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岛桉树无性系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核算

以雷州半岛4种桉树无性系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布式测算评估体系方法从4个功能8个指标系统评估桉树不同无性系调节服务价值并对森林生态系统当期所提供的服务流量进行核算,以期为当地森林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一定参考。结果表明:2023年雷州半岛桉树不同无性系调节服务总价值为3.32×10^(9)元·年^(-1)。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价值分别为1.22×10^(9)、1.93×10^(9)、1.16×10^(8)、5.79×10^(7)元·年^(-1),分别占比为36.80%、57.95%、3.50%、1.75%,固碳释氧及涵养水源价值是雷州半岛桉树不同无性系调节服务的主要价值。尾细桉、尾巨桉、尾叶桉、巨尾桉调节服务价值量分别为2.30×10^(9)、8.35×10^(8)、9.23×10^(7)、9.27×10^(7)元·年^(-1),分别占比为69.31%、25.13%、2.78%、2.79%。

公园城市生态调节服务及生态价值实现方法研究

公园城市的生态价值是其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我国公园城市建设探究与实践过程中,科学实现和发挥生态价值是提供宜居城市环境和提高百姓生活福祉的重要部分。针对生态价值问题,文章从微观环境学的角度阐述了公园城市生态价值内涵,分析了公园城市生态调节服务的基本构成,给出了公园城市生态价值的实现方法。

中国农业昆虫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估算

昆虫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物种类群,其在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维系并保持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满足人类需求中的具有重要作用。讨论了昆虫生态服务价值的定量估算方法,基于2007年统计数据,计算了我国农牧业生产中昆虫传粉功能、天敌昆虫控害功能和分解作用的服务价值。结果表明,昆虫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传粉服务价值为6790.30×108元,占其当年农作物生产总经济价值的54.05%;天敌昆虫的控害服务价值为2621.00×108元,占其当年重要作物总经济价值的9.09%;分解昆虫(甲虫)对牧场牛羊排泄物的分解作用的价值远超过90.84×108元。由此估计出了我国2007年农业昆虫生态调节服务总价值超过9502.14×108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显示昆虫所产生的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与我国森林或草地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服务价值处于同一数量级,同样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为保护与利用昆虫生物多样性,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奠定了基础。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实现的景观规划策略——以耒阳市为例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无具体物化形态与纯公共性特征,而导致其价值难以直接实现。文章以湖南耒阳市为例,利用过程模型方法定量评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及其空间分布,并引入载体的理念,通过适宜性技术与景观规划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实现空间化。结果表明:1)耒阳市生态系统固碳、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土壤保持、空气净化、水质净化价值分别为0.06、0.01、299.16、1.86、113.7和0.4亿元,但分布不均衡,其中东部区域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总量高于西部区域;中部人类活动密集城区的价值最低,呈现出空间聚集特征。2)耒阳市生态农业载体、生态工业载体、生态旅游载体、生态资源产权交易载体、生态补偿载体、生态修复载体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实现模式占比分别为19.17%、4.27%、15.17%、11.25%、33.57%和16.57%,说明耒阳市以生态补偿载体主导模式为主,生态敏感性较高,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生态产品的生产潜力也较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一轴多点、三核心多分区”景观规划是耒阳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实现的主要景观策略。

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规划研究

本文对区域生态服务功能规划展开研究,主要包括规划原则、生态供给服务功能、生态调节服务功能、生态文化服务功能以及生态支持服务功能,通过探讨规划研究现状,提出主要问题,并为将来工作开展指明方向。

应对暴雨洪涝灾害的平原城市生态水文调节服务供需评估——以天津市为例

生态水文调节服务是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能够有效调节地表径流,缓解暴雨洪涝灾害。但由于城市建设扩张、生态环境退化、极端降雨频发等因素,导致生态水文调节服务出现供需失衡。平原城市中地形水动力较弱及城市发展需求高的特征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基于生态系统供需视角,以生态水文调节率表征城市生态水文调节服务的生态供给,以暴雨洪涝风险表征城市生态水文调节服务的社会需求,构建应对暴雨洪涝灾害的平原城市生态水文调节服务供需研究框架。以典型平原城市天津市为例,应用SWAT模型、随机森林模型和ArcGIS定量测度城市生态水文调节服务供需水平,划分四种供需空间匹配类型,识别供需失衡关键区域,并进行五级规划干预等级分区。结果表明:(1)供给能力呈现“东南沿海高,西北近山低”的空间分布;需求水平表现出“多中心聚集,圈层向外递减”的分布规律。(2)供需空间分布呈现正相关关系,低供-低需在四种供需匹配类型中占据主导,同时空间聚集性最明显。(3)规划干预分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优先干预区占比5.41%,整体与建成区分布一致,大部分集中在市内六区,其次分布在滨海新区核心区,是未来规划治理的重点。研究结果为城市规划管理从生态水文调节服务供需视角防控平原城市暴雨洪涝灾害提供科学依据。

