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育银鲫易钓性的表型基础和生态结果及饥饿响应

为考察鲤科鱼类易钓性种内差异的表型基础、生态结果及饥饿响应,研究以异育银鲫(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幼鱼为实验对象,在饥饿前(对照组)测定其表型特征(能量代谢、游泳能力和个性行为)并垂钓,随后在饥饿1周后再次垂钓(饥饿组),最后进行2周的恢复摄食生长实验(恢复组)。垂钓实验具有4个重复,每个重复的样本量为40尾,垂钓1.5h即停止,垂钓20尾为钓出组,剩余20尾为未钓出组。研究发现:除钓出组的相对代谢空间(FAS)小于未钓出组外,钓出组的外部形态(体重、体长和肥满度)、能量代谢参数(标准代谢率SMR、最大代谢率MMR和代谢空间AS)、游泳能力(最大匀加速游泳能力Ucat和最大有氧运动能力Ugt)及个性行为(探索性、活跃性和勇敢性)与未钓出组均无明显差异(所有P>0.05);在经历捕食者模拟袭击后,实验鱼勇敢性的潜伏时间比大于探索性,导致勇敢性的运动时间比和穿门频率小于探索性。SMR与Ucat及Ugt不相关(P>0.05),但MMR和AS与Ucat及Ugt均呈正相关(P<0.05);能量代谢参数与个性行为存在部分相关。饥饿增加异育银鲫的垂钓总时间、单尾平均垂钓时间和单尾垂钓时间的变异系数。钓出组在饥饿期的特定生长率(SGR)小于未钓出组,而恢复期钓出组的SGR与未钓出组无显著差异;除MMR和AS外,SMR与饥饿期及恢复期的SGR均呈负相关(P<0.05),即SMR越高个体在饥饿期间的体重下降更快,在恢复摄食后生长却较慢。研究表明:异育银鲫幼鱼的易钓性可能不具备表型基础,并且因环境食物匮乏而降低;虽然饥饿期间两种易钓性表型个体的生态结果存在差异,但该生长差异在营养恢复后消失,表明异育银鲫的易钓性具有一定的环境依赖性。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与形成机制分析

【目的】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是多元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和形成机制有利于培育壮大乡村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和美乡村建设和农民增收。【方法】通过对全国数字化先进县的典型案例进行梳理,从其关键做法,主要成效和价值体现,以及何以实现等方面系统分析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和形成机制。【结果】“互联网+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产学研合作,以及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应用是案例中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3种典型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3条形成路径,即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升级,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提供驱动力;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乡村农产品流通效率,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建立有效路径。【结论】目前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应该联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力量,聚焦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乡村数字技术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我国设施生态农业主要模式及配套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设施生态农业是指在设施种植和设施养殖中采用清洁、绿色、健康生产方式,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环境效益为目标的生态农业模式。2002年农业部重点推广的设施生态农业模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种养沼三结合的“四位一体”生态模式,从最初以农户为单位的单体日光温室到以村庄为单位的种养结合生态温室群模式,拓展到在一个大区域内将大型猪场的粪污进行工业化沼气并网发电,沼液通过管道输送到农田来减少化肥施用和改良土壤的宏观生态农业模式,相关的结构配置、配套的种养殖技术和装备也在不断研发和提升中。另一类是采用综合性生态农业技术的设施生态农业模式,包括:采用各类立体/垂直栽培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通过各种轮作栽培技术减少设施蔬菜土壤连作障碍和降低农药使用量;采用土壤健康栽培技术,通过有机肥的合理施用改善土壤性状;采用有机基质栽培技术,用农林废弃物发酵后的物料作为栽培基质为作物提供养分;采用覆盖防虫网、色板诱杀、灯光诱杀、高温封棚、蒸气消毒、有色膜覆盖土壤、天敌昆虫生物防治等病虫草害生态防治技术来减少有害生物发生。期望通过相关配套装备技术的进一步研发提高设施生态农业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实现设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鱼类产卵敏感期河流生态流速的分区分类阈值研究

