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芝加哥”中的下里巴人——近代武汉农村移民的底层生活

近代武汉因水陆交通之便和工商业之繁华,被称为＂东方芝加哥＂。1927~1949年,大量周边农村移民涌入武汉,他们或因金钱诱惑到武汉寻求黄金梦,或因天灾人祸、家乡凋敝而背井离乡,蛰居在武汉城市社会生活的底层。家乡是他们割不断的牵连,年节时分忆念祖先,财富和婚姻指向也是家乡。城乡双重边缘化给他们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困惑,从最初因＂乡巴佬＂身份产生自卑,到后来渐生城里人的优越感。＂东方芝加哥＂中这群下里巴人,销蚀了近代武汉都市社会的浮华与高贵,最后归于平淡与庸常。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明中后期社会底层女性生活掠影——以《江湖奇闻杜骗新书》记述为中心

张应俞的《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是一部展现明中后期社会风貌的防骗专著,其中不少内容描写了当时社会底层女性的生活与人生命运。在传统社会,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生活的窘迫及受教育机会的匮乏,社会底层女性的命运往往掌控于他人之手。轻视女性、卖妻鬻女、拐骗女童等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同时,部分底层女性为抗争命运的不公,被动或主动地参与设局以谋骗他人,这不仅使受骗者利益受损,更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明中后期社会底层女子的生存状态,凸显了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之于日常生活本身的悲剧性。

关注底层生活 捕捉人性光辉——“重庆市最受欢迎新闻工作者”周立演讲录

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会计,毕业后从事出纳工作,但我从小喜欢写作,儿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记者。1999年,我辞掉了银行的工作,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垫江,成为垫江报社的记者,2003年。

在生活底色上描绘人生的滋味——尹向东小说集《鱼的声音》述评

作为中国作协、四川省作协会员,尹向东凭借其民族血缘的特殊性而在文坛上获得特殊地位,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从而造就了其小说创作的独特艺术取向。尹向东小说的叙事内容是藏区底层民众生活,他的内心涌动着倔强的下层藏族汉子的血性,其字里行间却又透露出悲凉而令人怜惜的人生滋味。

试从《中国式民工》、解读底层艺术创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民从内地偏僻的乡镇涌向城市寻找新的生活，出现了一个中国特有的阶层——农民工阶层。本文以底层艺术创作为视角，通过对《中国式民工》的文本分析，解读大众文化下的底层创作。

神话原型批评视域下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的底层叙事解读

《平原上的摩西》是双雪涛的一部作品,通过描绘底层社会与人物的生活,展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本文从神话原型批评视域出发,对《平原上的摩西》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作品进行了基本概述,深入探讨了小说中的神话元素如何与作品主题相互关联。通过底层文学的视角,分析作品中的社会与文化批判,探讨神话原型在底层叙事中的作用与影响,揭示小说中神话原型与底层生活经验的结合,不仅能丰富作品的主题深度,也能反映作者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洞察。

底层人物的生存书写——邱立新小说读后

一看邱立新的小说标题,就知道她是一个底层生活的关注者。长期以来,底层关注与书写是广大作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少作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不菲的业绩。我以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对人类生活与生存关怀的书写。在邱立新的小说中找到一种与此契合的文学元素。《秋风里的昭苏台河》以其貌不扬的“舅舅”为书写对象。“舅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直没有找到媳妇的农村底层男人。作品对舅舅找不到女人的原因进行描述:舅春贵二十七八岁了,因小时候掉火盆里,把左眼皮上烫了个疤,再加上个子矮,一直没找上媳妇。

穷达于时空性别的时事隐讽——赵本夫小说中的农村叙事

赵本夫和当代中国许多作家一样,罄竭心力,纡情于乡愁,而汉高故里的文化底子使他更喜欢将记忆里的农村镶上浓郁的传奇色彩,因此其文学作品充满了对苦难人生和城乡差距的强烈道德关怀,展现了迥异的人物形态及其震荡命运,充满了人类意蕴深远的乡野激情。

论乔叶小说的温情叙事

乔叶的小说涉笔城乡,却不突显其尖锐的二元对立,而是用平实、细密的文学描摹底层人物在城乡间的真实生活状态;书写日常生活,却未陷入平庸、琐碎的窠臼,而是带着温情、理解的态度细究人生的多样、人性的复杂。乔叶笔下多是一些女性人物,但她淡化男女性别对立,以平和的心态回归女性生命本体,关注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突破了单纯的局限于性别的视角,能够以一份更淡然的心胸、更开阔的视野既关照男性,又关照女性,这种清醒宽厚的书写态度更易抵达男女两性关系的真相。她深谙"文学是人学"之本义,把笔墨放于对人心灵的解析,从而使作品带给读者无限的感动与力量。乔叶的小说创作既直面现实又始终带着温情与暖意。

