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其优化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目前,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还有相当大差距。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还存在政策制度不够完善、治理环节不协调、治理手段传统单一、生活垃圾治理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监督和宣传不到位、个人生活垃圾分类意识薄弱等问题,应从强化组织赋能、升级基础设施、引进智能技术完善分类治理和监督体系、利用新媒体扩大宣传、培养农民的环保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入手,优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乡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及对策——以南澳县深澳镇为例

针对不同种类乡村生活垃圾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是改善农村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人们绿色生活的迫切需要。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调研分析南澳县深澳镇生活垃圾治理现状与存在问题,提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管理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乡村生活垃圾治理主要存在村民垃圾分类意识薄弱、宣传力度不够、垃圾回收配套设施不齐全等问题。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增强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建立健全的乡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及完善乡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长效运行机制,可持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

PPP模式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主体权责研究——以廊坊市W村为例

文章针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提倡将PPP模式运用其中。通过对PPP模式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研究,结合PPP模式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积极作用和我国现阶段的现实需求,对PPP模式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边界进行深刻探讨,阐述廊坊市W村PPP模式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的主体权责现状并对主体权责的困境分析,提出合理有效的实施对策,从而对推动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美丽乡村目标的达成具有积极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现实梗阻与优化策略

农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议题,是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显著增加,迫切需要国家层面采取多元化措施加强对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从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整体质量。然而由于农民在日常生活垃圾的分类与处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足,加之农村地区普遍缺乏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与系统,并且政府在资金及政策支持方面存在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加剧。因此,需构建农民环保教育和互动平台,打造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网络,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政策,从而有效激发农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推动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当前我国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方面还存在着垃圾治理体系不健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民垃圾治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因而从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宣传教育等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以Y镇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农村环境问题事关中国发展全局,尤其是事关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农村创新发展和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的困境以及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有效解决这些困境,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探究

农村美丽人居环境的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农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农村生活垃圾存在、村民垃圾治理意识不强、垃圾处理体系建设滞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政府宣传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农村生活垃圾成为美丽人居环境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不仅需要增强村民环保意识、完善各项制度体系、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同时还要注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的公平性问题。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活垃圾治理生态环境风险及应对路径——以青海省为例

生活垃圾治理失效导致的污染胁迫已成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面临的突出威胁,精准评估城乡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态环境风险并科学制定应对路径,对改善人居环境品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以青海省4306个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在定量测度城乡各类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及其治理水平基础上,从生活垃圾治理体系的收集、转运与处理全过程视角,综合考虑危险度、暴露度、脆弱度因子构建生态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基于主客观综合赋权的TOPSIS方法和风险管控障碍度评价方法,多尺度评价生活垃圾治理生态环境风险并识别管控阻滞因子。结果显示: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产生呈整体分散、局部组团式集中分布特征,全省生活垃圾集中治理率仅62.33%;全省生活垃圾治理的生态环境风险总体处于中风险等级,属于中高风险及高风险等级的居民点占36.90%,且河湟谷地区向柴达木盆地区、环青海湖及祁连山地区和青南高原地区呈风险递增;现行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在镇级转运环节的生态环境风险最高,在祁连山脉、昆仑山脉东段以及青南高原峡谷地带转运风险突出;自然地理环境高寒性、分散式垃圾处理技术滞后性是风险管控的主要阻滞因子。建议以生活垃圾全处置和生态环境零胁迫为导向,采取补齐生活垃圾治理的软硬件短板、建立高效收集与处理的奖补政策机制、强化城镇与农牧居民环境伦理教育等举措,综合提升生态屏障区生活垃圾治理效能;基于青藏高原城乡聚落与生活垃圾产污分散性,充分顾及其治理全过程的生态环境风险,将生活垃圾治理体系配置的基本单元由县域下沉至镇域尺度,因地制宜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乡镇集中治理、村分散治理等镇域片区治理模式。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价值共创:内涵、逻辑构造和实现机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价值共创对推进农村垃圾治理长效机制的形成、促进乡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价值共创内涵进行阐释,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价值共创解构为多元主体、资源选择、价值活动、效用体系、信息联系、政策规制、建成环境七个构成要素,其中资源选择、价值活动、效用体系三要素通过信息联系构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价值共创运转逻辑;分析由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以及议题网络互动形成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价值共创复杂适应性循环,并尝试透视治理困境的症结。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价值共创实现机制要从环境侧、供给侧和需求侧三个层面建构:环境侧强化政策社群与网络的环境保障,供给侧加大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的价值供给,需求侧引导议题网络的治理需求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下运城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阐述山西省运城市X村的生活垃圾治理现状,梳理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建设资金不足、缺乏宣传教育及村委会责任缺失等问题。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需要完善配套设施、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宣传力度、加强监督检查,从而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