敏感生态流量目标的合理制定是生态流量管理的重难点问题。针对目前敏感生态流量目标制定中存在的计算方法繁杂、关键参数缺乏等问题,本文以鱼类产卵期为重点,提出了分区分类河流敏感期生态流速和生态流量核算方法,制定了不同区域(东北、黄淮海、西南、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不同类型(按集水面积、山区河段和平原河段等划分)河流敏感期生态流速阈值。结果显示,全部分区分类推荐流速平均值为0.66 m/s,其中山区大站平均值为0.94 m/s、山区小站平均值为0.62 m/s、平原大站平均值为0.63 m/s、平原小站平均值为0.46 m/s。基于阈值核算了全国217个鱼类产卵生境保护河段的敏感期生态流量目标,并结合部分断面湿周法结果对阈值合理性与适应性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表明相关阈值和方法适应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河流,可为我国现阶段河流敏感生态流量管控提供参考。

天然沙冬青器官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对异质生境的响应

以我国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且是西北荒漠地区唯一常绿阔叶灌木沙冬青(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为研究对象,分析异质性荒漠生境(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石质沙地、洪积砾石坡地和盐碱滩地)对沙冬青叶、茎、根、花和种子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的影响,了解其生长的适应机制和生存策略。结果表明:沙冬青各器官碳(C)含量表现为叶>茎>根>种子>花,而氮(N)、磷(P)、钾(K)营养元素含量均表现为种子>花>叶>根>茎,N、P、K三大营养元素在繁殖器官中的富集,可以促进沙冬青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变,反映了资源分配模式和植物生长策略。沙冬青各器官的碳氮磷钾含量和各元素化学计量比在不同生境条件下变化较复杂,其中在沙质土壤(固定和半固定沙地)具有更高的C、N、P储存能力,而K在砾质土壤(石质沙地和洪积砾石坡地)含量较高,且砾质荒漠沙冬青的C∶N、C∶P及N∶P均显著高于沙质土壤,表明沙冬青在石质沙地和洪积砾石坡地有更高的养分利用效率。各器官元素含量相关分析表明器官间的养分协同性远高于器官内部。化学计量比C∶N、C∶P、C∶K均表现为:茎>根>叶>花>种子,N∶P为根>叶>茎>花>种子,N∶K为茎>根>叶>种子>花,K∶P为叶>根>种子>茎>花,各器官中的C∶N和N∶P比在各生境间相对较稳定,而K∶P比变化巨大,N∶P与P含量呈显著的负相关(P<0.05),与N含量的相关性不显著(P>0.05),说明P作为敏感性元素决定了沙冬青体内N∶P比值的变化,且不同生境叶片N∶P比值均大于16,说明沙冬青生长主要受P限制。器官与生境对沙冬青化学计量特征都有影响,生境对C含量和N∶K、K∶P的影响较大,器官对N、P、K含量及C∶N、C∶P、C∶K、N∶P的影响较大。除P元素外,各元素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均受器官和生境交互作用影响。了解植物根-茎-叶-花-种子的整体资源权衡和协变策略,为沙冬青物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近20年北方草原生态价值核算及其时空差异特征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具有多元生态服务,探索草原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对于草原保护修复与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草原生态价值尚未形成公认的评估框架和准确的核算方法。定位于北方草原,以内蒙古天然草原为典型案例区,提出了“支持-供给-调节-文化”服务价值四类共计19项的草原生态价值评估体系,基于地面采样、野外观测、遥感解译、模型模拟和统计等多源数据,在像元尺度上核算了2000—2020年草原生态价值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和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近20年来内蒙古草原生态价值多年均值为17640.60亿元/a,约为自治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8607.23亿元/a)的2.05倍,每公顷草原提供的生态价值为2.34万元/hm^(2),总体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其中,草原调节服务价值最高,多年均值6676.44亿元/a,占比53.68%;其次为草原支持服务价值,多年均值为6293.96亿元/a,占比35.13%;草原供给和文化服务价值多年均值分别为3796.27亿元/a(6.24%)和873.93亿元/a(4.95%)。从具体指标来看,防风固沙价值量最高(5858.86亿元/a和33.21%);从各地区来看,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价值最高(4701.81亿元/a和26.65%)。20年间,草原生态价值呈显著增加趋势(439.45亿元/a,P<0.05),其中以草原文化服务价值增加最为明显。本方法和案例可为量化草原生态价值提供参考范式,并有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立,推动草原侵占用等生态补偿方案的优化。

