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

生存政治、生活政治两个概念分别代表从传统到现代发展的不同阶段。生存政治阶段的主题是满足基本生存,生活政治阶段的主题是追寻多元的生活方式与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用生存政治、生活政治概念考察我国乡村社会变迁,发现当下乡村正处于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过渡期。从日常生活视阈来看,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农业起步阶段,都维持着一种生存政治的状态,相应的治理也以维持生存为导向。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才使农民基本摆脱生存政治状态并开始向生活政治状态过渡。转向生活政治的乡村治理应该进一步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供多元的社会参与方式、生活方式选择,促使治理方式由宏观的事本主义向微观的、以服务为主的人本主义转型,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提供更多价值观念、情感链接以及自我实现方面的选择。

香烟与都市女性:徘徊于风险与时尚之间的生活政治--以上海的访谈和观察为例

以生活政治视角分析剖析都市女性吸烟的议题,能够从具体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反思女性吸烟者的形象建构,探究女性吸烟消费认同的实质。尽管大众传媒试图把都市女性吸烟建构为“时尚”或“性感”,上海访谈和观察的经验材料却表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女性吸烟多为休闲和消遣、排解工作焦虑或生活压力的手段;都市女性吸烟者不得不在个人嗜好与法律政策环境、公众期待和周遭污名化氛围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心思缜密、谨小慎微地做消费者公民。

论生活政治教育

"政治"是一个理论内涵无比丰富的概念和范畴,它与"生活"有着天然的联系:政治来源于生活、存在于生活,并呈现出生活转向。生活政治与政治教育同样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都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都致力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将生活政治引入到政治教育中,必将为当前的政治教育增添新的活力。个体反思意识及能力的增强、社会生活中大量的政治议题、已有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及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对话民主,都为生活政治教育提供了可能。

现代性·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

考察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历程,现代性是其学术研究的连贯课题。同时,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又是围绕解放政治这一核心思想展开的,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发展的基点和动力源泉。启蒙运动以来,解放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把人类带入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相反,它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一系列后果严重的风险。为此,吉登斯提出了生活政治的设想,以实现对解放政治的超越和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重建。

生活政治学的发端及关注的问题——政治学研究的祛魅与解咒

全球化条件下丰富的生活政治将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形成生活政治学产生的条件;生活政治学将揭示生活政治的规律特点及对人们当代生活的巨大价值。生活政治学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具有特别意义,因为社会需要用个体的方案来解决系统的矛盾,使人们能够在孤独、普遍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建立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靠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

互联网·公共领域与生活政治——刍议数位民主

本文通过回顾几年前由沈洪嘉先生投诉中国电信一事 ,所引发的遍及全国的网际公共讨论 ,指出公共领域将借助信息技术而重获新生。在网际公共领域中兴起的数位民主 ,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形态 :一方面 ,在网际公共领域中 ,生活政治和“越级民主”正在为我国乃至世界的民主政治提供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另一方面 ,在网际公共领域中自主理想似乎已经僭越了民主理念 ,从而削弱了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在网络时代 。

民生:一个生活政治的话题——从政治学视角看民生

生活政治是一种以改善民生为政治中轴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政治模式。在我国社会资源动员模式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背景下,民生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性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为导向更新政治理念、调整政策模式和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最终建立生活政治模式的问题。

“生活政治”治理:精准扶贫工作新转向

贫困是一个公共性与日常生活性交织的议题。精准扶贫在解决了公共性的绝对贫困之后,应该转向贫困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当前,贫困者在传统和现代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游走与徘徊,他们一方面怨恨现代性摧毁了以前生活中获得的意义感,另一方面痴迷于消费等同于自我价值的现代性逻辑,同时又在现代性的融入中受阻。由此,处于一种"回不去的过往,走不到的现代"的选择性焦虑与困惑之中,即一种"生活政治"。对此,未来贫困治理策略应该由宏观社会政策转向微观社会服务,破解贫困文化;由社区建设转向社区教育,打破不合理的消费逻辑;由国家责任主体转向家庭和社区,重塑共同体的作用。

论吉登斯的生活政治观

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它关注的焦点是在后传统社会人们怎样生活的问题,因而是一种新型政治。吉登斯生活政治的构想包括超越匮乏型经济、对话民主、生态伦理与生命伦理以及非暴力化社会四个方面。生活政治关注身体、性和自我问题,因而是离每个个体最近的政治。

作为一种存在主义政治的生活政治:源起、本质及意义

作为西方国家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一种重要的新政治形式,生活政治虽然吸引了众多的理论关注并成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学术界依然缺乏一个对生活政治的总体性说明,对其认知也处于不甚清晰的状态,对生活政治进行整体性认知很有必要。在源起上,生活政治的滥觞是晚期现代性条件下自我认同危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个体化兴起多种因素引致的,并由生活方式变革的集体行动而形成;在本质上,生活政治关切人的存在主题,为解决人的存在性焦虑提供方案,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性政治;在影响和意义上,生活政治构成了西方社会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一次重大政治变迁,形塑着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生活政治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启示意义,通过生活政治的构建以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吉登斯政治观管窥

