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生态考核指标: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数量

长江是复杂的生态系统,但是随着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尤其是人类扰动所致的变化,长江中的几种极其重要的大型物种先后因此而走向“灭绝”,或“极可能灭绝”,或“极度濒危”,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以现存于长江中的大型物种的生存状况为核心,建立一项新的生态考核指标,以综合表征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为“十年禁捕”和《长江保护法》的顺利实施提供科技支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湖,是长江中极可能仅存的大型水生哺乳动物,多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已成为长江“明星”物种。长江江豚种群分布和数量的变化与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的变化密切相关,具有综合表征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变化的基本属性。在复杂的水下声环境中,长江江豚的声纳信号具有独特的时频特征,具有较强的可监测性和可量化特征,并且已被广泛应用于长江江豚的被动声学监测、实时识别和群体估算。同时,在自然水域对长江江豚进行被动声学监测是一项方便和高效的工作。在沿江和沿湖设置一些样地水域,布置水下声学仪器,开展长期被动声学监测,不但可以掌握长江江豚的分布规律、群体规模及其变化,而且可以为定量分析样地水域生态环境质量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丰度提供可信的依据,继而可以为定量评价所监测水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扰动提供长期数据支撑。因此,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可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考核指标,用于定量评价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并用于考核相关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和实际的保护效果。

问水哪得清如许——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考核邓州纪实

县域生态考核是守护重点生态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其中涌现了许多考核的典型。河南省邓州市作为水源涵养方面的被考核地区之一,在考核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仍旧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未来的考核工作中一一解决。

用考核机制守护长白生态屏障安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考核吉林模式

为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法》。通过实地考察,汇总了县域生态考核省份吉林省汪清县等地实施县域生态考核的具体做法、环境现状,以及县域生态考核对于该地区的影响和未来工作开展方向。

《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印发实施 构建“三水统筹”治理新格局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评分细则》),明确2022—2024年在长江流域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生态考核试点,为2025年在长江流域正式开展水生态考核奠定坚实基础。

土地功能调控与生态政绩考核研究——以华阳河湖群地区为例

科学的政绩观、土地功能的优化调控,是协调资源保护与利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华阳河湖群地区为例,基于遥感解译、GIS和"三生"土地分类法、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法和重心转移法探索了县域以下尺度主体功能区土地功能调控和生态政绩考核方法。结果表明:1)1990—2010年华阳河湖群地区生态用地比例减少,生活用地稳定,生产用地增加;2)由重心模型得到各类用地空间变化情况,滩涂地重心向下仓镇移动;3)限制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生态用地比例符合区域功能定位;4)基于乡镇尺度主体功能区的结构和三生用地分布及其比例关系,确立了各乡镇生态政绩考核标准和生态补偿方案,建立了生态政绩考核体系。基于三生用地分类的土地功能调控以及生态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具有数据便于得到、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为县域以下尺度主体功能区划的落实提供了一种途径,也尝试对"协调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矛盾"的理论思路和实践途径进行了探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业务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的业务流程以及县级、省级和国家三个层次的应用需求,基于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及空间数据库技术,研发了由县级数据填报、省级数据审核和国家数据综合管理与评价三套软件,构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业务系统,并成功应用于2013年、2014年的考核工作中,极大提高了该项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同时形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生态环境数据库,为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生态政绩考核问题的经济伦理语境新思考

作为生态文明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政绩考核一直以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我国现有的生态政绩评价体系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官员的业绩,其中,政府义利观的滞后是影响生态政绩考核效果的重要因素。所以,只有从思想上统一经济伦理认识,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运行机制和科学手段,才能不断推进生态政绩考核工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看陕西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考核工作,就陕西省环境监测体系涉及的体制改革、管理创新、能力提高、经费保障等问题进行探讨。

环境遥感技术在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中的应用

本文对环境遥感监测中的卫星遥感技术及无人机遥感技术进行了介绍,总结了这两种遥感监测形式在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中的应用,并指出其在考核工作中前景可期。

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探索

湖南省以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为契机,切实统一地方政府部门认识,建立健全统计考核监测体系,严格数据审核,全省考核组织工作不断加强,环境监管能力显著提升,数据报告质量逐年提高,有力推动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试论完善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考核机制的建议