高原湖泊型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以云南玉溪抚仙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通过将云南玉溪抚仙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为供给服务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精神文化服务价值3个一级指标,食物生产(A1)、淡水资源(A2)等8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估体系构建并计算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显示:云南玉溪抚仙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4.17×10^(9)元,其中,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最高,为2.41×10^(9)元,占价值总量的57.90%;其次为精神文化服务价值1.71×10^(9)元,占40.91%;最后为供给服务价值4.95×10^(7)元,占1.19%。在二级指标中,价值量排序为美学旅游>气候调节>水质净化>文化科研>生物栖息地>固碳释氧>淡水资源>食物生产。

湘北城市群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与景观风险变化及相关性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是支撑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基础,理解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与景观风险的动态变化特征及相关性,有助于管理者评判城市群风险性质和特征,为城市群制定切实的治理策略。基于5 km×5 km的蜂窝网格,利用价值当量法、景观风险指数和双变量空间相关性模型,研究湘北城市群2000—2020年间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供给、景观风险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结果表明:2000—2020年间,湘北城市群中景观类型转移量较大的为林地、水田和水域,景观类型转移导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总价值从1266.2亿元锐减到437.36亿元,其中以水文调节、气候调节为主的生态系统服务降低最为明显;景观风险水平总体出现下降,风险高值区集中在水田、水域和沼泽;景观风险和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总体上存在同步下降关系,水田、水域和沼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景观类型,建议未来加强调节服务能力的恢复。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根据《综合环境经济核算-2012核心框架》、《SEEA-2012试验性生态系统账户》的评价方法,对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35.62亿元,其中生态调节价值为132.03亿元,林产品生产价值为3.59亿元,生态调节价值是林产品生产价值的36.79倍;单位面积森林生态系统总经济价值为18.16万元/(hm^2·a),单位面积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为17.68万元/(hm^2·a);在各项生态调节服务价值中,森林改善空气质量服务价值、森林防护价值和涵养水源服务价值占比较高,分别为43.62%、37.29%和7.61%,这三项占比总和达88.52%。由此得出结论,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生态系统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服务作用,对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及其生态安全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外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广东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是实现生态保护地区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措施。该文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开展了21个地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综合考虑各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外溢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区域生态补偿方案,确定生态补偿额,促进生态受益地区和生态外溢地区利益共享。结果表明,(1)粤北山区、粤西和珠三角外围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珠三角核心区域和粤东等地。(2)各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为8%—47%。珠三角核心地区、粤东和粤西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普遍高于30%;珠三角外围区域和粤北等地则相对较低,亟需通过生态补偿等途径提高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3)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五地生态受益,因经济较发达可率先开展1.54×10^(8)—12.78×10^(8)元的生态支付,金额约占各地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3%—1.1%,对支付主体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小。(4)粤北山区、肇庆、江门、茂名、阳江和汕尾共10地生态外溢,因经济欠发达,需优先接受0.20×10^(8)—9.63×10^(8)元的生态补偿金额,约占各地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4%—7.7%,能较大改善补偿地区的财政状况,积极地推动该地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5)湛江、中山、潮州、揭阳、汕头5地生态受益但因支付能力不足,建议暂缓生态支付;惠州生态外溢但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暂缓接受生态补偿。研究结果可为广东省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及落实提供参考,促进生态保护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基于GEEP核算的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研究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核算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实践。根据贵州省经济和生态发展情况,构建了贵州省的GEEP核算指标体系,对2013~2021年贵州省GEEP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1)2013~2021年贵州省GGDP不断上升,从2013年的7166.57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5182.13亿元,增幅为111.89%,其中自然资源耗损价值占比较大且呈上升趋势,环境污染耗损价值和资源环境改善收益占比较小且呈下降趋势;(2)2013~2021年贵州省生态系统调节服务(ERS)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11524.70亿元增加到2021年13914.77亿元,其中水源涵养价值和固氮释氧价值最大,其次为洪水调蓄价值,水质净化价值和空气净化价值较小,各项调节服务都呈波动上升的趋势;(3)2013~2021年,贵州省GEEP值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18691.27亿元上升到29096.90亿元,增幅达55.67%,GGDP占比也从2013年的38.34%提升到2021年的52.18%,显示研究时段内贵州省充分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5年中国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研究

