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生态负担差异及补偿分摊方式

由于公益林经营目标的公益性,其经营的资金主要只能由非市场的方式给予补偿。财政资金是生态补偿的基本资金来源。由于地区之间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别,在生态补偿问题上将会存在严重的地区之间生态建设责任与利益的不平衡,需要建立地区之间的财政支付方式来平衡这种不公平状况,才有利于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资源输入过程中的生态环境负担转移

资源分布不均,经济发展速度不同以及国家政策上的影响,造成资源向城市集中,伴随着资源流动的是开发利用资源产生的生态负担的转移。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其发展是建立在巨大资源消耗的基础之上,随着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北京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同时环境也有了改善,也把资源开发、生产时产生的大量生态负担转嫁给资源输出地区。文章针对这一现象,从水资源和能源两个方面探讨其中的生态负担转移情况,为量化资源输出地生态补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资源流动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担转嫁——以北京对晋冀的影响为例

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资源的需求持续增加。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资源流动规模和频率都明显增大和加强。资源由资源输出地区向资源输入地区流动。同时,由于资源开发产生的生态环境负担由资源输入地区向资源输出地区转移。文章针对这一现象,选择北京为研究区域,从能源和水资源输入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北京市水资源输入以及能源结构调整对资源输出地的生态环境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资源输入尤其是优质清洁能源输入对北京环境改善起到了很重的作用,但也增加了资源输出地区生态环境负担的输入量,2000～2006年间,山西省向北京输送电力产生的环境经济损失估算量量高达91.19亿元。与输入煤炭资源相比,北京市电力输入量增加1%,由于发电产生二次环境污染的环境经济损失增加3769万元。

中国县域生态贫困测度及动态演化分析

提升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和生态系统质量是中国“十四五”时期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但部分县域仍面临生态负担沉重和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对乡村振兴和县域可持续发展造成困扰。文章基于县域生态贫困形成机理和环境现状,创新性地将污染排放和环境自净能力为代表的“生态负担”引入到生态贫困测度中,运用A-F方法全面测度了2002—2019年1730个县域的生态贫困水平和构成,同时借助演化树形象刻画了生态贫困的演化路径和方向。研究发现:①从时间上看,中国生态贫困经历了先加剧后减缓的过程;从空间分布上看,重度和极度生态贫困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东部地区则以轻度和中度生态贫困为主,同时绝大部分非生态贫困县也集中分布在东部。②从生态贫困结构来看,中国主要的生态贫困类型为负担贫困型和地貌贫困型。其中负担贫困型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北部,地貌贫困型集中分布在西南、华中和华南地区。③演化树分析发现,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态贫困在2011年后开始减缓,但部分省仍在持续加剧,且不同地区生态贫困加剧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根据生态贫困的未来演化方向,将30个省划分为优势维持区、优化发展区、强化治理区以及灵活应对区四种模式。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缓解县域生态贫困应从恢复生态入手,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同时完善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市场激励制度,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