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研究——基于沈阳市五个中心区的调查研究

“垃圾围城”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践行和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本文通过对沈阳市五个中心区的调查分析,发现当前沈阳市在推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确、分类回收宣传效果不明显、分类回收基础设施不充足以及分类回收奖惩措施不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分类回收治理规划、增加分类回收资金投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情和打造专业监督团队等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政府与社区、居民及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和通力合作,进一步推进沈阳城市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成效。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考虑政府政策激励监督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影响,构建政府监管-企业处理-居民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分析4种不同情境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政府激励监督对各方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获得的收益大于参与分类的成本两倍及以上时,才会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否则不会主动参与分类,同时居民对政府正向激励补贴的变化比企业更为敏感.政府实施较高的负向激励力度时可有效约束企业行为,但过高的监管成本会造成垃圾回收治理的管理困境.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发展、现实困境及治理路径

垃圾分类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方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政策文件和实践效果来看,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先后经历了垃圾末端处理、垃圾分类试点和垃圾分类普及等三个阶段。由于我国垃圾分类起步较晚,垃圾分类治理能力不足,生活垃圾分类还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包括:垃圾产生量将继续增加、垃圾分类投放意识需要增强、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方式亟需改进、垃圾分类处理结构有待改善等方面。基于国内外垃圾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从法治化、市场化、社会化和全程化等方面着手,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绿色高效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路径。

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高绩效路径研究——基于北京市100个社区的组态分析

厘清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获得高绩效的途径,对于认清我国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机制以及基层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转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组态方法对北京市100个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绩效的生成路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党委政府、社区和居民3个层面主体发挥作用并形成协同互补,是城市社区获得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高绩效的主因;居民的参与意愿对于获得高绩效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因此建议,完善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及基层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转机制,既要重视改进党委政府和社区的工作,也要重视培养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参与意愿,使治理主体的作用形成良好协同互补。

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治理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速度也越来越快,垃圾围村、垃圾填塘等现象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地破坏。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方法,深入分析了目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村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问题重重。需要从强化村民的主体作用、强化政策引导、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道德规范秩序,改善农村环境,以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成都市海螺镇互利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日益突出。成都市海螺镇互利村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的代表村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基础设施、政策认知等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基于此,聚焦于互利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在现状分析中,研究发现互利村存在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不完善、投放不规范、站点设施管理不力以及垃圾处理方面存在一系列挑战,涉及基础设施、村民政策认知和协同机制3个方面。解决之道则体现在配置硬件设施、提供资金支持、强化宣传、提升村民参与积极性,以及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协调多元主体利益。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微观治理模式研究

垃圾分类看似“小事情”,实则大文明,体现着一个公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素养。引发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垃圾分类做得不完善,该利用的资源没利用起来,危害比较大的垃圾没有降解,所以保护环境,垃圾分类要先行。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治理取得一定成效,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虽有诸多方案提出,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本文剖析目前垃圾处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对其它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众参与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激励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推进,如何创设一个适合人们生活居住的环境成为城市规划必须考虑的一项重要问题。现下城市人口数量普遍增多,生活垃圾数量也在增加,为社区环境治理带来较大难度,而生活垃圾分类对于环境治理起着积极作用。为较好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激励,切实提高垃圾分类治理有效性。本文将以A市为例,对公众参与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激励问题与对策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今后开展的有关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双碳”战略背景下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保证整体目标实现的推动性策略,在人居环境改善及资源循环使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当前形势来看,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模式在逐步优化,但是随着垃圾产量的不断增加,垃圾分类治理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高质量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稳步实现双碳战略目标,需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困境及难点,由此提出高效可行的治理策略,持续扩大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资金多元化来源制度体系构建

我国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成效,重要原因之一是未建立有效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导致回收处理资金严重短缺。基于庇古税的理论逻辑、“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法律依据和部分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经验,我国有必要构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实现“三化”治理目标的多元化资金筹措路径。在生活垃圾收费政策设计上,应以多元化的计量收费制为主、定量收费制为辅作为过渡方案;待政策环境成熟后,可全部实行多元化的计量收费制,包括随袋征收计量收费制、粗大型垃圾计量收费制、差别计量收费制、累进计量收费制、计件计量收费制等多种收费体系。能否有效实施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有赖于系统性地改革我国长期存在的废品回收模式,运用激励性和约束性并存的经济手段,规范引导生活垃圾排放行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三化”治理目标。

