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内蒙古城镇居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将“草原环境受益者”城镇居民纳入补偿主体研究其支付意愿,为推进市场化、多元化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参考依据。利用内蒙古12个盟市339份城镇居民调查数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测算居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平均支付意愿,在此基础上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态保护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79.06%的城镇居民愿意为草原生态保护补偿付费,每人每年的支付意愿为107.46~135.92元,进一步测算平均支付意愿为27.30~34.50元/hm^(2);影响城镇居民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按贡献度大小排列分别为受访者对草原生态保护重视程度、受教育程度、家庭月均收入和家庭居住地。

基于XGBoost-SHAP模型的太湖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在对太湖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调查的基础上,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XGBoost-SHAP分析了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了有支付意愿和没有支付意愿居民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影响太湖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最重要的3个因素为学历、收入和生态环境保护意愿;单个居民之间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呈现一定的差异,尤其是有支付意愿和没有支付意愿居民之间的影响因素差异显著;总体而言,增强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加大生态补偿政策的宣传可以提升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

旅游者碳补偿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森林公园为例

【目的】为了保持北京市生态涵养区森林公园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落实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和生态体验的相互平衡。【方法】以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理论基础,从旅游者的后果意识、行为态度、个人规范与碳补偿支付意愿的关系出发构建理论模型,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果表明:个人规范和行为态度对其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其中行为态度对碳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作用较大。后果意识对碳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作用是具有促进性的,是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共同作用的。【结论】在个体碳补偿政策非强制性背景下,运用高科技手段和定期举办公益活动的方式,培养旅游者的环保意识和对碳补偿的认知,构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激励机制。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评估——以甘肃省永登县为例

[目的]揭示甘肃省永登县农户对农业生态补偿的意愿及支付水平,为政府未来进行相关农业生态建设提供依据。[方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永登县的农业生态补偿农户意愿和支付水平进行分析。[结果](1)永登县农户生态认知和补偿意愿较好。(2)农户愿意进行补偿的人数达到调查总人数的87.76%,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均值达到人均52.11元/a。(3)影响农户进行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受教育程度>人均年纯收入>生态环境的重要程度>对自己的影响程度>外出打工天数>环境关注度>是否治理>年龄>地理区位。[结论]永登县农户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强烈,支付水平符合实际情况,受个人认知和人均收入影响明显。

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以黄河下游为例

文章以Probit、Tobit回归模型为主要工具,利用来自黄河流域下游山东省46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研究了影响居民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影响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性别因素显著影响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但显著影响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水平的因素是对黄河上游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另外,显著影响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共同因素是对保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需要大量投入的知晓程度和居民年收入。

流域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赣江流域南昌段为例

基于439户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支付卡式(PC)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赣江流域南昌段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72.44%的被调查居民对赣江流域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南昌市居民年平均支付意愿值约为222.96元;被调查居民的性别、受教育情况、工作性质、居住位置、价值认同、水质情况和水量情况与支付意愿呈显著相关关系,被调查居民的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水质情况和水量情况与支付水平呈显著相关关系。

长江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建立和完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长江流域7省市的770份实地调查数据,选取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分析了长江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和支付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家庭居住位置、家庭年均收入、环境保护政策认可度、缴纳罚款认可度、政策了解程度5个变量与支付意愿显著相关;(2)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受到受教育程度、缴纳罚款认可度、政策了解程度、参与积极性4个变量的影响;(3)进一步测算了流域居民的支付水平和最小受偿意愿,对比发现,居民最小受偿意愿远高于其支付意愿,二者存在严重不匹配情况。基于此,提出提高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公园多维感知价值对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自然共情与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

游客是国家公园多维价值感知主体及游憩利用背景下的生态补偿重要主体。基于效果阶层模型,引入自然共情、国家认同等变量构建“情理合一”的概念模型,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案例地,探讨国家公园多维感知价值对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感知价值能显著影响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尤其是游憩价值和审美价值。(2)国家公园感知价值能够显著影响自然共情和国家认同。其中,游憩价值和学习价值显著影响自然共情,审美价值、学习价值和自我参照价值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较明显且强度递增。(3)自然共情和国家认同均显著影响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自然共情在国家公园感知价值与游客支付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明显,但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公园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形成机理,为自然保护地游客行为意愿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并为游憩利用背景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白洋淀流域居民及游客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分析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制度,实行"以奖促治"的激励机制,是解决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要建立白洋淀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充分了解居民及游客支付水平和支付意愿。通过对白洋淀流域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利用CVM法对流域内居民及游客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进行分析。通过统计性描述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对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影响,深化对居民及游客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认识,为建立科学合理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依据。

