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优先级机制研究及应用——基于碳汇总量与变化量视角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对于提高森林建设者积极性、促进森林生态效益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中依然存在仅以森林面积为补偿依据导致激励错位的问题。基于此,结合国家“双碳”目标,提出一种基于碳汇总量与变化量双向视角的综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优先级机制,选取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秦巴山区为案例,分别从森林碳汇总量与变化量视角量化各区县生态补偿优先级,并构建二者结合的综合优先级模型,以促进在生态补偿实践中的资金分配公平性与激励性。研究发现,(1)在研究期内大多区县森林碳汇总量增长,但存在个别区县森林碳汇功能降低的现象,具体原因存在差异;(2)碳汇总量优先级与碳汇变化量优先级清单存在差异。总量优先级高的区县,变化量优先级较低,因此,生态补偿应综合考虑各区县森林碳汇在两个维度的表现;(3)综合优先级排名结果呈现“高值-中值-低值”的不同区间特征,该补偿机制在综合优先级高值区激励区县扩建森林、新增森林碳汇,在中值区激励区县保育森林,在低值区鼓励区县结合森林现状从扩建与保育两个方向提升森林碳汇功能。以森林碳汇保育与增汇成果为导向,有效探索碳汇功能在生态补偿中的实践价值,为我国区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的公平性与科学性提供研究基础。

基于修正碳账户的京津冀县域生态补偿量化及优先级分区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补偿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重要经济区,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碳排放,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与生态环境建设,基于修正碳账户,选择模型构建法、空间相关性分析与重心迁移等手段,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对京津冀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标准量化和优先级分区研究。结果表明:(1)修正前的京津冀地区碳账户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趋势,而修正后的碳账户由于兼顾了区域间本地差异,空间分布更加均匀;(2)生态补偿额度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于北京周边、石家庄周边以及邯郸⁃邢台一带,生态补偿额度低⁃低聚集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地区北部县域;(3)京津冀生态补偿额度重心在115°45′─116°2′E,38°10′─38°20′N(献县和饶阳县)范围内移动,整体呈现由东北向西南变化的趋势;(4)2007年到2017年生态补偿支付区前五名(大厂回族自治县、柏乡县、新河县、海兴县、任县)和受偿区前五名(尚义县、阜平县、沽源县、康保县、赤城县)基本保持稳定。研究结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制定相应减排固碳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实现双碳目标有促进作用。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的南山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策略

科学测算适配的生态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是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一环。基于南山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变化,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修正模型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ArcGIS方法刻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演变的空间差异,最后综合测算区域内各县生态补偿优先级,设计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来看,南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但十年前到现在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占总价值比例的98%;(2)从空间演变来看,南山公家公园所辖各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高值到低值依次为:城步县、绥宁县、新宁县、东安县;(3)各县生态补偿优先级为:绥宁县、城步县、新宁县、东安县;南山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总额度为4.80亿元,从高到低依次为城步县、绥宁县、新宁县、东安县。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标准与策略优化

研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标准与策略优化,是解决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2010—2020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数据,首先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修正模型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继而运用生态补偿优先级、生态补偿额度模型分析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优先级、生态补偿标准,最后探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10年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递减趋势,由2010年的2157.32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2192.76亿元,后在2020年下降至2151.97亿元。(2)研究时段内,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的生态补偿额度整体上呈现出递减趋势且空间差异较大,其中安化县需求强度系数最大,武陵区和岳阳楼区需求强度系数最小。(3)从补偿策略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西部、南部与东部的石门县、安化县、岳阳县等生态补偿额度与生态补偿优先级较高的县(市、区)需优先进行生态补偿与政策倾斜,同时应明确生态补偿重点与深化生态补偿模式改革。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优先区域的空间识别: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在水土保持领域的具体实践,是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重要举措。为有效识别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费支付的优先区域,优化专项资金使用,选取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对象,运用InVEST模型,结合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对水土保持价值进行评估;根据水土保持价值、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综合状况,从县(市、区)角度划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空间区域。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水土保持价值高达641.9887亿元,其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表现为东西部价值高,中部低;(2)以生态补偿优先级划分的1级和2级区多属于生态输出与经济受损区,而3级区则属于生态消费和经济受益区;(3)在生态补偿优先级基础上考虑生态系统脆弱性,可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划分为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一般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优先补偿区和次级补偿区是生态补偿的主要区域,应把有限的补偿资金优先或更多地分配到上述区域,这对提高区域水土保持服务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防治水土流失有重要意义。