为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本文在绿色GDP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基础上,构建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综合核算指标。利用构建的GEEP指标,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5年的GEEP进行核算。结果显示:(1)GEEP是基于弱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综合生态环境核算体系,GEEP基本遵循GDP的核算原则,对生态和经济系统的最终产品进行价值量核算,是一个流量的概念。GEEP是在经济系统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考虑人类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福祉,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统一到一个框架体系下,是一个有增有减,有经济有生态的综合指标。(2)2015年,我国GEEP为122.78×10^(12)元,是2015年GDP的1.7倍。其中,污染损失成本为2×10^(12)元,生态破坏成本为0.63×10^(12)元,生态系统生态调节服务为53.1×10^(12)元,生态系统生态调节服务占GEEP的43.3%。(3)基于GEEP计算的区域基尼系数为0.43,比基于GDP计算的区域基尼系数小0.12,GEEP指标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4)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GEEP排名和GDP排名相比,内蒙古、黑龙江、云南、青海、西藏等省份GEEP排名比GDP排名上升10位以上,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河南等省市GEEP排名比GDP排名降序10位以上。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问题

生态产品价值至少应包括生态资本价值、产品使用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生态产品价值的一种核算工具,GEP核算包括物质产品(如农林产品)、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文化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产品”概念成为全国的焦点之一。根据近年国内研究和实践,本文就生态产品内涵、生态产品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与GDP之间的关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等进行初步探讨。

2015年中国生态系统生态破坏损失核算研究

利用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和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以及草地监测报告,对中国2015年森林、草地和湿地三大生态系统因人类不合理利用导致的生态破坏损失进行核算。核算结果显示:①2015年中国生态破坏损失约为2.38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3%。其中,森林生态破坏损失约为2437.5亿元,占全部生态破坏损失的10.2%;草地生态破坏损失约为3112.1亿元,占比为13.1%;湿地生态破坏损失约为18269.6亿元,占比76.7%。②中国生态破坏损失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区域空间差异大,青海、湖南、四川、黑龙江、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生态破坏损失都大于1000亿元。③中国生态破坏损失主要来自气候调节和水流动调节服务损失。2015年中国气候调节服务损失量为17451.8亿元,占全部生态破坏损失的73.3%;水流动调节服务损失量为4234.6亿元,占比为17.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生态保护成效评估

评估一定时期内自然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功能价值的变化,可体现区域生态保护的实施成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森林覆盖率高,是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以黔东南州为案例,构建了基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的技术方法,探讨了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应用于生态保护成效的评估。结果显示,黔东南州2010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调节服务价值为2238.78亿元,是当年GDP的7.16倍;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单位面积和人均调节服务价值均高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县。2000—2010年,黔东南州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调节服务价值以不变价计算增幅为2.26%;非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增幅高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研究表明,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可以直接反映黔东南州一定时期的生态环境状态和变化,体现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综合实施效果,为黔东南州后续生态保护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潜力与效益研究

在高度发达的城市环境中,城市绿色基础设施(UGI)的扩建受到诸多限制,亟待发掘可用于UGI建设的潜力空间,以应对日益突显的社会和环境挑战。本研究创新了UGI潜力空间的识别方法,系统性识别了UGI的潜力空间,并引入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概念,以评估UGI潜力空间建设所带来的效益;研究识别出了可改造裸地、待腾退小区、潜在屋顶绿化和可绿化桥墩四类UGI的潜力空间,此外,进一步估算了潜力空间建设后对深圳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深圳市2021年的UGI潜力空间共计6241.78 hm^(2),占深圳市总面积的3.12%;若将UGI潜力空间全部建成,将使深圳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增加19.97亿元,占当年总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3.97%。本研究识别出的UGI潜力空间将为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实施UGI的方案,以补充并完善现有的绿色基础设施网络。