白洋淀流域居民与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分析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制度,实行"以奖促治"的激励机制,是解决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而要建立白洋淀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就必须充分了解居民与游客的支付水平和支付意愿。该文通过对白洋淀流域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利用CVM法对流域内居民与游客的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进行分析,通过统计性描述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对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的影响,深化对居民及游客生态补偿意愿和支付水平的认识,为建立科学合理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依据。

太湖上游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支付意愿问卷调查——以天目湖流域为例

在天目湖流域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形成上游生态保护激励机制,对于太湖流域水环境改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首先,调查了解天目湖流域居民对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认知状况,得出天目湖流域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很强,生态补偿需求旺盛.其次,对居民和旅游者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了解.最后,对最大支付意愿公式进行改进,在原有水费反哺的基础上结合了旅游者门票反哺的最大支付意愿,算出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总额为12924.08万元.同时生态补偿不仅仅是物质或货币的补偿,更重要的是从国家与省市层面上对天目湖这一重要生态功能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目的】探讨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以期为进一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基于公众参与的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市场融资渠道提供依据。【方法】选取湖北省武汉市4个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受访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受访对象对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受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和对绿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度与支付意愿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年龄因素对补偿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党员进行农业生态补偿的意愿相对较高。【建议】在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初期,应加大对绿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宣传,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同时坚持以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并考虑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制定补偿标准,逐步铺开。

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的居民支付意愿WTP实证研究——基于CVM条件价值法

基于CVM条件价值法,通过对湘江流域8个主要城市的居民进行实地调研,有83.87%的居民有支付意愿,采用非参数估计测算出湘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为127.72元(人/年)。以"基本特征""居住地特征""水环境意识""现状评价""心理预期"5个影响因素分15个影响因素变量对居民支付意愿WTP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层次对WTP有显著正影响;居住地时长、水环境产权意识、政策了解度、对政府治理预期对WTP有极显著正影响;湘江流域水质、植被覆盖度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有显著负影响;居住地离江距离对居民支付意愿有极显著负影响。最后,本研究根据科斯定理、基数效用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分析结论、提出建议。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受益者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人数、家庭纯收入、对受益者是否产生影响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支付意愿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年龄、家庭总人口、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是否了解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建议:促进居民收入提高;让受益者了解保护生态公益林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建立受益者对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机制。

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苏州市为例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的苏州市为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模拟假想市场,分别对上游和下游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太湖流域下游基于激励机制的支付意愿比上游基于惩罚机制的支付意愿平均高56.90元/(户·年),下游苏州和上游湖州、宜兴市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275.81元/(户·年)、194.90元/(户·年)和162.47元/(户·年)。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最大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以及对太湖流域的依赖程度呈显著相关性。流域双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可采用政府补贴为主,同时采用税收和捐款的方式,支付金额需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居民可支付能力。双向生态补偿资金需要建立专户,严格监管。

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旅游生态补偿研究——以桂林市阳朔县为例

文章研究以旅游发展典型区域-阳朔县为例,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并采用非参数估计和多元线性回归估计法对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游客具有较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83.5%的游客愿意为阳朔生态环境支付生态补偿费用;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利用非参数估计得到的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为27.5元,在考虑受访者基本特征和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利用多元线性回归估计得到的游客生态补偿WTP值为32.3元,而以2013年阳朔县接待旅游人次1170万计算(其中约83.5%的游客有支付意愿),游客的生态补偿WTP总量为2.9×108元/年;统计分析数据表明,学历和月收入水平与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呈显著正相关,即学历和收入水平越高的游客,其WTP值也越高。文章研究丰富了条件价值评估法在旅游发展典型区的应用,对促进这一类型区域生态补偿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价值评估——基于长沙的CVM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

居民对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价值评估是湘江流域综合整治的重要前提。采用开放式和支付卡问卷方式对湘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和价值评估的结论是,居民对湘江流域综合整治生态补偿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0.32元/(月.户)。

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来自赣江流域南昌段的188份调查数据,研究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流域居民的水质满意度、政府环境治理信任度、以及收入水平和居住时间均会正向影响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在生态补偿的支付水平上,水质满意、收入水平、学历水平和水质对生活造成的影响程度,与支付水平显著相关。

上海市民郊区林地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调查分析

以上海郊区林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上海市民为研究对象。在阐述了上海郊区林地生态补偿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补偿机制框架等问题后,运用意愿调查法对上海市民对郊区林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其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上海市民生态环境意识较高。②家庭月收入、生态环境意识是影响上海市民对郊区林地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③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在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市民收入,加大对市民生态环境意识宣传的基础上,完全具备开展郊区林地生态补偿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