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研究综述

国外不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双向作用关系、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等研究,但由于城镇化进程和国情不同,国外鲜见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研究。快速城镇化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活跃的地带,又是矛盾多发、尖锐的地区,存在生态、环境、经济诸多问题。有必要梳理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的文献,查找研究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贯彻生态文明,指导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质量提升。当前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研究梳理为3个方面:其一,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区位布局层面快速城镇化地区内涵外延界定,其存在的区内生态、环境、经济问题、以及区际矛盾;其二,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维度、环境维度、经济维度等单一维度、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三,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多要素、多维度间耦合关联与协同发展的研究。总结出当前研究存在的3个不足:即单维度研究多、两维度次之,多维度、系统性、多学科研究缺乏;结构、功能构成论研究多,耦合生成内在机理研究少;东部发达地区研究多,中西部加速城镇化地区研究少。基于此,提出了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研究努力方向,应针对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区域层次界定和研究快速城镇化地区;研究重点由单纯注重东部地区状态分析和问题验证,转向东部地区经验借鉴和中西部地区过程监督、指导并重。研究视角上综合运用经济学、系统学、地理学等多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主要内容从生态、环境、经济系统构成论走向生成论。借鉴一般性区域生态-环境-经济耦合模式和耦合协同量化测度方法。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对接,实现农户、企业、政府等主体,产业、生态、环境等政策,科技、制度、信息等要素,土地、规划、建设等管理部门的协同。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山东省区域经济-生态安全-环境保护耦合协调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异格局

为了探讨山东省16个城市2010—2019年区域经济-生态安全-环境保护三元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综合选取25个指标构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各子系统进行分析、评价,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三元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区域经济-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系统中各子系统按综合评价值由大到小的顺序为环境保护系统、生态安全系统、区域经济系统,且各子系统评价值均呈增大趋势;各子系统间发展关联度较高,整体耦合度波动增大,且耦合度值为0.9252~0.9692,各子系统处于高度耦合状态;区域经济-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等级呈增强趋势,实现了从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的过渡;区域经济、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标准差椭圆整体均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耦合协调度标准差椭圆在东西方向扩张,在南北方向收缩,且扩张趋势大于收缩趋势。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耦合协调研究

选择黄河流域上游地貌单元复杂、经济相对滞后、水资源依赖性强的内蒙古沿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耦合协调系统,分析各子系统特征和耦合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进而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研究区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发展子系统,子系统空间不均衡性显著;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上升过程;识别出各市(盟)耦合协调发展面临的6类主要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研究提出“在顶层设计上统筹支撑、在市(盟)间协同发展和在市(盟)层面减小冲突”的三级治理建议。

广东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依据2001―2010年广东省旅游、经济、环境方面的数据,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和GI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物理学中耦合协调度函数建模法,对广东省21市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21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平均耦合协调度由2001年的濒临失调提升到了2010年的勉强协调水平;但各市旅游、经济、环境3个子系统的发展程度各异,省内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珠三角地区发展的起点高、速度快,而粤北山区和两翼地区始终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2001年广州、深圳的耦合协调度得分分别为0.65、0.67,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揭阳、云浮得分为0.29、0.33,分别为中度失调水平和轻度失调水平。到2010年,广州、深圳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良好协调的水平,而揭阳、云浮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张家界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综合评价

旅游业是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发展产业之一,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协调好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张家界市是我国著铭旅游景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所在地,本文从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引入协调发展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对张家界市1996-2010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和发展态势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张家界市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旅游子系统的评价值存在一定的波动变化;张家界市旅游-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属中度协调发展类;系统耦合协调类型正在以经济发展超前型逐渐演变为旅游发展超前型。这说明近年来张家界市的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效益不断提高;但相对于旅游发展的而言,其生态环境的发展与改善还有较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江苏沿海为例

文章在分析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评价模型,以江苏沿海为研究单元,分析了2001-2013年沿海整体和分市的三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结果显示:耦合协调度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空间差异;生态环境普遍出现发展滞后现象。鉴于此,提出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创新发展模式,强化评估监督等发展对策。

滨海城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对滨海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青岛市为例,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鉴综合发展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青岛市2005-2015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青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子系统评价值上升较为缓慢;青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由0.3247上升为0.8979,耦合协调类型从生态环境超前型转变成了旅游发展超前型。未来随着滨海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相对于旅游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言,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注重生态环境发展质量同等重要。

河南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时空分异研究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对河南省2005-2012年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旅游综合效益年内各市差异最大,经济综合效益年内差异较小,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年内差异最小;旅游综合效益的年际变化中各市普遍呈现增长趋势,表明河南省各市旅游发展较快,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河南省各市经济年际变化整体呈现下降趋势,郑州作为地区经济的增长极,极化效应增强;在生态环境综合效益中,经济较为强势的地区,生态环境状况逐渐变差,经济落后地区生态环境状况较好;2005-2012年,河南省各市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状况并不一致,大部分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是下降的,只有少数城市是上升的,且年内差异明显。