水资源是生产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资源类型,是人类生存的命脉,也是生物系统循环"营养剂"。但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粗放型经济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性影响,也包括地表水资源系统的紊乱。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推动下,我国政府积极作为,以生态补偿考核机制为切入点,对我国的地表水水质生态进行了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以山西省晋中市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其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考核机制的实践情况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我国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进步。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中体制机制改革项目评分方法研究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重要工作,改革项目评分方法是定量评估改革成效和考核的基础.本文在梳理体制机制改革评价方法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评分指标、评分方法和考核方式.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能否破解利益悖论?--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视角的中国经验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我国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生态功能区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滞后、产业结构水平低、科技力量薄弱、开发资金短缺等问题,导致区域可利用资源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为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生态功能区应基于本地特色建立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系统,提高环境保护力度,推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从而加强技术创新,构建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战略。

赣州高职院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研究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有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生态环保意识进而树立起良好的生态世界观。如今,赣州多所高等职业院校在生态文明教育上硕果累累。然而,通过多次对高校的调查研究,赣州高职院校在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部分教师对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解片面、生态文明教育方式不够多元、缺乏科学的生态考核评价方式等问题。对此,必须采取增强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修养观;组织更多生态实践活动,强化学生生态参与意识;严明奖惩,完善生态考评制度建设等举措。

国家生态环境监测“十四五”展望

“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改革持续深入,生态环境治理将向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转变,这对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本文从网络建设、体制机制、服务效能等方面,对生态环境监测所取得的进展与成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国家生态环境监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针对支撑评价排名、服务精准治污、有序衔接新职能、建设大数据平台、强化数据应用、深化综合评价、理顺体制机制、推动产学研用、提升基础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相关建议。

国家重点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的县域对比分析

国家财政部于2009年印发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办法》,中央财政开始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补偿,截止到2020年国家已累计下达转移支付资金6035.5亿元。评估国家重点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成效对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域为调查和评估对象,基于多期遥感解译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数据,对正式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格局及其变化进行了评估,并对是否接受财政转移支付县域生态系统格局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状况整体好转,2011—2019年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3.85%,生态质量整体上好转主要与水域增加有关。享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后各县域生态质量改善明显,从2011—2016年的空间横向比较来看,享受财政转移支付县域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2.28%,未享受县域为-3.36%;从2011—2019年的时间纵向比较来看,享受财政转移支付前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3.35%,而享受后为1.70%。然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为活动干扰仍然较为强烈,研究时段内城乡、工矿和居民用地增加了14.2%,林草等生态空间却有所减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管控目标并未得到切实落实。在十四五期间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土空间规划与管控、有效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以及科学制订生态保护与恢复决策都是国家重点功能区县域生态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力实施生态建设 构建秦巴山区生态屏障

万源市是四川省42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自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以来,通过生态转移资金的投入,全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但同时,作为限制开发区,其自身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为此,提出了今后工作的建议。

新时代政府生态职能转变和创新优化路径

探析新时代下地方政府生态职能履职面临的问题及其转变和创新优化路径至关重要。地方政府生态职能履职面临的问题主要为:环境健康与生态安全面临多重挑战;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多重软肋;政府职能机构职权分工和生态职能履职行为面临多重瓶颈;公众参与政府环境生态决策依旧举步维艰。地方政府生态职能转变和创新优化路径主要为: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内涵和履职模式,特别是执行绿色社会发展观,建立服务型、诚信型、民主型、公正型和法治型新时代生态型地方政府;构建高效、科学、和谐和绿色的环境生态行政和决策管理体系,以实现社会各方面协调和谐、整体推进和全面发展;提升政府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环境生态行政素养,特别是环境生态建设与道德自律性、环境责任本位理念和环境行政理念;强化政府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环境生态绩效综合考核,特别是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政府生态绩效考核制度,并完善执法监督监管和健全责任追究及考核。为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其生态职能进行精准行政决策管理和有效履职监管部署,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以及行之有效的执行基础和实践指南。

浅析基层生态环境保护监管难点问题及创新建议——杭州市富阳区强化乡镇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的经验与启示

乡镇(街道)位于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环保责任落地的关键。由于环境监管能力的限制,乡镇地区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而且随着城市环境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近年出现一些在城市不允许投产的污染项目向农村转移的现象。本文通过对杭州市富阳区加强乡镇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主要做法的分析,总结出其创新点和经验启示,并最终给出强化基层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的对策建议,为将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触角真正延伸到基层,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提供了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