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三位一体”机制构建及实现对策研究

在草原牧区生态脆弱性与生计脆弱性双重约束背景下,因地制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激励相容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明晰政策相关利益主体、厘清政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补奖方式—监督管理—横向补偿”于一体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三位一体”补偿机制,形成联动补奖标准、金融信贷和社会保障的多元化补奖方式,协同人工监管与技术监管,拓宽补偿主体和补偿路径,从优化补奖标准与发放形式、完善牧区金融信贷服务体系、配套牧区社会保障政策、加强政策监管力度、建立市场化横向补偿路径等方面设计了相应的实现对策。

替代性生计提高生态补偿有效性的效果与机理——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

生态补偿有效性不足,资源约束下的生计受限是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从替代性生计视角探讨生态补偿有效性提升,可为生态补偿和生计关系的不一致观点提供调和思路,也有助于促进生态补偿深化改革。本研究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利用甘肃和青海两年追踪调查数据,基于牧户禁牧行为实验,采用区间数据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从非牧就业和就业培训视角,检验牧户过去6年的替代性生计特征和村级过去4年的替代性生计措施对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揭示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的提升作用。结果发现: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是降低其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优化补奖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但只有高收益、高稳定性的高技能非牧就业才能发挥有效作用;村级提供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降低牧户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提升补奖政策有效性,但该作用需持续3~4年的累积才能显现。因此,生态补偿改革应充分重视受偿主体的替代性生计转型和发展问题。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维持草地生态功能,保障畜产品的高效保质产出,促进牧民增收及推动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并提出对策建议。

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响应

【目的】通过2011年、2016和2021年草原植物的调查研究,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揭示植物群落特征动态变化规律。【方法】以新疆巴里坤县温性荒漠草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查法和数学分析法进行系统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植物群落平均高度、盖度和地上生物量整体呈现升高的趋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加固温性荒漠草原主要植物群落优势地位更加明显;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特征结构并未达到稳定状态,仍然处于变化之中。【结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原植物群落正向演替起到了积极作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10年,未使西北干旱内陆地区温性荒漠草原植物群落达到顶级群落。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成效与完善建议

从政策管理的角度,梳理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在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农牧民收入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总结出当前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草牧业产业发展落后、监管和技术队伍薄弱等问题,提出了提高补奖标准、重新核定补奖区域和面积、继续安排绩效考核奖励资金、加大草牧业扶持力度、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构建多部门联动机制等政策建议,对于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助推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与评价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利用青海省牧区455牧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认知对政策评价影响。研究表明:(1)政策内容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内容认知提高1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高0.21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高0.175个单位。(2)政策执行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评价。当政策执行认知提升1个单位,政策生态效果评价提升0.283个单位,政策生计效果评价提升0.18个单位。因此,应加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宣传,规范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程序,提升政策执行中的公平性与透明性,以此调动牧户参与草原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甘肃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研究

在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的背景下,如何权衡牧民禁牧减畜与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提高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是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亟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期(2011-2015年)已结束,第二期(2016-2020年)已经开始,评估牧民对第一期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对完善第二期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甘南、肃南和天祝500户牧户为调查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选取牧民社会经济特征、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3个潜变量,构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牧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奖额度越高,其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也越高。牧民生活与放牧地区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从侧面反映该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情况。因此,本研究从完善牧区教育机制,强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配套措施建设,鼓励牧民对草场进行科学管理等方面提出增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建议。

