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三位一体”机制构建及实现对策研究

在草原牧区生态脆弱性与生计脆弱性双重约束背景下,因地制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激励相容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明晰政策相关利益主体、厘清政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补奖方式—监督管理—横向补偿”于一体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三位一体”补偿机制,形成联动补奖标准、金融信贷和社会保障的多元化补奖方式,协同人工监管与技术监管,拓宽补偿主体和补偿路径,从优化补奖标准与发放形式、完善牧区金融信贷服务体系、配套牧区社会保障政策、加强政策监管力度、建立市场化横向补偿路径等方面设计了相应的实现对策。

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影响与政策可信度

基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304份牧户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探究草原生态补奖对牧户收入水平的影响,进一步运用有序Probit回归分析牧户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草原生态补奖能够促进牧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不同收入水平牧户的增收效果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草原生态补奖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牧户影响显著,对高收入牧户影响不显著。(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和收入变化对政策可信度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情况中,补偿标准和草原保护功能对牧户政策可信度的提高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政策监督实施情况和信息公开情况并未发挥显著作用。综合以上,在未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针对不同收入牧户分类制定政策内容,加强政策实施监管力度和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保障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高效稳定地长期实施和深入推进。

替代性生计提高生态补偿有效性的效果与机理——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

生态补偿有效性不足,资源约束下的生计受限是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从替代性生计视角探讨生态补偿有效性提升,可为生态补偿和生计关系的不一致观点提供调和思路,也有助于促进生态补偿深化改革。本研究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利用甘肃和青海两年追踪调查数据,基于牧户禁牧行为实验,采用区间数据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从非牧就业和就业培训视角,检验牧户过去6年的替代性生计特征和村级过去4年的替代性生计措施对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揭示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的提升作用。结果发现: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是降低其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优化补奖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但只有高收益、高稳定性的高技能非牧就业才能发挥有效作用;村级提供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降低牧户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提升补奖政策有效性,但该作用需持续3~4年的累积才能显现。因此,生态补偿改革应充分重视受偿主体的替代性生计转型和发展问题。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维持草地生态功能,保障畜产品的高效保质产出,促进牧民增收及推动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并提出对策建议。

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响应

【目的】通过2011年、2016和2021年草原植物的调查研究,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揭示植物群落特征动态变化规律。【方法】以新疆巴里坤县温性荒漠草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法和数学分析法进行系统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植物群落平均高度、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整体呈现升高的趋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加固温性荒漠草原主要植物群落优势地位更加明显;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结构并未达到稳定状态,仍然处于变化之中。【结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原植物群落正向演替起到了积极作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未使西北干旱内陆地区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达到顶级群落。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成效与完善建议

从政策管理的角度,梳理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在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农牧民收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总结出当前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草牧业产业发展落后、监管和技术队伍薄弱等问题,提出了提高补奖标准、重新核定补奖区域和面积、继续安排绩效考核奖励资金、加大草牧业扶持力度、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构建多部门联动机制等政策建议,对于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助推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模型的跨区域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牧业盟市为例

草原生态补偿的关键在于界定生态服务的上游供给方和下游受益方,并根据各区域提供的生态服务量建立差异性补偿标准,以提高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果。文章基于内蒙古自治区10个牧业盟市2010-2020年统计数据,采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测算内蒙古各区域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草原生态外溢价值,再以草原生态外溢价值为依据,对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补奖财政资金在不同牧业盟市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构建跨区域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近10年来草原生态服务价值和草原生态外溢价值稳居前4位的盟市分别为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平均每年生态外溢价值依次为7.69×10^(24)太阳能焦耳、3.92×10^(24)太阳能焦耳、2.54×10^(24)太阳能焦耳和2.20×10^(24)太阳能焦耳,其他盟市的草原生态外溢价值的排名不断波动;(2)内蒙古东部地区呼伦贝尔市、中部地区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市以及西部地区鄂尔多斯市长期处于补偿赤字状态,两轮补偿资金总赤字分别为11.33亿元、4.75亿元、2.48亿元和5.24亿元;而东部地区通辽市和赤峰市以及西部地区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长期处于补偿盈余状态,两轮补偿资金总盈余分别为2.99亿元、3.93亿元、1.84亿元和7.27亿元。文章提出在新一轮补偿标准设定时,应适当降低补偿盈余地区的补偿资金,向补偿赤字地区转移,进一步提升赤字地区的补偿标准。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服务价值供给量建立区域差异性生态补偿标准,不仅能够有效规避生态补偿标准“一刀切”问题,还可以有效提升补偿资金使用效率及政策激励效果。