论发展绿色产品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对策

绿色产品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生态服务和物质产品的总和,既包括清新的空气、安全的土壤、清洁的水源等生态调节服务类产品,也包括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经营开发的物质类文化类产品。

夜间灯光数据支持下西藏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影响

西藏自治区特殊的高寒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具有高度敏感性,定量评估系列政策实施下西藏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对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的响应有助于西藏生态政策和空间规划的调整完善。本研究基于西藏1980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及1992—2013年DMSP/OLS夜间灯光指数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功能分析了居民点用地和夜间灯光强度的变化;并结合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空间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对居民点用地和夜间灯光变化所反映的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对西藏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服务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1980—2015年,西藏新增居民点用地212.06 km^2,减少居民点用地44.99 km^2,其中,新增居民点用地中62%为城镇用地,减少的居民点用地中95.88%为农村居民点;居民点用地变化主要发生在藏南河谷区;②自治区内居民点用地扩张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夜间灯光强度增加,"一江两河"流域土地整治工程和农牧民安居工程等促进了当地人类活动强度增加,区内部分乡镇因进城务工和易地扶贫搬迁造成了当地人类活动强度的下降;③西藏2015年防风固沙服务较1990年有整体增强趋势,水土保持服务除藏东高山峡谷区外均有大幅度退化趋势;④对居民点用地进行的还林、还草整治工程等人类活动有利于促进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服务的恢复;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极易导致水土保持服务的退化,"一江两河"流域体现最为明显。研究能为西藏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模型的福州市区域生态补偿额度核算

区域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和空间选择是横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福州市12区县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核算2015和2018年福州市各区县森林、草地、湿地、农田和海洋五大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价值,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构建生态补偿模型,确定了福州市各区县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额度及空间分布。结果表明:2015—2018年间,生态支付额度最大的地区为鼓楼区(363.84亿元),其次为马尾区、仓山区和晋安区,分别为78.09、69.74和66.69亿元,罗源县和台江区的支付额度较小,分别为29.42和19.03亿元。需要生态补偿的区域中,连江县和长乐区的补偿额度较高,分别为251.20和202.61亿元,其次为永泰县(125.70亿元),再次为闽侯县、福清市和闽清县,补偿额度在100亿元以下。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补偿区域分布不同,其中,永泰县、闽清县、闽侯县、连江县和罗源县是森林、草地、湿地和农田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补偿区,森林、草地、湿地和农田的补偿额分别在24.24~313.79、11.81~207.08、10.15~454.93和57.80~239.54亿元;海洋生态系统的补偿区主要在连江县、长乐区和福清市,补偿额在82.16~478.54亿元。该结果较好地反映区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可为福州市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

福州市生态系统破坏损失评估

生态系统破坏损失核算是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和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关键内容。本研究以福州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根据其人类不合理利用生态情况,构建了符合福州市的生态系统破坏损失核算框架体系,对2015和2018年福州市生态系统破坏损失进行核算。结果表明:福州市2015年生态破坏损失成本为90.81亿元,占GDP比重的1.6%。在系统类型上,海洋的生态破坏损失最大,为63.11亿元,占总生态破坏损失的69.5%,其次为湿地生态系统,占比28.7%,农田生态破坏损失最小,占比仅为1.8%;在功能组成上,产品供给功能损失最大,为63.13亿元,占总生态破坏损失的69.5%,其次为调节功能损失,占比27.5%,主要源于水流动调节功能和气候调节功能损失;在区域分布上,生态破坏损失成本主要集中在罗源县、连江县、福清市和闽清县,累计高达80.92亿元,占总生态破坏损失的89.7%。与2015年相比,2018年福州市生态系统破坏损失成本减少26.08亿元,呈明显降低趋势,降幅达28.7%,主要源于连江县、罗源县、福清市和闽清县生态破坏损失成本的降低,降幅分别为86.4%、14.8%、19.9%和12.6%,主要源于海洋和湿地生态系统类型人为破坏率的降低,表明福州市人民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海洋与湿地系统人为生态破坏现象明显好转。本研究对生态系统生态破坏损失的定价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