基于MSPA和MCR模型的庐山市生态网络构建

【目的】在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构建生态网络是连接破碎化斑块间的重要纽带,是保障物种迁徙交流的有效途径。【方法】以庐山市为研究对象,以GIS技术为核心,利用MSPA法对庐山市进行景观格局分析,再运用景观连通性评价法选取重要生态源地;其次采用AHP分析法结合专家打分法建立阻力因子评价体系构建阻力面,再基于MCR模型完成庐山市生态网络的构建,运用重力模型选取重要潜在生态廊道,给出生态网络的优化对策,最后应用生态网络分析法,对出生态网络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结果】1)庐山市10处重要生态源地的面积为37 946.52 hm^(2),庐山和鄱阳湖为两处大型生态源地;2)遴选出19条重要生态廊道长为297.05 km,主要分布于中部地区;3)构成生态廊道的景观三要素分别为林地、水系和耕地,廊道宽度设置为300 m;4)构建形成“两区两带三轴”的生态安全格局。【结论】研究区内中心城区及中南部地区斑块分布零碎,景观连通性差,缺少生物栖息活动的绿色空间,应大力改善两地的生态环境,生态绿廊由两地内部向外部空间延伸构建,最终绿廊绿道交织成网覆盖全域,新增3个生态核心节点和9条重要生态廊道后的网络连接指数明显提高,表明构建的庐山市生态网络可行性较强。研究结果对于庐山市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及2016—2023年动态变化分析

以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数据为基础,分析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2016年以来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水平,其中,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85.5%,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89.4%,功能区声环境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6.1%和87.0%,生态质量指数为59.6;2016—2023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其中,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上升2.4个百分点,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上升21.6个百分点,功能区声环境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上升3.9个、13.0个百分点。但各生态环境要素质量在部分区域、特定时段不容乐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空气质量总体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颗粒物和臭氧浓度偏高;个别流域仍为轻度污染,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远低于全国水平,某些流域仍存在劣Ⅴ类水质断面,化学需氧量、总磷和高锰酸盐指数是地表水中的主要超标指标;声环境1类和4a类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仍相对较低;新疆中北部和甘肃西部地区仍有部分县域生态质量为四类或五类,生态脆弱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善。随着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进入攻坚期,控制污染增量的边际成本增加,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的难度越来越大。

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变及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以廊坊市北三县为例

对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进行研究可为区域制定生态保护修复政策提供参考。通过构建遥感生态指数,对廊坊市北三县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分布格局分析评价,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北三县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以“良”和“一般”为主,整体呈下降趋势,等级“较差”面积呈快速增长趋势。建设用地变化、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和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呈现较大的异质性;生态用地变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异质性不强。城镇快速扩张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对建设用地变化和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响应最显著。大量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变是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划定城市边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提高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确保区域可持续发展。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可持续发展瓶颈及应对分析

青藏高原面积巨大,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具有生态、生产和生活的三生服务功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气候变化、人口激增、市场冲击和经营管理模式改变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青藏高原草地生产服务功能逐渐被弱化,“人-地”矛盾凸显,如何实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基于此,本文梳理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演化历史、植被演化过程及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及区域经济-资源发展模式特征,发现:1)在大的时空间尺度下,青藏高原植被演替的主控因子为气候变化和剧烈的地质变迁,在小的时空尺度下,导致相同地理和气候单元植被特征分异的原因是放牧强度的分异,而草地过度放牧的原因同家庭牧场的管理、草地生态价值的可评估性、人口与生产力发展适配度等关系密切。2)规模化放牧在青藏高原区域具有数千年历史,并形成了人-草-畜协同演化的互利共生关系,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汲取当地传统知识和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扩大草地生产的层次性,引入或研发以生产和生态效益共赢为目的的科学技术,完善和延伸草地生产产业链,完善高原生态系统生态价值评估体系,调动牧场管理者草地健康保护的主观能动性,完成草地健康监管奖惩制度,以生产力、管理和文化为调节手段提高青藏高原区域农牧业现代化和商品化程度,实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环境型鉴定技术划分生态区综合评价黄淮海青贮玉米品种