乌梁素海生态补水量研究

【目的】分析乌梁素海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确定恢复乌梁素海生态环境的生态补水量。【方法】在分析乌梁素海生态环境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应用功能法,依据湖泊蒸发量、渗漏量以及污染物控制需水量,推求了乌梁素海最小生态需水量,根据湖泊水量平衡原理,对乌梁素海的生态补水量进行了计算。【结果】在确定的乌梁素海排水量及排放污染物情况下,使COD达到Ⅳ类和Ⅴ类水标准的最小生态需水量分别为36.31和17.41亿m3,相应的生态补水量分别为30.87和11.97亿m3;使氨氮达到Ⅳ类和Ⅴ类水标准的最小生态需水量分别为28.1和13.31亿m3,生态补水量分别为22.66和7.87亿m3。【结论】恢复乌梁素海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水资源,需根据湖泊容积和修复计划分年度补水。

草原生态补奖制度背景下的四川藏区牲畜暖棚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为了解"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机制"实施的实际效果和存在问题,笔者参与农业部委托的专项调研组,调研牧区群众普遍关心的"牲畜暖棚"建设情况.本文介绍了四川藏区牲畜暖棚建设兴起的政策背景——草原生态补奖制度的实施,并通过实地调研归纳了四川藏区暖棚建设现状的基本特点,分析了暖棚设计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暖棚建设的基本政策原则和具体设计策略.

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与评价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利用青海省牧区455牧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对政策评价影响。研究表明:(1)政策内容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内容认知提高1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高0.21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高0.175个单位。(2)政策执行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执行认知提升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升0.283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升0.18个单位。因此,应加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宣传,规范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程序,提升政策执行中的公平性与透明性,以此调动牧户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甘肃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研究

在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的背景下,如何权衡牧民禁牧减畜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提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是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期(2011-2015年)已结束,第二期(2016-2020年)已经开始,评估牧民对第一期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完善第二期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甘南、肃南和天祝500户牧户为调查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选取牧民社会经济特征、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3个潜变量,构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牧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奖额度越高,其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也越高。牧民生活与放牧地区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从侧面反映该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情况。因此,本研究从完善牧区教育机制,强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配套措施建设,鼓励牧民对草场进行科学管理等方面提出增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建议。

草原生态补奖对贫困农牧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农牧交错区355份农牧户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补奖收入对贫困农牧户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以检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助力农牧交错区脱贫攻坚的有效性。研究得出:(1)补奖收入对促进贫困农牧户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户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户的贫困程度,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2)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来实现;(3)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抑制贫困农牧户返贫。基于此,农牧交错区在推行草原生态补奖的同时,应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牧业产业发展”的生态扶贫模式,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当地的牧业资源禀赋优势,从而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

退牧还草生态补奖对农户行为影响及其政策效果评价研究评述——基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视角

北方农牧交错带位于我国西北内陆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新一轮退牧还草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也被视为打赢扶贫攻坚战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实后盾。退牧还草生态补奖机制是一个"政策实施—农户行为传导—政策目标实现"的完整实现过程。为了加强对退牧还草生态补奖政策效果的跟踪评估,本文基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农户行为影响、政策效果评价等不同角度,在归纳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方法的基础上,指出针对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退牧还草生态补奖评价研究建议及其意义。