全域旅游背景下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性研究

以全域旅游为研究视角,借助对比分析确定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间协调性在中国的地位,运用障碍度诊断法分析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全域旅游省域间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水平差异显著,由东部沿海向中部、西北部梯度递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旅游业系统发展水平略低,生态环境系统略高,系统间协调性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旅游业系统和经济系统对协调发展的障碍度较大,生态环境系统最小,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和A级景区数量是阻碍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融合共生视角下信阳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研究对信阳市2014—2019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展开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综合评价得分来看,生态环境系统上下波动显著,旅游系统和经济系统持续增长,且经济带动效果显著。第二,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现上升的态势。第三,三大系统耦合从磨合状态上升为协调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D历经濒临失调(2014—2015年)→初级协调(2016—2017年)→中级协调(2018年)→良好协调(2019年)的阶梯式上升。根据研究结果,找出提升信阳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同发展的路径:首先,稳固区域经济发展,构建内源式生态旅游圈。其次,发挥生态旅游资源特色,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第三,借助全域旅游示范区,打响区域生态旅游品牌。第四,找准三大系统融合发力点,推进全域旅游治理现代化。以期通过信阳市三大系统的良性共振耦合实现“和合共生”式的有序发展。

内蒙古生态脆弱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

以内蒙古生态脆弱区12盟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确定权重,采用线性加权的方式测算2010—2019年12盟市综合得分。结果表明:内蒙古的整体现状是对经济的重视程度>生态环境>社会系统;12盟市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社会与生态环境系统相比之下差异较小;导致综合发展水平得分高低的因素不同,综合3个系统得分加总,2019年,综合发展较好的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发展一般的主要集中在赤峰、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辽市,发展落后的集中在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乌兰察布市、乌海市。

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

基于2009—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相关数据,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区域内五个省份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旅游发展适度超前,经济发展持续上升,生态环境系统波动显著且制约着部分省份三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总体逐渐上升,逐步从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上升到良好协调;从空间变化看,东部和南部优先提升,最终全部实现良好协调等级.据此给出淮河生态经济带协同发展建议:补生态短板,构建“地域循环共生圈”,实现内源式发展;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向“融合共生”发展.

泛黄河三角洲区经济、生态与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测度及障碍度诊断

泛三角洲区经济、生态与环境的协调演化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本研究以泛黄河三角洲区为研究区域,对泛黄河三角洲区经济、生态与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测度及障碍度诊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泛黄河三角洲区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生态与环境水平呈现波动变化,全域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且各地市存在时空分异;(2)时间序列预测结果表明预测时段内各地市的协调度是不断上升的,障碍度诊断结果表明经济、生态和环境评价中的主要障碍因子分别是工业用电量、湿地面积和农药施用折纯量;(3)泛黄河三角洲区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等,亟需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布局、加大生态环境建设统筹协调和科学管理,协调河口三角洲区人地关系、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工作。

浙江省城镇化与生态—经济—环境耦合发展与动态计量

[目的]研究2000—2014年浙江省城镇—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计量特征,为浙江省制定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将其划分为4种类型,研究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结果](1)经济、社会、人口城镇化及其综合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响应、状态、压力及其综合发展水平均持续增长;协调度稳定增长,由低度协调发展为良好协调、城镇化滞后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2)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可划分为4种类型: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中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良好协调—城镇化滞后、中度协调—城镇化滞后。[结论]各城市必须对应各自协调与滞后的现状,做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继续加强城镇化建设,以推动二者协同发展。

山东省经济-能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经济、能源、生态环境三系统相互制约,彼此促进,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三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协调发展的关键。将经济-能源-生态环境看作一个结构复杂并具有耦合关系的开放型系统;建立三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系统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6—2020年山东省及16地市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空间集聚程度,结果显示:山东省三系统协同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耦合协调度呈逐年增长态势;山东半岛16地市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空间上大致呈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16地市耦合协调度趋向随机分布,空间分布集聚效应较弱。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现阶段促进三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同演变的生态流量阈值适宜性研究

针对天门河-汉北河流域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用水矛盾突出、水生态退化及经济社会发展受限等问题,基于水系统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模型,从系统层面研究河道内生态流量阈值的适宜性。应用情景模拟法,考虑高效节水、再生水利用率提高等调控措施及未来天然来水的不确定性,设置9种情景模拟2022—2035年研究区高、中、低3种生态流量阈值下的水资源供需及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结果表明:高效节水和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均有利于缓解因生态流量阈值增大而引起的区域水资源用户间的冲突问题;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建议研究区丰水年(P=25%)生态流量阈值设置为年径流量的30%~50%,平水年(P=50%)和枯水年(P=75%)生态流量阈值设置为年径流量的10%~30%;增大生态流量阈值的同时应采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调控措施。研究结果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出发分析河流生态流量阈值的适宜性,为复杂水资源系统的优化运行与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生态安全的毛乌素沙地水资源承载力评价

毛乌素沙地地区作为我国生态治理成功有效的典型区域,相较于其他主要沙漠、沙地而言,具有资源丰富、水热配合好等优点,同时也是受到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威胁较大的生态脆弱区,如何保障生态安全的同时协调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当地所需解决的首要难题。以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生态安全的综合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法计算综合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值,引入障碍度模型遴选地区承载力优势指标与劣势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资源-生态-社会系统耦合发展现状。结果表明:2000年至今毛乌素沙地地区的水资源承载力总体时间上呈现曲折上升趋势,但仍有提升空间,在空间上形成了“南北高,中心低”的空间分布特点,期间地下水供水能力、灌溉水利用系数和三产用水定额等是水资源承载力系统的主要“优势指标”,而人口、灌溉面积以及城镇化率则是阻碍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关键“劣势指标”,地区内各旗县耦合协调度从“十五”规划至今一直在中等水平范围内浮动。

区域水资源与经济社会耦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量化分析

通过对水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耦合系统互动关系的分析和对该耦合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讨,利用模糊优选模型将多个评价指标转化为单一指标,采用模糊隶属度描述可持续度来衡量复杂水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并结合辽宁省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际情况,研究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辽宁水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全省水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度仅为0.2456),尚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和提升空间。研究成果可为辽宁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管理提供定量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