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测度研究

通过熵权法测度海南省生态环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弹性系数法计算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程度。研究发现,海南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调整——增长”三阶段特点。促进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生态压力控制,同时要保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专项资金的拨付,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在旅游经济发展方面,着力通过提高旅游产品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类型,继续扩大旅游消费,以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打造滨海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品牌,以“旅游+”、全域旅游加深旅游与相关行业的联系,打造旅游消费产业链条,充分发展旅游经济。

生态效率、数字经济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评价——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以2016-2021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效率、数字经济发展与物流业发展评价体系,结合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区域耦合协调水平演变,旨在为各省级行政区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EDL的耦合协调发展等级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并呈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EDL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表现出相对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EDL耦合协调发展的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均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和辐射效益。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一种临空经济区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以江苏淮安为例

通过分析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作用机理,构建了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并对江苏省淮安市2011~2019年间临空经济和区域经济两者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淮安市临空经济和区域经济间耦合协调发展度具有一定波动性,但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淮安市临空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从低水平耦合发展到良性耦合,耦合协调水平由初期的磨合阶段发展到目前阶段的良好协调状态。

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效应及其障碍因素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科学衡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厘清影响其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次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测算,并在方法层面对现有的静态测算模型进行动态化创新,定量测度2000—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度,科学度量其空间演化格局,并识别影响其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旅游经济综合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表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2)中国生态系统服务有一定的改善,整体呈现增长态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分布格局;3)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系统服务长期处于高水平磨合阶段,耦合协调效应稳步增强,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极核特征明显;4)旅游经济效益、支持服务、旅游经济规模和调节服务是制约旅游经济与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建设思想理念,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基于2001—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矿产资源—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通过设定三大子系统的优先发展级,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不同优先级下的矿产资源—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从中选取最优发展模式。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特征显著,整体上由轻度失调区间上升至中级协调区间,且耦合协调度值上游<中游<下游。分省来看,耦合协调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云南、江西、贵州、安徽、湖南、上海、重庆、江苏、四川、浙江、湖北。除了湖北、浙江、四川三省位于良好协调区间外,其余8省市均位于中级协调区间。同时,“经济优先”仅适用于短期发展,“环境优先”更适合长期发展。故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可持续发展,整体上应坚持以环境保护为重心的发展战略,个体上要进一步针对不同省市采取差异化的措施。

福州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及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量化分析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演变以及空间分异因素,研究生态-经济协调一致性发展特征,有助于推动城市群与都市圈生态功能提升。以福州都市圈为例,基于2001年、2010年、2020年遥感影像数据,采用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重心模型、变异系数、协调性指数和一致性指数,结合GIS空间可视化分析,测度福州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演变并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时空协调演变特征,最后对福州都市圈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001~2020年,福州都市圈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先减后增;其中,福州、莆田先减后增,宁德四县(市、区)和南平三区(市)则持续增加;②第一产业占比、年平均气温和植被覆盖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解释力较高,在原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下,福州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更易受人为因子的干扰而扩大;③福州、莆田、宁德四县(市、区)的生态系统服务重心具有不断远离经济重心的趋势,二者逐渐割裂;④福州都市圈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冲突尚不明显,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长速度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区域数量较多,经济发展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生态压力,2001~2020年间福州都市圈形成福州、莆田、宁德城区经济集聚与中部六县生态集聚并存的格局。

金沙江梯级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及驱动因素

[目的]探索金沙江梯级水电工程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为水电工程库区生态管理提供决策支撑。[方法]基于金沙江梯级水电工程库区土地利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归一化植被指数和降水量等数据,采用市场价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开展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2005—2019年期间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了6.8亿元,总量达到了917亿元。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严重失调和重度失调的区域,主要分布于金沙江北岸的四川省境内,勉强协调和良好协调的区域主要分布于金沙江南岸的云南省境内。植被覆盖对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耦合度呈现正向驱动关系,人口和地形起伏度为负向驱动关系,降水量对库区北部局部地区为正向驱动关系,其余地区为负向驱动关系。[结论]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受多重因素影响,未来应加强水电工程库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评估

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运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阿克苏地区2009-2019年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在2017年以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稳步超过农业经济增长水平。该地区生态环境系统与农业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可划分为3个阶段:2009-2012年表现为中度协调;2013-2014年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协调转变为基本协调,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5-2019年耦合协调度迅速提升,从基本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呈现出稳定状态。整体上,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系统与农业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状态。

我国海洋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

判断我国海洋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态势对促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决策参考价值。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19年我国海洋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并采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其主要障碍因子。研究发现:我国海洋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显著上升趋势,生态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最高但未表现出显著增长态势;2006—2019年我国沿海地区整体耦合协调度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等级由勉强协调上升为中度协调,三大海洋经济圈耦合协调度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劳动生产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海洋专业专科及以上在校学生数和治理废水项目完成投资额等是制约我国海洋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呼包鄂乌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分析