气候因子对农作物区域试验丰产性和适应性的影响较大。为准确评价青贮玉米品种在黄淮海夏播区的适应性、丰产性和稳定性,采用2002-2021年20 a的气象数据资料,依据环境型鉴定技术(ET)对2022年青贮玉米区域试验中12个试点进行生态区(ME)划分,依据品种-性状(GT)双标图和品种-产量×性状(GYT)双标图对15个参试品种的生物干重、干物质含量、倒伏率、倒折率、空秆率、小斑病、弯孢叶斑病、南方锈病、茎腐病、瘤黑粉病、生育期、株高和穗位高13个农艺性状以及全株淀粉含量、中性洗涤纤维含量、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和粗蛋白质含量4个品质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加性主效应和积性互作效应(AMMI)方差分析被测的13个农艺性状中基因型效应和环境效应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P<0.01),除穗位高外其余性状基因型与环境互作效应也达到了极显著水平。6个省份的12个试点被划分为4个生态区,不同生态区间气象因子呈较大的变化趋势。生物干重与株高、穗位高呈极显著正相关,而与倒伏率、倒折率呈极显著负相关。GYT双标图与生态区结合,可以鉴别出不同生态区的优势品种。参试品种中渝单805在划定的4个生态区中均表现出丰产性突出、稳定性较好的特征,属于丰产稳产型品种。皖农科青贮8号、成单3601、正大511和衡玉1996等品种在ME2、ME3和ME4中丰产性和稳定性较好。安科青2号和KNX2202等品种在ME1和ME4中丰产性较差,金诚6在ME2和ME3中丰产性和稳定性均较差。基于环境型鉴定技术划分生态区和GYT双标图相结合评价青贮玉米品种的丰产性、稳定性和适应性,可以实现品种推广的精细定位。

长江下游干流沉积物重金属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研究目的】长江下游干流沿岸分布众多取水口,为保障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健康,亟需了解近岸沉积物中重金属相关现状。【研究方法】调查过程中自上而下分左右岸共采集沉积物样品85组,利用描述统计分析重金属含量特征,综合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探讨重金属来源,采用地累积指数法、污染负荷法分析重金属污染程度,并评估其潜在生态风险。【研究结果】平均含量由高至低为Zn>Cr>Cu>Ni>Pb>As>Cd;上游至下游,Cu、Zn、Cr、Ni呈小幅波动增加趋势,As、Pb呈小幅波动下降趋势,Cd呈较大波动下降趋势;Cd的污染程度最重,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1~4级污染分别占比1.18%、1.18%、18.82%和34.12%,Cr和Ni为无污染,主要是工业生产源和地球化学自然源;中等污染程度(1≤PLI_(point)<2)的样点占比34.18%,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为19.48~388.62,轻微潜在生态风险、中等潜在生态风险、强潜在生态风险和极强潜在生态风险占比分别为38.82%、42.35%、17.65%和1.18%。【结论】长江下游干流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较低,流域整体处于轻微—中等风险的无污染状态(PLI_(area)<1),右岸重金属平均含量、污染程度和潜在生态风险均普遍高于左岸。

从“媒体出圈”到“价值共创”:非传统旅游城市目的地品牌生态圈塑造研究

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催生了“网红打卡”式新兴旅游方式,带火了一批“网红城市”。对于知名度低、传统旅游吸引物匮乏的非传统旅游城市来说,媒体“出圈”容易,却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目的地品牌形象。基于品牌生态圈理论,通过梳理“淄博烧烤”现象的关键事件,探索从单一网红要素到目的地品牌生态圈塑造的经验模式。研究发现,非传统旅游城市品牌生态圈塑造分四个阶段:聚焦“有效治理”的品牌生态圈前期阶段、聚焦“核心IP打造”的品牌核心圈塑造阶段、聚焦“价值共创”的品牌生态圈初步形成阶段和聚焦“适应性演化能力”的城市品牌生态圈可持续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分别受市场契合性、感官真实性、互动参与性、多主体联动性和情感体验性因素驱动。本研究为非传统旅游城市打造从媒体出圈到目的地品牌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及参考。

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图景

生态文明教育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是促使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大致经历了萌芽、探索、调整和深化等发展阶段,在演进逻辑上彰显出推动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选择、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现实需要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等特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砥砺生态文明教育新征程;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时代使命,赓续生态文明教育新篇章;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筑生态文明教育新格局;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发展方向,提升生态文明教育新境界。并通过健全生态文明教育法律法规、完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建设、加快生态文明教育数字建设、参与生态文明教育全球治理等路径推动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论露天矿区近自然生态修复

