦合度呈上升态势并达到较高水平,协调度总体不高,初级协调是主要类型,各市(州)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态势;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影响力从强到弱依次为政府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程度.

生态环境保护视域下的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以化肥企业为例

我国在积极调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这对化肥企业的发展来说造成一定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化肥企业需要深入理解“双碳”目标下的新机遇,同时,利用这些机遇不断转变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

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基于黄河流域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22年黄河流域九省区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表明:(1)2006~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从轻度失调发展到一般协调;(2)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倒U型”影响;(3)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上述“倒U型”影响得以发挥的两条内在机制;(4)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倒U型”影响仅显著存在于资源型城市和中上游城市。研究结论可为黄河流域持续有效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提供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维度的政策启示。

重庆市生态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研究

本文根据重庆市近十年生态环境质量数据与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构建生态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探究各要素环境质量与人口、经济、交通、能源消耗以及污染排放等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识别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新时期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为探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找影响两者协调关系的因素,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并结合障碍度模型进一步探讨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空间分布不均且省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的特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成为影响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素。

生态经济视阈下长江经济带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及战略构想

随着生态经济时代的来临,绿色物流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维护修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因此,在生态经济视阈下分析长江经济带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据此提出两者协同并进的战略构想,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文章从生态经济、绿色物流、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理论探讨入手,首先构建区域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然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2016-2020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据此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准确评价与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从五个方面提出生态经济下长江经济带绿色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协同构想。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时空演化及协调发展分析

为了准确把握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发展水平及两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以黄河流域的8个省(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方法、超效率SBM模型研究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流域内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发展不平衡,山东和陕西两省处于领先水平;2)生态效率差异先缩小后增大,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由东向西递减,且上游持续低位,中下游波动性较大;3)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水平由勉强协调提升至初级协调,但区域发展失衡持续存在,仅山东省、河南省达到中级协调水平,多数省(区)仍处于初级协调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任务依然艰巨。

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人类诞生以来,一切活动都与自然密切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切靠近自然的活动都在增加,自然的变化与发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国的农业建设越来越重要。笔者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经验,本次主要针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展开深入论述,所得文献与同行业人员共享,望对行业的前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苏北地区经济发展与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分析

以江苏省北部地区城市为例,以2011~2021年相关数据构建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与耦合协调模型探究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1)徐州市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最高,苏北城市间经济发展系统的综合指数呈现“三”字型;(2)除宿迁市于2021处于高耦合水平阶段,其余各地市的耦合度水平均处于高耦合水平阶段,各市之间耦合水平差距不大;(3)从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布来看,苏北地区呈现“西高东低”态势。因此,苏北地区需要创新发展特色产业,助推经济腾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土地生态;打破行政壁垒,加强区域交流。

青海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发展模式,以青藏高原青海省为主要研究区域,运用耦合作用原理解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与协调关系,并通过对2003—2022年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发展做出了体系建设和评估,定量分析青海省的两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指出,经济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发展指数呈现稳定的上升态势,两系统耦合度均保持在较高水平,耦合协调度由最初的中度失调发展到现在的良性协调水平。最后,文章提出了促进青藏高原地区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与协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意见。

基于熵值法的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以金华市为例

为了探究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选择2019-—2021年金华市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金华市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情况,并对数据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排序。结果显示,2021年综合得分最高,其次为2020年,而2019年的综合得分最低。根据对各指标的权重及历年变化情况的分析,提出了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模式。

安徽省能源、经济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推进能源、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融合、协调发展,采用改进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能源、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值,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各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得出结论:2016—2020年间三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为生态环境系统>经济系统>能源系统,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上升-下降”状态,其中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最高.从演变格局来看,能源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呈现“皖北>皖南”格局,其中皖南地区呈“U型”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呈现安徽省中部城市低于其相邻城市的分布特征,并且高耦合协调度城市由皖南地区逐步向北扩散.能源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呈现“皖北>皖中>皖南”格局,其中皖北地区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