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祁连山北麓肃南县为例

牧民是草原生态保护和利用的直接相关人,牧户的感知和态度是决定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本研究以肃南县为例研究祁连山北麓牧区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评价及影响因素,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组进行评价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的满意度水平为74.8%,分组统计显示禁牧户满意度最低,禁牧和草畜平衡结合牧户满意度最高。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收入变化、补奖标准评价、年龄是禁牧户和草畜平衡牧户满意度的共同影响因素,收入变化对禁牧户满意度影响为正,对草畜平衡牧户影响为负,其他两个变量对两组牧户的满意度影响均为正向;草畜平衡牧户的另一显著因素是草场承包面积,禁牧户另一显著因素是补奖金额;另外,补奖金额对草畜平衡牧户满意度有一定影响,家庭人口数和受教育程度对禁牧户满意度有一定影响。最后,从提高补奖标准、优化补奖方式、促进牧民再就业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即提高补奖标准,尽量弥补牧户损失;优化补奖方式,保持面积较小牧户的权益;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促进牧民再就业。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养殖效率的影响研究——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为例

为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草原畜牧业养殖效率的影响,采用地方工作人员参与性评估问卷调查法与Malmquist指数分析法,选取实际放牧草场面积、饲草料投入,劳动力投入、固定生产资本指数与基础母畜数为投入指标、家庭牧业经营年收入为产出指标,以禁牧时长的不同分类对比分析了鄂尔多斯地区养殖户在政策全面推行前后养殖效率的变化,类内个体养殖效率分析时在产出指标中包含了政策补贴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评价政策补贴是否有效。结果表明:禁牧时长的不同带来投入要素及生产模式的变化差异,进而导致规模效率变化的异质性,虽然养殖牧户规模效率没有显著下降,但由于技术进步的大幅降低而导致研究区域畜牧业生产率指数普遍下降,且草原生态补奖金投入并没有完全修正养殖效率的下降问题。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收入影响及补奖标准评价--基于祁连山北麓肃南县调研数据的研究

草原生态补奖标准关系到补奖对象的切身利益,影响牧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是政策能否顺利实施的决定性因素.基于2019年对肃南县主要牧业乡镇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首先分析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收入的影响,其次运用机会成本法和条件价值法估算草原生态补奖标准.计算结果显示禁牧牧户、草畜平衡牧户、既有禁牧也有草畜平衡草场的混合型牧户的收入均下降,禁牧牧户收入下降最多,混合型牧户收入下降最少,草畜平衡牧户居中.运用机会成本法估算的禁牧补奖标准为40.49元/亩,草畜平衡补奖标准为12.57元/亩.运用条件价值法估算牧户禁牧期望受偿意愿为42.11元/亩,草畜平衡期望受偿意愿为14.41元/亩.结果表明肃南县现行补奖标准偏低,既低于牧户损失的机会成本,也低于牧户心理期望受偿意愿水平.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下牧户草畜平衡调控行为研究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市和苏尼特右旗三个旗(市)为例,分析了补奖政策实施前(2009年)、后(2014年)草畜平衡区牧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揭示牧户的草畜关系调控途径,解析不同牧户对草畜关系的调控策略,分析草畜平衡率变化以及补奖政策实前后牧户收入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牧户通过调控牲畜数量、经营草地面积和饲草料购买量三个主要途径调增了载畜率,超载程度有所增重;牧户家庭收入有所增加,除了补奖资金对收入增加的直接作用外,牧户仍将过度利用草地的经营决策行为作为维持和提高其收入的主要手段。最后,剖析了生态补奖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基于13篇关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研究文献的3074个样本量,运用meta分析法研究了我国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且分析了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及其来源。结果表明,牧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家庭补贴收入、家庭牧业收入、牲畜量、饲草料支出、补偿金发放及时程度、草地退化程度及牧民对补偿金发放标准的满意程度均对补奖政策的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牧民性别不存在显著影响;各变量并不存在发表偏倚;家庭人口数量、补贴收入和牧民对补偿金发放标准的满意程度存在较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异质性的来源是变量的测量方式和地区差异等因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背景下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对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267户牧民的调研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牧户的生计脆弱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牧户生计脆弱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牧户的生计脆弱性水平总体有所增加。其中,生计暴露性水平和生计敏感性程度有所缓解,而适应能力却呈下降趋势;不同代际类别的牧户生计脆弱性均有所增加,老一代牧户的生计脆弱性最大,中生代牧户次之,新生代牧户的生计脆弱性相对最小。家庭总收入、政策实施后生产经营资料投入是否变动对牧户的生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策实施后家中是否有人务工对生计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根据研究结果,分别从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及重点关注高龄牧户群体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抑制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成为减少牧区牲畜养殖数量和保障草原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政策监督执行成本高等问题,还能形成减畜的集体行动从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探讨社会资本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474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社会资本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监管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社会网络在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对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和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是否草场流转、非牧业收入占比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发放方式,加强政府对牧户减畜的监管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祁连山北坡农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背景下,以祁连山北坡农牧户家庭收入为考察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探究农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1)祁连山北坡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农牧户在收入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收入来源不同,纯牧区农牧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畜牧收入和草原生态补贴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51.09%和30.69%,而半农半牧区农牧户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占比达51.17%;(2)户草地面积、自家畜牧时间占比、非农就业时间占比等因素对家庭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畜牧时间占比、非农就业时间占比分别提高1%时,家庭年纯收入分别提高2909.7元和2649.8元,户草地面积每增加1hm 2,家庭年纯收入增加6.7元;(3)处于纯牧区对家庭纯收入有显著影响;(4)各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牧户影响程度不同,畜牧时间占比、非农就业时间占比和草地面积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均匀,随着家庭收入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逐渐增高,表明上述影响因素对收入更高的家庭有更大的正向影响。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利于提高牧户生产效率吗?——基于内蒙古牧户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促进草原生态保护的同时,也显著改变了牧户的畜牧生产行为,进而影响其畜牧业生产效率的变化。对此,笔者基于内蒙古牧户追踪调查数据,采用DEA-Tobit模型,探讨了政策规制与补奖资金对牧户生产效率变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政策规制下,牧户的适应性行为是通过调整养殖规模以实现适度经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补奖资金对牧户产生激励效果,促使他们对生产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用现代化养殖理念和技术推动生产效率的增长。根据以上结论,笔者从动态调整理论载畜量、制定科学补偿机制、优化培训模式三方面提出了促进牧户生产效率提高的政策建议。