基于水供给服务流的滇池流域生态补偿区域划分与标准测算研究

水供给服务流对流域的水循环和水量平衡,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流动性和空间异质性,水供给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往往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而生态补偿是协调相关利益主体、实现流域内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以滇池流域为例,基于流域2020年土地覆被、气象观测和统计年鉴等数据,采用供需平衡模型计算滇池流域产水量和需水量,利用水供给服务价值量模型计算滇池流域生态补偿额度,采用生态补偿优先级法确定优先受偿区域。结果表示:① 滇池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区,为五华区、盘龙区、呈贡区和官渡区;生态补偿的受偿区,为西山区、晋宁县和嵩明县。② 根据生态补偿优先级的排序,五华区应当率先支付,其次为官渡区、呈贡区和盘龙区;嵩明县应当最先受到补偿,其次为晋宁县、西山区。③ 滇池流域生态补偿总额度为2.47亿元,其中水供给服务每公顷应受偿/支付4535元。

基于多元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滇西北地区土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科学地确定补偿标准是落实生态补偿的前提,对解决受偿地区的生态经济问题,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公平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滇西北区域为例,采用固碳释氧模型、水土流失方程、水量平衡方程等方法评估了该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生态补偿计量模型测算生态补偿额度,从而确定了该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和生态补偿优先级。结果表明:2020年滇西北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高达920.12亿元,为同年GDP总量的1.93倍,实施生态补偿极为迫切;核算得出2020年的生态补偿标准为95.94亿元,落实生态补偿将有力促进当地发展;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和福贡县2个区域是典型的生态输出地,应优先得到补偿。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的基于单位价值当量的补偿模式相比,量化了不同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以期为今后滇西北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及补偿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以山东省为例

区域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机制,但区域补偿的依据一直存在争议。综合考虑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生态补偿优先级(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作为区域间补偿的重要依据。对山东省不同生态区和不同县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进行了计算,从生态区、市和县3个空间尺度分析了山东省开展区域生态补偿的优先领域和补偿机制。结果表明:山东省生态区中处于西部地区的鲁西南平原湖区生态区应优先获得补偿,偏东部的鲁东丘陵生态区和鲁中南山地丘陵生态区应优先支付补偿;在山东省17地级市中菏泽市应优先获得补偿;对青岛、济南、菏泽和东营4个典型市中的各县区进行生态补偿优先级核算,4个城市中补偿优先级最低的均为市区,说明市区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输入和受益地区,而周围县市的补偿优先级较高,是"生态输出"地区,应该得到区域生态补偿,其中东营河口区补偿优先级最高,为典型的高"生态输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应优先享受区域生态补偿。本研究提出的生态补偿优先级为开展区域生态补偿提供了较为简单可靠的指标,可为山东或其他地区的区域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

澧水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补偿策略

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澧水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分析了2001—2013年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的变化情况,并构建灰色模型对2016—2025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预测,同时综合考虑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对不同区域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了量化.结果表明:12001—2013年,澧水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2001年的313.70×108元降至2013年的313.32×108元;GM(1,1)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25年澧水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降至311.22×108元.2澧水流域8个县(市/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存在较大差异,澧水上游(桑植县)和中游(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石门县)为整个澧水流域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服务,属于"生态输出"地区,应该优先得到生态补偿;而下游(澧县、临澧县、津市市)的生态优先级较小,属于"生态消费"地区,应当率先进行生态支付.研究结果有利于制订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助于当地政府研究制订比较完整的生态补偿政策决策.

赣西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补偿策略

生态补偿是解决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一项重要措施。基于土地利用变化,采用当量因子计算方法,对赣西地区2002—2016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综合考虑区域自然、经济发展水平,测算了区域内各县(市、区)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额度,探讨了区域生态补偿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赣西地区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占总价值比例的80.39%,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气体调节等是生态系统内的主要服务类型,三者占到总比例的51.18%,但从整个区域来看,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系统各单项服务价值均呈不同程度降低趋势。从县域单元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较低的分别是渝水区、樟树市、丰城市和高安市;相对较高的主要分布在铜鼓县、宜丰县、奉新县和靖安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率最高的是安源区、袁州区和渝水区。(2)赣西地区理论生态补偿总额度为3.9262亿元,占总GDP的0.13%,林地生态系统的补偿额为3.1820亿元,占总补偿的81.04%。从县域单元看,铜鼓、靖安和宜丰县为优先补偿顺序的前三位,补偿额度分别为0.9622,0.6822和0.4735亿元,占总补偿额度的53.94%,处于后三位的分别是安源区、樟树市和上高县,占总补偿额度的1.66%。测算出的补偿顺序与理论补偿额度,与县区统计数据资料部分印证,这表明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补偿资金占GDP值比重低,对地方财政压力小,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广州市生态补偿研究

