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之辩

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为干预人类道德情操提供可能,也正因为其利用技术手段改变人的道德行为而饱受争议。围绕着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存在的争议展开讨论,当下学界在可欲求性层面提出的人格塑造、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问题都未必构成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良好反驳。在现实可行性层面,发展一项旨在提升个体道德情操、解决德性相关社会问题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未必值得提倡。技术安全性、有效性和价值定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效益主导下“工程性”道德增强带来的自由意志悖论,都构成该技术面临的伦理困境。

非传统道德增强的双重变导:生物医学中介与智能体引擎

人类文明史是知识生产史和道德建构史,亦是道德增强史。运用外在技术(打破物种自然完整性的生物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干预,通过改变生物属性,突破非传统知识教化而改良人类的精神世界,塑造人类“更完美的天性”已经成为现实。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人工智能体通过跟踪、组织、反思和引导功能为人类道德导航精准化开辟了道路。也因此,道德增强技术带来了关于伦理上的安全、自由、公平的全球论争。倡导道德增强与道德教化并存互补,建构一种新的开放、精准的道德进化观,将成为时代的理性增强。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语法构建:本质、异化与谱系

传统的道德增强主要采取学校教育、榜样示范、自身修养和社会实践等方式。从效果主义看,传统道德教育使我们明白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养成尊重人、关心人的习惯,形成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感以及理性思维能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技术操控道德的时代,生物医学技术正在不断形塑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断刷新人-技术-世界关系图景。技术化道德意象作为人的感性与理性的集合体,克服了传统道德进化容量和进化深度上的拘谨,用崭新的方式诠释了新的话语体系。技术化道德打开了一个全新道德的空间,生成全新的道德进化模式,也因此造成传统道德进化链全方位断裂。在人类纪,建构适应全新的道德进化模式的原则成为一种必然逻辑。

人工智能道德增强方案的哲学省思

为了防范人类生存危机,道德增强进入了科技伦理议程中。由于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诸多弊端,各种人工智能道德增强方案被陆续提出,分别为:人工智能作为人类道德决策的“替代者”“建议者”或“对话者”;“替代者方案”将导致道德消亡,阻碍道德进步,但适用于危急情境;“建议者方案”会损害能动者的能动性,固化其道德观念,但适用于日常决策;“对话者方案”能够帮助用户实现道德成长,但无法提供道德动力。混合式道德增强将各方案应用于不同场景,在紧急状态下调用“替代者”模式,在日常生活道德决策情境中唤醒“建议者”模式,在空闲时段进入“对话者”模式,兼顾三种方案优点又规避其缺陷。但混合式方案仍需要生物道德增强的辅助以提升用户道德动机,并被纳为义务性培训的一部分。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伦理探析

人类不道德行为造成的灾难使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应对这类道德大问题时,以佩尔森和赛沃莱斯库为首的道德增强派认为,应该通过生物医学技术的手段来增强道德;但反道德增强派却认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存在一定的伦理困境,如,个人主义、人格同质化、限制自由、认识论上的困难等社会问题,所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传统道德增强的地位并不会被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所取代,应该倡导两者互补,构建一种新的道德观。

道德增强与反增强的博弈与反思

随着技术干预和增强人类道德的系统性实现,引发了人们的希望与恐惧、期待与不安、支持与反对的对立。增强派认为,人类道德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科技进步,人类完全有权利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与自由意志、社会公平、人格特性等问题并不冲突,并能助人以达到“行善”境界。反增强派则主张人类无权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是一种“扮演上帝”的行为,会限制人类自由、扩大社会差距、人格同质化,甚至引发个体安全和社会风险等问题,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可行吗?