深入分析呼包鄂乌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特征以及其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对于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呼包鄂乌城市群37个行政单位的土地利用数据和国民经济发展数据,运用定量方法评估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构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的变化特征分析模型,揭示了呼包鄂乌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化特征以及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一是,研究期内呼包鄂乌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持续增长态势,共增长了159.28亿元;二是,20年间,呼包鄂乌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整体较低,特别是在2005—2010年呼和浩特市的赛罕区、回民区、玉泉区,乌兰察布市的集宁区、商都县等少数地区为冲突区,其余区域均为低度协调区;三是,研究区环境与经济协调性显示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并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但这种水平有下降趋势;四是,鉴于呼包鄂乌城市群在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进,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南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协调度分析

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直是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探究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客观赋权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南疆五地州特征建立指标体系,探究2019~2021年间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关系。同时,提出健全南疆五地州旅游生态保护合作框架、完善相关制度等措施,推动南疆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同高质量发展。

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及预测

利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2007—2021年祁连山地区30个县域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采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22—2031年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升高,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人口子系统发展水平缓慢上升,经济子系统发展起点较低但增速较快;生态环境子系统发展起点相对较高但波动较大,且除水资源子系统外,甘肃片区指标优于青海片区。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协调度等级波动上升已达到中级协调;各地区增速具有异质性,南部增速最快,西北部次之,中部最慢。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态势,逐渐由中级协调升至良好协调等级,且甘肃片区协调度略高于青海片区。

生态文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学界关于三者耦合协调作用机制、演进情况的研究尚不深入。因此,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生态-科技-经济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行深入剖析,探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加快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长三角地区能源、经济与环境系统协调度发展评价

长三角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文章把长三角看作一个整体,通过构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度发展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度整体趋势呈“N”型,协调度较低,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总体呈现向上增长的趋势,可以通过区域协调,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强能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等措施进行改善。

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生态系统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基于NCA和fsQCA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与传统创业活动的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以及新动能,激发创业热情,带动创业增长。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受到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利用NCA方法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创业生态系统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创业企业主体、服务合作主体、政府主体、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无法单独构成高水平创业活跃度、非高水平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并发现创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政府三元逻辑下依托社会环境的经济驱动型,创业企业主导逻辑下经济驱动型,高校科研机构主导逻辑下依托经济和社会驱动型3条高水平创业活跃度路径,以及创业企业主导驱动型和社会环境驱动型2条非高水平创业活跃度路径。结合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比较上述5条路径发现,高水平创业活跃度、非高水平创业活跃度的组态代表性省份具有差异性。高水平创业活跃度的代表性案例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非高水平创业活跃度的代表性案例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乡镇尺度下W县生态—经济—社会耦合协调评价

为了解W县生态—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结合耦合模型与系统学思想,采用CRITIC-TOPSIS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乡镇数据库等数据,以W县为研究区域,从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3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该地区2021年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以该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均值来看,经济系统综合发展处于上升期,社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较好,空间上相似性和差异性兼具;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耦合整体处于勉强协调以上阶段,耦合度水平较高,协调度空间分布较为分散。

全域生态旅游背景下资源—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因素分析

论文以全域生态旅游为研究背景,构建了资源—社会经济—环境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耦合协调度,采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以中国武平县为案例地,研究发现:(1)武平县资源—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水平逐年上升,总体向更好状态转变;(2)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09—2013年为资源导向型、2014—2015年为经济发展型、2016—2017年为生态引领型和2018—2020年为经济发展型;(3)从均值看,武平县复合系统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呈初级协调,相较于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双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更为稳定,武平县全域生态旅游三个系统彼此之间还存在某种程度牵制;(4)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环境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修复能力是阻碍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

安徽省能源、经济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推进能源、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融合、协调发展,采用改进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能源、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值,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各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得出结论:2016—2020年间三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为生态环境系统>经济系统>能源系统,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上升-下降”状态,其中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最高.从演变格局来看,能源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呈现“皖北>皖南”格局,其中皖南地区呈“U型”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呈现安徽省中部城市低于其相邻城市的分布特征,并且高耦合协调度城市由皖南地区逐步向北扩散.能源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呈现“皖北>皖中>皖南”格局,其中皖北地区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

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耦合协调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与障碍度模型分析粮食与生态的耦合协调特征及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粮食安全综合指数持续上升,生态可持续综合指数波动上升。(2)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良性增长趋势,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空间聚集性不断增强。(3)当年造林面积、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和财政支农等是制约长江经济带粮食生态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