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下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中部草原地区比较分析

"十三五"期间国家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深入贯彻了五个发展理念,以促进草原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研究从牧户视角出发,构建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框架,选取内蒙古中部东乌旗、镶黄旗和四子王旗三个草原地区的280个样本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方法,分析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下不同地区牧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内蒙古中部三个草原地区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东乌旗显著性因素有性别、年龄、教育、羊存栏量、畜牧业收入以及补贴收入;镶黄旗显著性因素有性别、家庭人数、羊存栏数、畜牧业收入、家庭支出和补贴收入;四子王旗显著性因素包括家庭人数、羊存栏数量、畜牧收入、补贴收入。针对不同地区牧户满意度的差异,笔者提出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拓宽牧民销售渠道和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等政策建议,从而实现生态效应与经济效应共赢局面。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下的牧户草畜平衡调控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是指通过调控牧户减畜的方式落实禁牧或草畜平衡,达到对草原的保护与修复。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对草原的保护与建设,以推动草原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保障生态良好文明道路的顺利实施,需要对牧户的草畜关系进行深入调查,采取更为科学适宜的调控手段,并剖析目前生态补奖政策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

加强生态补奖政策对农民生态文明观的影响

生态补奖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农民是该政策最大的受众群体,对农民生态文明观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然而,受补偿标准低、补偿形式单一、政策宣传缺失及农民经济生活水平和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生态补奖政策在农民生态文明观构建上还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行为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等出发,结合农民阶层集体属性,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奖政策激励措施,提升政策激励性;制定生态补奖政策及关联信息宣传前置制度,提升政策认知度、认同度;加快发展生态经济,为生态补奖政策提升农民生态文明观提供适配性环境;加强农民公民意识教育,提升农民生态奖补政策的执行力等制度措施,从而进一步促进和巩固生态补奖政策对农民生态文明观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