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治理框架的问题及其完善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集中暴露了我国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规制体系的不足,该事件发生后,我国在立法上对基因编辑技术和涉及人的生命科学研究作出了一系列回应,但现行治理框架仍存在具体问题尚待解决,包括立法层级低、可操作性欠缺、分类分阶段治理不明确、立法滞后、公众参与不足等。在考察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规制的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将现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内容进行整合,上升到法律位阶进行专门立法;细化基因编辑的分类分阶段治理;为保持规制的活力和有效性,加强软法规则的建设;增加科技领域立法的透明度,强化公众参与。

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辨思与规制路径

生殖系基因组编辑对人类作为物种的尊严产生了冲击,同时此类技术还可能带来种系危机。人类不应该坠入优生学陷阱,也不应该放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技术带来的公平危机,更不应忽视个体权利因此技术而受到的威胁。无条件禁止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观点正在收缩,国际社会对待生殖系基因组编辑逐渐秉持有条件禁止的态度。目前,我国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建立并完善由独立的第三方伦理委员会负责的伦理审查制度,构建“知情—同意—认可”的三方构造。同时,应当加强科研人员科研伦理培训,通过成立全球性的基因编辑协会推动技术自律。

论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私法规制

在《民法典》第1009条的规制范围中,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法律问题最为复杂。本条作为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进行直接规制的唯一条款,本质上系聚焦义务施加的框架性条款,仅是“新条文”而非“新规则”,但有“新意义”。为在私法领域实现对前沿生命科技的国家治理政策目标,其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技术应用发出禁令,并采取了风险、伦理与利益三个虽不充分但却务实的规制路径,展示出谨慎、包容、谦抑的规制立场。本条因包含转介条款而具有法源指引和拓展之功能,借助将有关管制法条款的规范位阶提升,可形成一个有关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公法、私法交融的动态规制体系。本条因其一般条款的性质而存在着适用上的风险和负担,需经具体化之司法作业才能发挥应有的规范力,故不能过高评价其法价值和法效果。本条尚需在法的外在体系、内在体系上予以立法改进和法理阐释,才能真正实现规范目的,在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法律规制中彰显以人之尊严为价值内核的基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