地方生活垃圾治理问题与政策建议--基于NVivo对46个重点城市政策文本的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事关民生和公共利益,在进行政策创新之下逐渐形成的地方经验,将有助于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在全国的推广和实施。在对全国46个重点城市2001~2021年生活垃圾治理的政策文本从时间维度进行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运用Nvivo软件,从文本结构维度和政策工具维度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经历了起步-扩大-趋向稳定的阶段,目前仍然存在缺失社会主体参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忽略新技术使用以及产生者责任未凸显等问题。鉴于此,从激发社会主体的责任意识、完善垃圾治理的收费制度、强化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运用,以及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治理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六盘水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妥善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2021年以来,我国连续印发多个重要文件,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为农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根据贵州省六盘水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现状,针对其存在的公共投入不足、监管体系有待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垃圾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分类减量推进缓慢、居民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提出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立体保障机制、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多元共治能力、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精神文明程度等治理措施,为把农村建设成幸福家园、美丽乐园、丰收田园,推动六盘水市乡村振兴提供一定参考。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困境与路径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有助于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纵深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文章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研究视角,以成都市A区B村实践为例,明确政府、村党组织、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的角色定位、利益冲突、权利义务或权力责任分配,认为目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公众参与困境的原因在于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分配不当、信息交流不畅、监管纠错不足,并提出以权责匹配制度、信息交流制度、监督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协调路径,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开展生活垃圾治理 创建美丽清洁家园

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综述及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生态宜居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农村的生活垃圾污染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坏境,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突出,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为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举措。论文细梳理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的研究进展,重点就农村垃圾问题现状、归因、参与主体及模式研究、研究不足等四个角度进行梳理和评论,最后提出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展望。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困境与机制模式创新——基于河北、浙江、广西等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调研

近年来,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截至2016年底,全国65%的建制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2017年5月和2018年1月调研组先后深入河北、浙江、广西农村,围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行调研,发现目前推广普及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治理模式存在三点突出问题,一是现行模式导致农村生活垃圾"进城",加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供需矛盾,二是现行模式运行成本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难以持续良性运转,三是部分地区采取非规范化填埋和焚烧处理,环境隐患凸显。以上问题反映各地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过程中简单照搬城市垃圾治理模式,未统筹考虑农村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特点,带来垃圾集中处理的高成本投入和高风险隐患。而我国浙江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经验表明,农村较城市更容易推行垃圾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因此针对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问题,应强制在现有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实施农村生活垃圾的前端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建立户分类、村收集、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与乡转运、县处理相结合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建立引导推进机制,培育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市场,保障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能够有效实施。

大都市社区生活垃圾治理推进模式探讨——基于上海市梅陇三村的个案研究

我国已做出2020年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的部署。但各地仍在试点之中,各城市已探索形成的局部模式也缺乏学理上的提炼和总结。上海是我国推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城市,研究该市社区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上海在面上推广的"绿色账户"实效不尽如人意,一些社区的探索却引人注目。梅陇三村经过七年的持续实践,已经成为上海推进社区生活垃圾治理的典范社区。文章对该社区垃圾治理模式的源流、特点、成效和困境做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模式化价值做出了研判,对其困境进行了反思,希冀能为推进大都市社区生活垃圾治理制度建设和模式优化起到一定的基础性作用。

市域村镇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探析--以辽宁省辽阳市为例

围绕建设"和谐辽阳,美丽乡村"的总体发展目标,辽阳市市域村镇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遵循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坚持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及资源化处理并重的方针,将村镇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置于整个社会、经济和资源的大系统中,运用分拣投放、分类收集、密闭化转运、资源化处理及卫生填埋等多种手段,建立完善的村镇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并建立长效的运营管理机制,以期促进辽阳市村镇环境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美丽乡村”下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影响因素研究

为加快陕西渭南"美丽乡村"建设,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运用IAD框架就当前渭南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述和分析,从而找到影响渭南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然后对渭南市下辖村庄的调查和访谈作为数据,在变量赋值的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与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是否接受环保宣传、人均收入和治理制度等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有正相关影响,需要重点从基层环保组织建设、加强资金投入和提升环保意识等几方面入手。

乡村振兴背景下广东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广东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关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村民生活垃圾处理意识有所增强。然而,广东农村生活垃圾问题依然很严峻,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较为滞后,垃圾治理方式较为粗放,市场化、产业化水平较低。究其原因,与农村生活垃圾自身的特殊性、垃圾治理服务供给和需求有密切联系。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