论文基于修正后的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方法对广州市2015年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核算,并依据核算结果界定了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分析并探讨了广州市各辖区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受偿系数及生态补偿优先状况。结果表明:2015年广州市生态服务总价值为318.288亿元;其市辖区生态服务价值由高到低依次为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南沙区>白云区>番禺区>黄浦区>天河区>海珠区>荔湾区>越秀区;越秀区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系数最高而纵向生态补偿财政转移受偿系数最低,从化区横向和纵向生态补偿财政转移受偿系数均最高;生态补偿优先级较高的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和南沙区为"生态服务输出"区域,应当优先得到生态补偿,而生态补偿优先级较低的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等"生态服务消费"区域应当优先开展生态补偿支付工作。

京津冀地区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对京津冀地区生态区和各市级行政单元2个空间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额度进行测算,以期为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生态区中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区,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较高,市级行政单元中承德市和张家口市生态补偿优先级较高,应急需优先获得生态补偿。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环京津地区生态补偿研究

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生态亚区空间尺度,将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划分为7个生态亚区,应用生态补偿优先级模型,对环京津地区73个县(市)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进行了计算,并从环京津地区整体、生态亚区、县(市)3个空间尺度分析了环京津地区生态补偿的优先领域。结果表明:环京津地区生态补偿优先级总体较高,且西部山地丘陵地区的生态补偿优先级明显高于中东部及东南部平原地区。不同生态亚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距不大;而不同县(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异明显,最低的涞水县为2 440元·hm?2,最高的滦南县达10 060元·hm?2。各生态亚区中坝上高原草原与农业生态亚区、永定河上游间山盆地林农草生态亚区、冀北及燕山山地落叶阔叶林生态亚区应优先获得生态补偿;各县(市)中位于研究区北部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9个县(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较高,应优先获得生态补偿;而位于东部及南部地区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49个县(市)应率先支付生态补偿。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经济补偿强度模型相比,量化了区域间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环京津地区生态经济关系,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资源高持续效利用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有利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通过现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构建适用于东江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对东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确定其生态补偿标准。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指标对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结果表明:(1)东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 711.41亿元,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价值占总价值的86.17%;一类生态服务中调节服务价值最显著;二类生态服务中水文调节功能价值最显著。(2)东江流域理论生态补偿总额度为1 047.26亿元,其中,森林生态系统补偿价值为880.21亿元,占总补偿额度的84.05%,是区域生态补偿的核心。(3)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实际额度为68.73亿元,其中,东源县补偿额度最高,为16.76亿元。(4)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优先级顺序为东源、安远、寻乌、紫金、新丰、连平、龙川、和平、定南、龙门、兴宁、惠东、博罗、惠阳、河源市区、惠州市区、增城市、东莞和深圳。

基于生态补偿分析的山区“造血式”补偿模式探讨——以太行山河北段为例

太行山区生态地位重要,过渡性地理空间导致生境多样,生态资源比较丰富,但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生态补偿是解决区域间不公平、缩小差距的有效手段。目前太行山区的补偿方式多以“输血式”的横向或纵向财政支付为主,惠农性差,具有不可持续性,探讨可持续的“造血式”生态补偿模式是实现山区生态资源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以太行山区河北段28个县为研究对象,测算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补偿量并探讨其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经济价值—生态服务价值—生态补偿量”(GDP-ESV-EC)的分类原则,将研究区分为发展区、平衡区与提升区。结果表明:(1)太行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补偿量在空间上均呈“北高中南低”的分布特征,与地理空间过渡性与差异性有关。(2)基于“GDP-ESV-EC”变化特征,将研究区划分为发展区(GDP与ESV均有显著提升)、提升区(GDP与ESV下降)与平衡区。发展区涉及县市有武安、涉县、沙河、邢台市辖区与易县5个,提升区主要包括顺平、阳原与磁县,其他县处平衡状态。(3)提升区应参考发展区发展模式,结合区域资源特征探索“二产转三产(尤其是生态旅游业)”与“粗放生产转绿色生产”2种产业转型方式,以不同主体参与的市场化运作的生态补偿机制为核心,鼓励生态消费区企业积极参与生态补偿区的产业转型与绿色产业建设,提高生态输出区的“造血”功能,实现双赢。(4)建设用地规模与地区生态补偿量存在互馈关系,这也是山区保护与发展关系权衡的关键之一。研究结果可为解决太行山生态功能区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提供参考,为山区生态补偿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时空演变的渭河流域陕西段生态服务价值及区间补偿关系研究