露天矿区生态修复面临着重建生态系统自维持力低、维持成本高,尤其是修复后“采矿痕迹”明显等问题,亟待协调好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的关系,升级发展传统生态修复模式,促进露天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长期的理论方法研究和应用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①提出了露天矿区近自然生态修复的必要性及其理论内涵与技术框架。近自然矿山生态修复是参照本地自然地貌、水文、土壤、植被、景观及其演变规律,使修复后的矿业斑块达到与周边自然生态系统近似的结构与功能状态,并与周边自然地貌、水系、景观相融合的修复模式,是对传统生态修复模式的升级,逼近“采矿无痕”是其追求的理想状态。②近自然生态修复是露天矿生态化设计的重要构成,其技术环节主要包括,参照生态系统学习、近自然地貌重塑、水文衔接与调控、矿山活土层重构、植被重建与多样性重组等。参照生态系统学习为后续各个修复环节提供修复目标与参数。近自然地貌重塑是近自然生态修复的核心与基础,包括内排土场全生命周期近自然地貌重塑、外排土场近自然地貌重塑、邻近自然问题地貌协同重塑等。水文衔接与调控要解决河道沟道的优化布局、矿区上下游水系的衔接、以蓄代排径流调控等。矿山活土层重构包括矿山土物理结构重组、微生物和养分循环过程重构等内容;植被重建与多样性重组包括近自然的植物群落与多样性配置,以及近自然的植株空间布局等。③实践分析表明,露天矿近自然生态修复有助于减少土壤侵蚀,提高地貌稳定性,增强重建生态系统的自维持能力,有利于实现露天矿区“采矿无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耦合水文情势及鱼类繁殖的江垭水库生态调度需求研究

为了修复河流水文情势、维持河流生态系统健康,通过环境DNA采样、IHA水文指标变动分析和文献资料总结等方法,开展了江垭水库坝下水文情势及鱼类繁殖需求关系研究,提出了水库生态调度需求与建议。结果显示,2021年9月在溇水干支流综合调查获得鱼类55种,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流水性种类在干流江段显著减少了51.35%;按照生态调度优先等级评估原则,确定江垭水库生态调度的主要目标物种为产漂流性卵的银鲴(Xenocypris argentea)、银鮈(Squalidus argentatus)、贝氏䱗(Hemiculter bleekeri)和产粘沉性卵的鲤(Cyprinus carpio)、鲫(Carassius auratus);江垭建坝前后下游水文情势变化较大,发生高度改变且对鱼类洄游产卵及鱼卵发育有重要作用的水文指标包括年最大1日、3日平均流量指标、年出现高流量脉冲事件的次数和持续时间以及连续日流量上涨率。研究表明,以促进坝下不同产卵类型的鱼类繁殖为目标,生态调度需要一定的高流量脉冲次数和历时,还需要控制下游水位的日降幅,通过泄放合理的生态流量来维持下游鱼类的生物多样性。

小流域生态-岩土协同减灾原理与方法初探

随着全球变暖,极端降雨事件增多,导致山区小流域灾害频发,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小流域防灾减灾形式多样,其中生态工程措施与岩土工程措施相结合协同减灾的方式,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两种措施在不同时间段的减灾作用,而且能够增加整体减灾功效。目前,受限于生态工程措施与岩土工程措施协同减灾原理不明,评估方法缺乏,导致二者无法有机结合并开展综合减灾效益评估。本文在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山区小流域生态-岩土措施协同减灾的原理,即利用生态工程与岩土工程协作,通过坡面防护和沟道调控,形成稳定阶梯-深潭结构的生态工程-岩土工程措施协同减灾原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和最优化原理,给出基于能量消减的小流域生态工程-岩土工程协同减灾功效的定量化评价方法,为规划、设计、物种选择以及生态工程与岩土工程对策的结合提供依据。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探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是国家公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构建了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特征并划分类别,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例,探究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与机制,建立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整体。(2)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具有生物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政策依赖性、利益平衡性等特征,识别与分类生态产品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总体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并由政府主导、社区主导、市场主导与多主体复合型路径组成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系完成价值实现。(4)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生态保护机制、经济发展机制、社区进步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四部分构成,服务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社区振兴三个目标。(5)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旅游发展为实现路径、社区振兴为核心目标,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并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以协调处理神农架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内的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综上所述,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并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的共生模式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将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加全面与有效的路径与模式。

生态文明视域下自然文化育人体系建设探索与实践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文明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加快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科学自然观、系统发展观和正确价值观的塑造上,对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起步较晚,虽已取得诸多成果,但仍然存在高校层面重视度不够、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不系统、课程设置和教材不够完善、教育形式不够丰富等一系列问题。“立足地学、着眼生态、尊重自然、厚植文化”,自然文化教育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应时代之所需主动求变、谋自身之发展主动应变而进行的创新人才培养探索,是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实践,对进一步丰富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实现路径之一,为县域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使乡村在追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过程中,有效落实乡村绿色发展理念、有效解决乡村突出环境问题、有效监管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有效提升乡村生态系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