上海市生活垃圾废塑料回收再利用现状及优化策略

在生活垃圾分类背景下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体系逐步完善,生活源废塑料回收再利用量获得极大提升。通过现场调研与统计资料分析,对当前上海市生活垃圾废塑料分类回收现状、再利用技术进行分析梳理,结果显示当前生活垃圾废塑料回收类别以PET、PP为主,分别占总回收量的45.3%和30.7%;另有近30%具有回收价值的废塑料未被回收,主要以PP和PET为主。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进一步完善分类回收标准与补贴政策、推动PET同级利用等回收技术创新、强化宣传教育与主体监管等优化策略,以期促进废塑料回收与再利用行业进一步发展。

乡村生活治理有效何以实现——以生活垃圾治理的积分制实践为例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核心的生活治理成为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之一。村民合作是推动实现低成本高效能乡村生活治理的重要条件。以生活垃圾治理为例,基于田野调查发现,生活治理中的合作共治面临着激励难题,这一难题可在村庄生活共同体内社会竞争与社会声誉的基础上予以破解。生活治理过程中,地方治理主体实施积分兑换机制,通过评估村民的垃圾分类等行为并量化为积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层次的奖励。分级奖励机制有助于激发村庄中的社会竞争,使积分从对行动者的行为评估转化为道德评价。道德评价既是对垃圾分类过程中合作者的声誉奖励,也使不合作者面临声誉压力,进而发挥规范、惩戒的作用。这种声誉奖励和声誉压力可充分激发村民采取合作行为、约束不合作行为,进而提升乡村生活治理效能。

温江区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践

随着城市化加速,成都市温江区生活垃圾量激增,环境压力日增。为响应环保政策并提高资源效率,温江区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通过系统梳理,发现温江区在设施建设、宣传教育、法规政策等方面的成效显著,创新推出“21天工作法”“以桶换桶”等投放方式。

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是解决农村环境污染的关键,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重点,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主体作用,可以提高生活垃圾治理的效率与效果,从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全面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陕西省863名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从村庄制度视角出发,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框架,进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和治理态度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进一步显著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意愿及行为;主观规范、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分类意愿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另外,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受到村庄制度与亲戚朋友等周围人行为的影响,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村庄制度越完善,周围人参与分类的积极性越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随之增强。

乡村振兴背景下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路径思考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长期主题,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呈现种类多元、总量加剧的趋势,严重阻碍了农村环境与经济一致向好的目标实现。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能有效进行源头减量,提升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效率。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在我国农村区域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政策法规供给不足、资金投入不均且来源单一、农村居民缺少行为驱动、治理与监督模式不佳等现实问题。应当加快构建科学完备的规范系统,保障引资用资的合理有效,因地制宜的开展村民环境认知培养与行为激励,在多项流程中加强协同机制,通过软性与硬性手段的结合有效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东阳经验”

上饶市广丰区是江西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14个试点县(市、区)之一。东阳乡是广丰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典型,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市场化和专业化运营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探索出了一些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东阳乡生活垃圾分类的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群众主体、政府主导、专业运营、有序推进、干湿两分”。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垃圾分类回收装置

自2019年新冠疫情后,环境卫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未来的卫生防疫工作防患于未然。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与科技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同时也带来生活垃圾的快速增长,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无一例外都间接的导致了土壤污染、水污染,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懒人经济盛行,我们迫切的需要一种可以调动年轻人积极性的无公害垃圾回收处理方式。

东营市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践

东营市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推进机制,积极推进“全品类、全链条”可回收物体系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过问、亲自部署的“关键小事”“民生大事”。山东省东营市自2020年3月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推进机制,积极推进“全品类、全链条”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了市级统筹,以县区、市属开发区为整体,骨干回收企业为主体,社区回收小屋为网点、分拣中心为支撑,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广泛参与的可回收物回收体系,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实现城乡全覆盖,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7%以上。

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策略演化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升,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实践经验表明,强制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与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对于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好适用性。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主”突出、“多元”不足及其他系统性冲突。为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策略对“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该模式运行机制及主体动因。然后,构建以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对不同策略组合下系统的演化结果进行演绎。最后,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参与成本、环境收益和政府补贴对主体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最高,公众最低;对于系统运行风险,承包商属于风险偏好者,环保组织属于风险回避者,公众属于风险中立者;承包商对参与成本最敏感,对政府补贴最不敏感,公众则正好与之相反;环境收益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及“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效能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