[目的]对渭河流域陕西段生态服务价值及区间补偿关系进行研究,为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协同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方法]基于渭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数据,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度、当量因子法和重心模型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及其空间分布和时空演变情况进行研究,并结合优先级进行补偿关系分析。[结果]①在退耕还林工程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影响下,空间数量上耕地的减少与建设用地的增加比较明显,其中建设用地单一动态度达到了5.94%,表现最为活跃;演变程度上草地、水体和其他用地更加剧烈。②渭河流域陕西段ESV从562.07亿元减少为516.21亿元,下降幅度超过8%,其中水资源供给和水文调节等功能服务价值降低,林地的增加使气候调节和土壤保持等功能服务价值上升;空间分布上ESV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格局;建设用地重心迁移和标准差椭圆体现出其具有东北方向移动趋势且区域范围持续扩大。[结论]周至县和太白县为优先受偿区,蓝田县、陇县和凤县为次级受偿区,应及时获得补偿来保证生态质量;雁塔区等11个地区为补偿区,应提供补偿资金来以维持整体生态建设。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永州市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在对永州市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流域生态补偿范围选择和优先级计算,并测算永州市内各县(市、区)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永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2010年的1728.04×10^(8)元降至2015年的1723.21×10^(8)元,并在2020年回升至1726.6×10^(8)元,其中双牌县、道县、宁远县和新田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增量,其余县市区为减量;永州市各县市区的生态补偿优先级空间差异较大;各县市区之间生态补偿标准空间差异较大且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其中江华瑶族自治县和双牌县的需求强度系数最大,最小的则是冷水滩区和零陵区。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生态补偿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合理界定区域生态补偿主客体,确定生态补偿优先级是构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出发,在测算湖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界定生态受偿与补偿支付主体,确定生态受偿与补偿支付等级与次序。结果表明:(1)湖北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总体呈现出"西部高,东中低"的格局,高值区多集中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低值区多集中于重点开发区;(2)3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受偿等级总体分为五级,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房县为第一生态受偿区;(3)29个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受偿优先级总体分为五级,随县为生态受偿一级区域;(4)30个重点开发区的补偿支付等级总体分为五级,呈现出"东先西后"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生态补偿支付实践中,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应先于省级层面重点开发区。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江苏省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手段.利用修正后的当量因子法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探讨2018年江苏省各市生态补偿优先级,确定生态补偿受偿对象及横向补偿额度.研究发现:江苏省市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非市场价值与单位面积价值均呈多中心集聚特征,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江苏省中西部及东南部,低值区多集中于中南部;江苏省市域生态补偿优先级总体呈中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优先级别高值区主要集中于宿迁、淮安等市,优先级别低值区集中于南通、南京、无锡等市;江苏省市域生态补偿标准额度呈中部低、东西高的分布特征,支付生态补偿的高值区多分布于苏州、南京、无锡等市,生态受偿高值区多集中于宿迁、淮安等市.基于此,构建江苏省生态补偿机制时可考虑:以区域生态补偿为主、政府拨款为辅,减轻对财政资金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实施精准考核;充分考察自然资源和人口差异带来的不同服务需求程度,为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打好基础;加强区域间协作,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农田生态盈亏空间差异与跨区域均衡机制——基于生态账户的武汉城市圈实证分析

区域农田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农地保护矛盾的重要机制,而补偿区域的划分是进行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前提。本文在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进行农田生态足迹/承载力计算的基础上,对武汉城市圈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类型区划分,并提出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作为武汉城市圈进行跨县域农田补偿先后顺序确立的依据。结果表明:2008年武汉城市圈的农田生态足迹为858.26×104hm2/cap,生态承载力为755.54×104hm2/cap,总体上呈现出农田生态赤字的状态,赤字面积为102.72×104hm2/cap,武汉城市圈农田生态足迹和农田生态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均非常不均衡。依据农田生态盈亏值,划分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区和受偿区,武汉城市圈共有麻城市、仙桃市等24个县(市、区)被划分为农田生态补偿受偿区和武昌区、铁山区等24个支付区。根据农田生态补偿优先级指数公式,在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中,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江汉区等11个中心城区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最大的输入区,属于优先支付区;东西湖区等13个工业发达地区则属于一般支付区;黄陂区等14个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县(市、区)则属于一般受偿区;而经济欠发达的、农业收入比重较大的安陆市等10个县(市、区)则是农田生态服务的最主要的输出地区,应优先享受区域生态补偿,属于优先受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