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意愿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调查

本文就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意愿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的研究,开展了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实地走访了长沙、重庆、怀化等地.问卷数据分析主要采用spss软件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平均投放意愿为90.23%,但居民垃圾投放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包括意愿程度差异、分类态度差异等.其中意愿程度表现的差异性最为明显;影响居民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主要是年龄、性别、收入、相关政策、分类设施等.其中学历、收入影响最大,性别影响最小;提升对策包括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分类投放垃圾的氛围、国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激发居民的积极性,最有效的政策是奖励政策.

中德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投放作为源头环节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而,我国现行的垃圾分类投放中仍存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分类投放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以及生活垃圾法律责任不完善等问题。德国对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较先进,有着完备的废弃物管理体系。德国在1972年通过了首部《废弃物处理法》,而后的51年里,其垃圾分类成就之巨大为人称道。因此,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德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中的相关经验,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相关立法,理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基本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并完善分类投放的主体法律责任,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绥化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问题逐渐影响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是治理环境污染,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文章对绥化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绥化市的社区垃圾分类投放存在垃圾分类设施配套不齐全;居民对垃圾种类识别能力不足;宣传不到位,居民分类投放意识不足;奖惩措施不到位,居民分类投放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完善基础设施,强化科技支撑;细化垃圾分类标准,提升居民分类投放能力;创新宣传模式,强化理念融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展激励惩罚措施等社区垃圾分类投放的优化对策。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其是否愿意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本文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采用Logit模型,通过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引导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宣传教育作用要强于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约束激励作用。另外,二者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②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除了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外,还能通过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产生间接影响。据此,应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环境规制体系建设,提高农户的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水平,以增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提高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

生活垃圾分类从意愿到行为转变的障碍因素与跨越路径分析

利用山东省东营市的586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行动理论和治理理论分析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间的差异及其障碍因素,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社区情境因素欠缺及居民体验差、推动措施力度偏低、心理认同不足和自身异质性特征是垃圾分类从意愿到行为转变的主要障碍;社区情境因素、情境体验及推动措施既直接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通过心理认同感的中介作用对缩小其差异程度产生间接影响;各因素对意愿和行为差异程度的作用机理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差异。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完善社区设施、活动与组织建设,增强垃圾分类措施的针对性及加快制度和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意愿到行为转变的跨越路径。

海创社区“3344”工作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在“3344”工作机制下,海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精准投放率达到95%。今年5月下旬,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在宁波市召开。期间,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宁波市鄞州区海创社区,并给予了好评。海创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何以吸引全国的关注?海创社区于2015年建成投入使用,共6056户、2万余人,由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物业)提供物业服务。自2019年开始,海创社区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并逐步摸索出了一套“3344”工作法,使生活垃圾分类精准投放率达到95%。

全国范围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分析

分类是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居民参与意愿是决定生活垃圾分类推行效果的重要因素。基于涵盖全国内地的1665份有效问卷,研究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多数受访者愿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70.7%),不同省(区、市)间居民参与意愿差异较大,垃圾分类推广措施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个体因素和外部因素对居民意愿影响较大。设施不完善、宣传力度低、便捷程度低、缺乏分类氛围是阻碍居民实施垃圾分类的主要因素。建议采取多样化的组合策略下,东部地区相对侧重提高垃圾分类便利性,中部地区相对侧重改善社会分类氛围和政策宣传效果,西部地区相对侧重改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政策宣传效果。针对性地开展居民意愿研究,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提高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参与度,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的行为与意愿:影响因素与悖离逻辑