基于MIKE11的浑河沈抚段非汛期闸坝分区生态补水量研究

针对高度受控河流——浑河沈抚段非汛期水质差生态需水量不足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研究了非汛期浑河沈抚段闸坝分区生态补水量。采用MIKE11水动力模型对抚顺二站和沈阳三站两个水文站2014年9—12月的实测流量、水位进行模型率定;采用2015年1—4月的实测流量、水位对模型进行验证,在保证模型精准度的基础上模拟研究区域13个断面的水文情况。根据1964—2014年的水文数据,采用月保证率及Tennant法综合计算生态环境需水量。为避免上下游水量重复问题,真实反映各区段生态环境需水量差异,采用一种全新的以闸坝为分区节点的方式计算了12个区段的分区生态环境需水量。通过上下游整合计算方法计算生态环境补水量,通过调控大伙房水库泄水量在改善水质的同时满足生态环境需水量。经计算,浑河沈抚段非汛期大部分区段处于生态需水量缺少状态,12个区段的分区生态环境需水量为4.65×108m3。采用大伙房水库增泄水量的方式来改善研究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情况,经计算大伙房水库补水量为2.15×108m3;最小日增泄流量出现在12月,为6.17 m3/s;最大日增泄流量出现在4月,为27.39 m3/s。

江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矿产资源开发对江西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矿产资源开发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因而，调整生态损害与保护的关系，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本文在介绍江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矿产资源生态补尝机制的相关对策：制定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定价机制、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尝的资金保障机制、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约束机制、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补救性生态补偿机制等。

对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的体会和建议——以西藏自治区八宿县为例

自2011年启动以来,草原生态补奖工作在西藏自治区已经得到全面落实和实施。本文简要介绍了草原生态补奖的背景及其意义,阐述了昌都地区八宿县以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和生产性补贴为主要内容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结合自身工作体会,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改进工作的具体对策。

通往管制之路——草原生态补奖项目中的地方政府与牧民间的互动

基于相关文献的报告,在执行禁牧与草畜平衡项目、落实"减畜"目标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存在或存在过较为普遍的违规放牧或"偷牧"现象。本文认为,在相关的案例中,经过不同程度强化的草原监理队伍并未担负起相应的职责,这与其所处的冲突性的执法环境有关,更是相关政策设计内在缺陷的结果。由于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农牧业补贴、边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等经济政治属性,这种补贴暂时不会因为禁牧方面的绩效损失而被取消。但是,随着我国环境政治的逐步高扬,地方政府可能会迫于中央政府或外界的压力,强化对草原生态补奖项目区域内放牧行为的行政管制。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养殖效率的影响研究——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为例

为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原畜牧业养殖效率的影响,采用地方工作人员参与性评估问卷调查法与Malmquist指数分析法,选取实际放牧草场面积、饲草料投入,劳动力投入、固定生产资本指数与基础母畜数为投入指标、家庭牧业经营年收入为产出指标,以禁牧时长的不同分类对比分析了鄂尔多斯地区养殖户在政策全面推行前后养殖效率的变化,类内个体养殖效率分析时在产出指标中包含了政策补贴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评价政策补贴是否有效。结果表明:禁牧时长的不同带来投入要素及生产模式的变化差异,进而导致规模效率变化的异质性,虽然养殖牧户规模效率没有显著下降,但由于技术进步的大幅降低而导致研究区域畜牧业生产率指数普遍下降,且草原生态补奖金投入并没有完全修正养殖效率的下降问题。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收入影响及补奖标准评价--基于祁连山北麓肃南县调研数据的研究

草原生态补奖标准关系到补奖对象的切身利益,影响牧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是政策能否顺利实施的决定性因素.基于2019年对肃南县主要牧业乡镇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首先分析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收入的影响,其次运用机会成本法和条件价值法估算草原生态补奖标准.计算结果显示禁牧牧户、草畜平衡牧户、既有禁牧也有草畜平衡草场的混合型牧户的收入均下降,禁牧牧户收入下降最多,混合型牧户收入下降最少,草畜平衡牧户居中.运用机会成本法估算的禁牧补奖标准为40.49元/亩,草畜平衡补奖标准为12.57元/亩.运用条件价值法估算牧户禁牧期望受偿意愿为42.11元/亩,草畜平衡期望受偿意愿为14.41元/亩.结果表明肃南县现行补奖标准偏低,既低于牧户损失的机会成本,也低于牧户心理期望受偿意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