迈德斯式社区电影的亚文化关注

西恩·迈德斯是电影领域"社区现实主义"的新任掌门人,不过在他最新的以英格兰中部小镇青年为蓝本的电影作品中,对传统底层生活和工人阶级的描写已经非常少了,而且相比于肯·洛奇和林赛·安德森等前人的作品,其对社会政治议题的关注和直接描写更为稀少,极具个人成长经验和记忆的标识反而比较常见。从本质上分析,迈德斯其实是瓦解了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然后再对其进行重构,并将青年成长问题融入重构的文化中并借助"社区式电影"表达出来。

文学是时代的良心——徐杨短篇小说述评

徐杨的小说有分明的爱憎,其强烈的批判精神隐含在冷峻的语言外表之后,在幽默、滑稽和嬉皮士式的语言中透示出他对生活火热的情感态度和对底层民众的关怀,体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正义和理想情怀。

周氏兄弟的“时差”——白桦派与厨川白村的影响

1.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时差"毋庸多言,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是亲兄弟,从出生到1923年的兄弟不和为止,他们关系不是一般的深厚。从小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式教育,在青年时代兄弟俩先后到南京学堂学习,同样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了。留学日本期间也比较长,鲁迅则7年(1902-1909年),周作人则5年(1906-1911),他们都在章太炎的私塾里学习文字学,更加深了汉学修养。他们回中国绍兴时,分别是29岁、27岁了。可以说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学问根底几乎是一样。不止日本留学时期,经过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时期也有很多思想上的共同点。直至兄弟不和为止。兄弟不和的谜团至今也没有彻底解开,但从此他们的思想渐渐走远了。

我的纠结 我的小说

我的小说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我所在城市国有企业普通工人的命运际遇息息相关,长篇小说《苦楝树》的主人公吴满的原型,就出自我所在的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长篇小说《工厂工会》的主线,则是我所在城市湘潭湘钢梅塞尔公司一位工会主席的真实故事。我的创作聚焦于底层生活,表现的是普通工人在当代社会变革中承受的苦难和失落,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人情的善良和人性的复杂。

试论《木马与风景》

高文翔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滇东文学群体中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2009年出版了诗文集《木马与风景》,其内容的特点是：贯穿全部诗作的一条鲜明线索是对底层人物生活窘境与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着力表现,并以诗歌的形式留存了曾在广州的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一些轰动性事件;《木马与风景》里的许多诗作具有明显的叙事性特征和戏剧化色彩,同时语言幽默风趣,雅俗有致;《木马与风景》另收有诗人的散文作品21篇,也充满诗意。

试论老舍小说中的满族文化情结

老舍最擅长写旧北京下层旗人的生活，这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满族文化底蕴对老舍多方面的影响、老舍小说中浓郁的满族文化话语空间，以及他笔下满族底层市民生活的风俗画卷都揭示了老舍先生作为一个满族作家其民族文化情结的一面。

民间烟火与国家高度

所谓管理,本来就是在约束与释放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坦白地说,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管理者的温情,需要保留那些正在挣扎的民间烟火。谁也没有想到,全国两会总理招待会上有关流动商贩的表态,一下子点燃了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摊经济。"地摊儿"才刚刚飞了一会儿,热热闹闹的商街夜市便鸣锣开张,绘声绘色的摆摊攻略更是一时纸贵。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复产复工进程里,一个小小的地摊儿被从不同视角进行着诠释。从"城市温情"到"底层生活",从"文明经营"到"民间烟火",都是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生活压力人群的利益表达。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来源

晚年的邓小平为什么能果敢地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支撑这一世纪性事件的理论基石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但是,伟大思想70多年之久的形成过程,却鲜为人知。5年勤工俭学提供思考素材邓小平在法国留学五年零四个月。在市场经济运作已十分成熟的国家的底层生活。

一根苇草的承载——读范国强《随感录》(第一卷)

20世纪50年代初,范国强出生于武汉一个平民之家。以其日后读书的克励来看,他的求学入职,本当平顺稳实,但初中甫一毕业,就被猝不及防的知青大潮所裹挟,最后飘流到鄂北偏僻山村。清纯稚气的少年,方离父母的怀抱,即早尝底层生活的苦涩。嗣后,有幸招工转至鄂东矿企,以泥瓦工立身,因工作能力与写作才华,转为通讯员和党政秘书,而一旦行政能力为上级所重,就逐渐被提拔到各类重要岗位。

浅谈中国现代早期戏剧中的车夫形象

五四运动后的戏剧创作深受西方剧作的影响,对车夫形象的塑造显得丰富多彩,基于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对车厂和巡捕的反抗及最终表现出的软弱无力,使中国车夫群体的悲惨现状得到了反映,车夫不再是独立的形象,而是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