垃圾分类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成效取决于居民的行为选择。然而居民在垃圾分类实践中呈现出“强意愿、弱行为”的悖离特点,众多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并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基于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与悖离逻辑可发现: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主导因素有个体认知、压力感知、行为控制、资源情境与政策效能感,但二者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压力感知和行为控制多种因素复合驱动的结果,其中,行为控制的双重效应是“内力驱动型”与“外力驱动型”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核心要素;垃圾分类意愿虽是垃圾分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但资源情境、政策效能感调节了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导致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垃圾分类意愿悖离的根源。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内驱动力,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和调整外驱动力的干预机制,弥合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与意愿的断裂。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研究--基于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的调节效应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严重制约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以陕西省863个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的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及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上述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及知觉行为控制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村庄环境和村庄制度不仅抑制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在上述影响路径中也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农村居民的年龄和家庭人口数显著正向影响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而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是否为村干部以及是否为党员显著提升其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因此,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的互补,改善村庄环境并优化村庄制度,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行为转化,实现言行合一。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邻避问题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是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的第一环节。投放点的建成带给居民投放便利,也改变了部分居民原本的投放习惯。但是,有些居民担心投放点影响小区美观和环境、占用公共区域、保洁管养不到位,同时决策者未给予居民充足的参与权,导致投放点规划选址难度大,部分投放点甚至存在邻避问题。本文结合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现状,分析邻避问题的产生根源,然后提出应对措施,以破解投放点邻避问题。

南方某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模式现状研究

南方某市从2014年起开始推广“定时定点+误时定点”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坚持把垃圾分类投放点作为主阵地,逐渐形成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地方实践。但推广过程中仍然存在固定式投放点标准化建设程度有待提升、老城区部分投放点环境有待提升、部分别墅难以实行现有投放模式、城中村不能适应现有投放模式等问题。建议投放点建设标准化,聚力打造星级投放点,科学合理选择垃圾分类投放模式,探讨模式过程中允许容错机制,考核机制与时俱进,针对城中村、别墅等特殊区域因地制宜制定考核标准等。

高校生活垃圾分类困境及对策

西安市高等学校云集,在校学生人数为127.13万,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也逐渐在校园中显现。产生的生活垃圾不合理处置不仅会侵占土地,还会严重污染水资源和自然环境。因此,如何有效进行垃圾分类,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也是摆在每位有志于环境保护大学生面前的重要课题。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运行模式的探讨

分析了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投放与分类收集现状以及目前分类方法和收集形式,提出了适合上海实际情况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运行模式,为上海市今后进一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提供了依据。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新思路

城市生活垃圾是宝贵的再生资源,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是这种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前提,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举措。

村干部信誉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美丽乡村的建设,而且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与发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举措。该研究基于江苏省230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干部信誉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干部信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农户的“年龄”“农户住址到镇中心的距离”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是否为党员”“政府是否宣传”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因此,提高村干部信誉,加强政府宣传,规范法律法规,对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有积极作用。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新思路

众所周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是垃圾回收利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举措。但在我国,要指望居民自觉、自愿地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目前还行不通,建议设立专职的垃圾分类监督员来监督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为此,需制定建立两大配套措施,为垃圾分类监督员履行职责和垃圾分类的顺利推行创造条件。

MMESE理论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研究

目的在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通过探寻垃圾投放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策略引导城市居民改善不良垃圾投放行为。方法基于常州市25个城市住宅小区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探讨MMESE(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理论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年龄、设施控制器情况、光线对设施的影响、制度执行状况、设施及其周边环境气味、周围是否有人对城市生活垃圾投放行为解释力比其他影响因素更强。结论建议针对社区的不同人群进行不同的政策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参与度。同时,强化垃圾投放设施的管理,对垃圾投放设施增加夜间发光功能并定期维护清洁,以提高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便利性和准确性。

保定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不断深入,垃圾分类工作贯穿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本文深入分析了国内外生活垃圾处理产业的现状,在立足保定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情及分类工作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深挖国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典型案例,从推动源头减量等五个方面提出保定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处理对策,旨在提升保定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能力。

广州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模式探析

自广州市开展创建国家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活动以来,全市各区积极行动,着力推进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本文通过对越秀区、荔湾区、黄埔区实地调研,总结广州市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模式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