近几年,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成为西方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通过药物、基因选择等生物医学技术,增强或削弱人的情感使之具有更好的道德动机,从而提高人的道德行为。尽管科学家运用生物医学技术在调节道德情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道德情感难以量化、道德心理的复杂性、道德多元化以及道德增强本身带来的伦理问题都将给道德增强带来严峻的挑战。所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不可能取代传统的道德培养模式。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传统道德培养的优势,重视认知和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仅仅关注情感的表层调节。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及其伦理和社会问题探析

生物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增强自身道德成为可能。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运用生物医学技术调节人的道德情感,增强其行为动机,从而提高道德行为。但是道德增强可能带来大量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它违背了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混淆了道德责任;随意改变人的道德性情,可能会瓦解稳定的社会关系;道德增强还会削弱人的正常理性和道德判断力,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它不会给人类带来安宁美好的生活。因而使用生物医学技术进行道德增强从道德上讲是不允许的。

论佩尔松和萨夫列斯库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观

人类面临着生化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人为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全球经济不平等等重大威胁。佩尔松和萨夫列斯库称之为"道德大问题",并提出了生物医学道德增强(BME)这一应对之策。在阐明BME提出的背景和原因的基础上,论述了其基本内容和可能性,并揭示了其无碍于自由、较弱意义上改变个人同一性、兼容性、谨慎性和乌托邦性等特征。

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与刘玉山、陈晓阳和宋希林三位学者商榷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只是道德增强的方式之一,与道德教育等传统的社会-文化道德增强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不会限制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不会随意改变性情从而出现人类的同质性,也不会损害道德理性和造成"搭便车"现象的净增长。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应积极应对其风险,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技术侵入:道德自由的传统与超越

道德自由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觉解和境界,是在道德意志的统摄下,按照道德必然采取行动的能力。技术作为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独特方式,一方面确证和实现道德自由,另一面限制和压抑道德自由。自从人猿揖别后,人便始终处于技术化进程当中,随着习俗教育、生物医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的技术侵入,道德自由因此展开了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图景。

人类增强的类型、范式与伦理争议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日益深入人身体内部,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支持者认为人类增强技术使得人成为强大的超人类;反对者则认为人终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按照人类增强技术的目的不同,可以把人类增强分为四种: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和复合增强。人类增强技术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例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人工、生命和非生命,且伴随着伦理争议,诸如治疗和增强、人的性质和尊严、道德自由和社会风险。对此争议具有不同的解释范式,生物医学范式聚焦于治疗和增强的界定;超人类范式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人;社会范式则更多地关注道德自由和社会风险。

道德增强与人的自由——与刘玉山、叶岸滔等学者商榷

刘玉山、叶岸滔等学者认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会对自由意志构成威胁。通过反思这种论点,论证了自愿道德增强与自由意志是相容的,且我们应当尊重这种个体自主权。在回应了各种质疑之后,主张以谨慎与宽容的态度来确保该技术的良性发展。

道德增强

生物医学增强的反对者们时常声称,即使这种增强对于增强者来说是有益的,也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但是,当所讨论的增强是一种道德上的增强时,该异议则并不具有多少说服力。这种增强有望使得被增强者拥有比以往更好的道德动机。在本文中,我描述了一种可算作道德增强的心理改变。我主张,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能够通过生物医学干预来诱发这种改变。我还针对未来进行这种道德增强可能面临的质疑为之进行了辩护。我的目的在于将这种道德增强作为生物医学增强总是道德上不允许的这种观点的反例。

系统化评估:人类增强技术面临的伦理挑战与应对之策

以物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为主的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对人的深度“干预”使“人”陷入“深度技术化”状态,从而引发了围绕该技术风险与收益比例展开的激烈辩论,形成不同派别与阵营对人类增强技术概念与划界在不同层面上的分歧与对立。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也是学者们基于对增强概念及其面临的伦理挑战的不同理解,分别在增强对人类生物学、基因库与自然变化的影响、扮演上帝角色与追求完美、加剧社会不平等与非正义的问题、自发性丧失与生命奥秘的祛魅问题上展开的。而这场辩论的高阶思考及其旨趣在于:寻求系统框架下人类增强的评估与审查方案,即对增强技术(项目)应进行合理连贯性、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建构性评估和道德评价,在评估中避免与基本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产生冲突,评估中应兼顾或促进平等与正义的社会政治目标的实现,以此改进对不同增强及其特定具体应用的道德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