吉登斯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当代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政治模式加以解决,必须应用新的政治模式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生活政治”模式。为此,他提出了“生活政治”观,主张应实现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把二者结合起来,从全新的角度来处理当代世界所共同面临的政治问题。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古典中国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建构日常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等级严明、各安其分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维护政治秩序和落实政治价值的角度看,礼、乐可以看成是"生活中的政治"。人们遵从国家政权所期望的礼治和礼俗并因之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不要政治的政治"之特点。当然,这种"生活政治"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公私之辨"的价值张力由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而引发。近代以来,传统礼乐典章逐渐流散,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多重意义。

“气”与阶层的“生活政治”——基于浙东平镇西村的调查

本文以浙东平镇西村为例,探讨"气"的生产与释放的阶层动力学,并进一步揭示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生活与政治间的关联。农村经济、社会与政治分层高度重合,上层精英联盟形成对底层群体的总体性支配。普通农民由于生活遭受总体性的阶层压制,形成"仇官"又"仇富"的"气",并通过多数人的隐蔽反抗和边缘人的公开反抗进行"气"的释放。这凸显了阶层分化下的"生活政治"——上层精英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实现其政治意志,底层群体则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表达。村庄陷入"泛政治化"的对立。

饮食之道与生活政治——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饮食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也能体现和反映社会政治情况。在《礼记》所记载的饮食之道里,"吃还是不吃""给谁吃""吃什么""怎么吃"等日常问题,关涉了政治认同、身份等级、权力秩序以及社会公共交往活动等政治问题。饮食之道中体现的权力及等级秩序,反映了儒家的生活政治,即将政治价值和等级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又通过日常生活来巩固和强化那些保障政治权力运行所必须的价值与秩序。

车舆行进与生活政治——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礼记》中,有大量涉及车舆、行进的礼仪安排,从中可以看出礼治传统中日常交通所承载的秩序关怀。贵族所使用的车舆往往体现着政治生活中的身份等级差异,车舆马具等成了政治身份差别的标志物。在日常的徒步行进中,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也有特定的礼仪要求,尊卑之别、长幼之序能从人们的道路行进中得到体现,道路行进成为社会秩序展现的场域。在现代社会里,交通问题依然体现着"生活政治",传统的身份等级制虽然还有一定余绪,但不再是影响交通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公共理性以及现代性价值主导着现代交通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秩序。

衣冠制度与生活政治——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儒家礼治传统中,衣冠往往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儒家"生活政治"得以落实的重要载体。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为维护秩序与等级的工具,承载和传递政治价值与政治信息,成为表达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工具。传统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必须要接受衣冠礼仪的规训从而成为符合礼仪传统的知礼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为政治事务。传统衣冠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心灵自由、妨碍了人们对于身份平等的认同。

对政治越有疏离感越不参与政治吗——青年的政治态度偏好与线上、线下生活政治行为选择

本文根据政府信任和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类型来界定青年和政治的疏离程度,其中,疏离感强的包括从属者、退出者,疏离感弱的包括建构者、支持者。并将生活政治参与分为三种类型,线上关切式、线下关切式、线下吸纳式。在此基础上,检验青年的政治态度偏好和生活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疏离感强的并非完全脱离政治。退出者虽然有较少的社区参与等线下吸纳式和线下关切式政治参与行为,但是他们建构了自我话语空间,更多地参与线上关切式政治活动;从属者有较少的线上关切式政治行为。疏离感弱的也并非参与各种正向生活政治。建构者有更多社区吸纳式行为,但也更多参与线下关切式等冲突政治行为;支持者是政治结构的核心力量,较多参与社区活动,较少参与线上关切式等冲突生活政治;投票、选举等线下吸纳式政治参与取决于制度设计,和青年的政治态度偏好没有显著线性关系。本文还分析了不同政治态度偏好类型的人口学分布,探讨了青年的生活政治参与行为的引导逻辑。这对于目前我国青年的网络社会治理、生活政治参与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生活政治视野中的山寨消费——山寨现象的社会学再解读

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过程中,消费控制已取代生产控制成为新社会控制的核心逻辑,利用生产社会中的政治逻辑不再能有效解释底层群体的行动,通过生活政治视野的引入,集中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独特的山寨消费现象,则可发现山寨本身的根源恰恰在于商品拜物教里面的消费控制,山寨正是消费社会中权力控制与异化的体现,消费中的山寨现象和生产中出现的诸种现象一样,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道德评判,解决山寨问题的出路在生活政治而非生产政治。

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关于中国发展中政治的一种分析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作为解释范畴与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轨迹与走势。中国解放政治主要呈现为革命政治与增长政治两种形式。增长政治的发展孕育了生活政治的因素,推动生活政治兴起。随着社会变迁,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发展的需求,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造成了诸多治理难题。这在增长政治框架中是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的。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发展民主法治体系、优化政策过程体系,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增加生活选择机会为主旨,推动解放政治(增长政治)逐步走向生活政治。

全球化、个人与生活政治——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进一步思考

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根本后果是全球化”的论断,他还对全球化做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探讨了全球化和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吉登斯在阐述了全球化与个人相互塑造的过程中,提出“生活政治”的观念,探讨了个性自主性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加以重视。实际上,生活政治虽然有助于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它不能解决不平等、剥削等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仍需诉诸解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