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中国新文学——兼论巴金的编辑出版风格

出版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薄弱环节 ,本文从出版业所建构的文化大环境入手 ,回顾并论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对中国新文学在三四十年代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的引导作用。同时 ,对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巴金的编辑出版风格 。

巨星从这里诞生——曹禺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学创作、文学新人与现代出版事业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从这一角度切入。

抗战时期转战重庆的读书生活出版社

抗战时期,从上海迁至重庆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简称“读书社”)是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我党在重庆建立起的首批出版发行机构之一,它的建立为全国广大读者接受先进文化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出版生活史视角下红色女性出版人研究

红色女性出版人是中国女性与出版互动关系下的新形态,从红色女性出版人生活史研究的可能性、可行性与典型性出发,探讨红色女性出版人研究的空间与张力,挖掘红色女性出版人在出版史上的痕迹。通过对红色、女性、出版三者的关系互动,强调红色女性出版人研究的重要价值,建构红色女性出版人研究的新维度,拓展红色出版与女性出版互动的新空间。

生活出版需要用“心”去做——香江“生活出版国际合作交流论坛”观察

今年的香港书展,生活类图书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这与当今社会生活形态的改善,人们对生活品味的重视密不可分。做好生活出版首先要用心,热爱生活,注重生活细节;对市场进行要进行层层深入细分,找准读者需求的命门;坚持原创,语言表述通俗易懂。在形式上要做好与数字技术的接轨,选题开发上重视国际合作和选题贸易。

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1904——2005，在跨越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巴金老人始终以真诚的心，为世人留下一部部宝贵的作品。从1927年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到生平最后一部著作《随想录》的诞生，其间六十多个年头，据不完全统计，巴金共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多部篇，中长篇小说二十多部，。并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书信。毫无疑问，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巴金实际上还是一名成就非凡的编辑家。

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

生活史是当前社会史、教育史等领域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将生活史的理念、方法引入出版史学研究十分必要且有建设性意义。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出版生活史的开掘有利于促进出版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呼应国际出版史学潮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出版生活史研究应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掘史料,同时合理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养分。

出版生活史视阈下的史料研究

出版生活史的提出及发展,既是对“人”的“现实关怀”,也是史学本身发展的理论需求。史料之于出版生活史研究意义尤其重要。出版生活史探讨当以问题为导向,以史料为根基。出版生活史史料从形式、内容、本质几个方面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有效搜集、合理利用相关史料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模糊边界,明确焦点,同时注重鉴别史料真伪优劣,注重平等对待不同类型史料,谨防断章取义,还需加强对史料的多维审视。

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

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借鉴自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后两者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向普通方法论的演变过程。出版生活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规模上遵循"小而美"原则;二是研究出版人群体或个案,并非单纯追求叙述的趣味性,而是要在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亦即福楼拜所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既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回应时代问题,也要坚持生活史的批判传统,对压抑出版人的制度进行批判,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近现代出版生活史研究刍议—以上海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为例

以上海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为例,探析出版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利于发掘以上海为主要空间的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繁荣与不足,揭示中国近现代出版人的精神气质的扩散和影响。出版生活史研究带来的学界沟通、对话平台以及空间融合是广阔的,坚持探索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会给出版实践者、出版教育工作者和出版研究者带来更多的学术创新。

沈雁冰在上海的出版生活探析

出版生活史研究的进展,有助于将出版人物的专业特长、理想信念和日常生活进行融合探究。在出版史研究的专业主义、理想主义和日常生活研究路向指引下,通过考察“五四”背景下沈雁冰在上海的出版实践,不仅可以阐释“五四”革命知识人对现代性和革命性的双重探索,而且可以揭示革命知识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内在张力下蕴涵的多重现代性和革命性。进言之,近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可缓释现代性和革命性内在的紧张,由此,“五四”革命知识人的专业和理想之间得到紧密联系并相互促进。

漫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人和事——怀念丽尼

一提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共同抚育它成长的朋友们。

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社定名为“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简称“生活书店”。第二条本社本生产合作之原则,以社员共同投资、共同工作、经营出版事业,促进大众文化为宗旨。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场域下现代话剧民族化研究

1930年代前后,中国话剧完成了从舶来艺术到本土文种的艰难变身,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民族化形态的建构。以"补证据论"为代表的话剧艺术理论争鸣增进了话剧界对建构民族化的体认,推动话剧创作在主题、题材、艺术形式等方面沿循着回归本土和面向现实这两种路径开展积极的探索。1935年在上海创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对于中国话剧的成长和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对青年话剧家的培育和扶植,对话剧艺术本体观念的倡导和引领,对人道主义和写实主义话剧文学创作的深化和升举,形成了重要的出版文化力量,由其出版的一系列话剧作品集中成为民族化实验的典范。因而,文化生活出版既为现代话剧的民族化转轨进路搭建了直接的平台,反过来也生成了考察中国话剧发展变化不可忽视的空间场域。

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研究述评

"出版生活史"因应出版史研究的"内卷化"趋势而出现,以期为出版史研究带来新面貌。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关于出版生活史的研究,主题集中在出版人经济生活和出版人交往生活两个方面,出版人休闲生活方面的文献极为少见。出版生活史研究,应该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避免琐碎化;在研究方式上,应遵循"分场域、分时段、分主题"的原则。

出版生活史视阈中的胡风——以《七月》为中心的考察

胡风主编的《七月》是中国现代期刊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借鉴生活史视角,以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为史料,考察胡风主编《七月》行动轨迹,探寻胡风的日常生活与出版事业的深刻关联,可发现其日常交往对出版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胡风的交往活动理性与情感兼具,构成《七月》发展的持续动力。胡风家书重在交流情感,为战乱中的漂泊生活提供安全感。编读书信往来构建编读互动的在场,二者相互鼓励、理性批评促进期刊编辑、出版及发行活动的开展。以座谈会、茶会、聚餐会为中心的交往活动为《七月》赢得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同时亦提供情感动力。

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经历的人和事

给毛主席买书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好学不倦,看书看期刊,而且看得很杂,堪称模范。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办理读者邮购。我很乐意做这件工作,因为给读者买书,可以跑书店。我平日就爱逛书店,每天都要到书店街(武库街,今民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