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座架”:现代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本质的现象学解读

现代人工辅助生殖技术(ART)自诞生之日起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争议背后体现的是对技术本质的关注。对于现代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本质应该为何,不能仅停留在一阶观察的视角,更应该揭开面纱探究其深层机理,上升到二阶观察。立基于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思考,现代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本质上展现出的是一种“生殖座架”,它将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生殖系统分解成一组离散的和可移动的生殖部分,这些部分被一系列分解的区别于传统自然生殖的现代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方法所管理,它们随时待命,等待进一步的“订购”或“优化”。在这一过程中,生殖系统尤其是女性生殖细胞和器官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一种可用的医疗资源、一种可替代的实体和一种为进一步研究的手段而存在,从根本上重新表述了传统的生育观念以及与母亲身份相关的文化意涵。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这种根源于主体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创造的技术使得人类开始超越自然、成为统治者甚至是上帝,并日益推动着一个“无母时代”的到来。

代孕禁止的法理基础与制度建构

代孕技术的不断推进开启了一个由有性生殖到无性生殖、从自然偶发到人工操纵生命的新阶段。但其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致使法律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在“生殖座架”的逻辑框架下,代孕母亲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一种可用的医疗资源、一种可替代的实体而存在,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育观念以及与母亲身份相关的文化意涵。将代孕母亲嵌入社会医疗系统,代孕实质上是其自我规训、自我客体化与自我尊严贬损的过程。基于对法律家长主义和中立的自由主义两种立法立场的整合分析,可以论证法律介入代孕规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而其以何种姿态介入,则需要在总结域外代孕规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与当代的实际需求进行综合考量。基于此,提出代孕禁止的规制模式,明确和巩固代孕禁止的立法立场,建立系统、科学、合理的立法规则体系,实现技术进步、观念转型、制度完善的协同推进将是我国未来立法的应选路径。

打破“分娩者为母”的主导格局——新时代《民法典》妊娠代孕亲子关系的“开放包容式”认定

新时代《民法典》的颁布反映出立法者对生命技术的深切关注,但是就妊娠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问题,其仍未予以明确回应,需要进一步细化、解释和完善。现阶段,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往往以僵化的方式适用"分娩者为母"原则,其导致的结果是忽略了其他妊娠代孕关涉主体的利益,况且该原则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尚未证成。身体的降格是"生殖座架"技术本质下分娩者的本真面向,自我的规训是分娩者嵌入社会系统后的现实样态,家庭关系的解构与混乱是"分娩者为母"适用所引发的伦理纠葛。因此,打破"分娩者为母"的主导格局,在综合考量子女最佳利益、契约自由、血缘链接等几个前提性标准后提出新时代《民法典》妊娠代孕亲子关系认定模式的转型,即"开放包容式"的结构可能是未来立法的合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