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理论解码与法制构造

作为统筹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全球气候变化两大环境危机的优选路径,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的遵循“、整体政府理论”的运用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的践行,从哲学、行政学以及经济学等多维学科凝萃上,塑造了一个合理且自洽的理论框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这一环境议题,无论是在技术话语还是国际政治导向上,均具有法制转轨的强烈需求。为纾解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在法制供需样态上呈现出的内在张力,宜将以法律和政策为主体构成的法制体系的塑造,作为驱动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目标实现的根本工具,通过对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政策体系的布局安排,以及协同治理理念完整的法律表达,以有效回应“双碳”目标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协同推进的时代所需。

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污染防治需要协同治理

2022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审议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昆蒙框架”分别设定了4个2050年长期目标,以及23个以行动为导向的全球目标。其中,“减污”(行动目标7)、“降碳”(行动目标8)和“强生态”(行动目标11)都是“昆蒙框架”中的重要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全球实践与启示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热点和难点环境问题,二者协同推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文中在总结我国“双碳”目标下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的现状与挑战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方面的政策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各主要国家近年来在战略规划、生态空间、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以推动二者协同,在这些实践推动下,全球已逐渐将“碳中和”和“生物多样性”融入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作为二者协同领域最有效的新路径、将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二者协同发展的新动力。鉴于此,我国在二者协同推进中亟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双碳“1+N”政策体系,注重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城镇化、乡村振兴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鼓励引导绿色金融、数字科技支持二者协同的重点领域,提高公众认知和社会参与,以推进二者协同并助力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的法治进路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的法治化,是我国统筹生态保护与确保“双碳”目标愿景实现的优选进路,也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要求的积极回应。该进路立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可协同规制的内在同一自然属性,具有丰富的法律意涵。在理论溯源上,成本效益分析理论与超越还原主义的环境司法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循此逻辑,成熟且自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的法治进路应从价值理念确立、法律规则创设及制度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展开,回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过程中提出的规范性要求并形成稳定的制度架构。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两大全球性热点和难点环境问题,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因此,基于协同治理视角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国际共识,备受关注。本研究通过分析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相互关系,梳理我国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如下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制定协同治理政策制度框架;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调互动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协同治理提供空间保障;推动有利于实现碳中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贸易与合作方式;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效应研究,提升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

运用NbS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这一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提供了新思路。NbS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且在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方面具有较大潜力。我国在二者协同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确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等政策措施,都蕴含了NbS理念。为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能力,从理论与科学研究、政策制定与实施、监督管理3个方面提出建议:加强NbS与生态文明理念融合途径的研究;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NbS的研究体系;将NbS纳入国家政策体系,并将NbS理念纳入重要生态空间监管评估指标体系;对NbS实施适应性管理。

基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路径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治理是全球高度关注的议题和中国的国家战略之一,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二者共同的工作抓手,但当前缺少二者协同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地建设路径的研究。分别回顾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协同治理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自然保护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实践,分析了基于二者协同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三大优势、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减缓与适应协同、界内与界外协同、体系与个体协同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建设路径框架思路,提出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各类型自然公园的建设核心要点,并从全民认识、法律体系、资金机制、管理体制、社区应对、科学研究6个维度提出建设路径及其可能的行动。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框架,对于相关研究及政策制定、工作实施等具有借鉴意义。

UNEP-WCMC发布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对策协同作用报告

日本环境信息与通信(EIC)网站(www.elor.jp)2020年12月3日报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于11月13日发布了《加强协同作用: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行动如何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报告,指出自然保护与气候变化对策的协同效应须引起高度重视。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海生

2024年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依然是《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生态环保领域的高度关注。代表委员也纷纷关注生态环境相关问题,从完善立法到区域协同再到新质生产力等都反映着全国人民的心声。

基于SFIC模型的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协同治理研究

中国与老挝跨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中老两国紧密的合作。加强两国跨境联合保护的协同程度,提升两国之间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构建协同的合作平台是维护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与实现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当前,在中老两国跨境联合保护工作中,双方的政治性权力难以转换成协同治理的引领性力量,行政性权力难以转换成有效执行的力量。SFIC模型分析视角有助于探究联合保护协同治理中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联合保护协同基础、发挥联合保护协同治理相关主体作用、加强联合保护协同治理制度设计、保障联合保护协同过程有效性等,可以提升中老两国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工作的长效性与可持续性。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升级:困境、动能和前景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亟须强化,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制度建设是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全球生物多样性谈判进展缓慢,治理赤字明显,政策目标落实情况欠佳。产生治理困境,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物多样性资源大国与谈判积极方之间存在立场鸿沟,国际治理行为体的功能分化,各国政策落实困难,公众意识匮乏等。当前,生物多样性治理迎来宝贵的时代机遇,例如,生物多样性治理与气候治理具有协同效应,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生物多样性治理提出了落实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提升生物议题认知程度以及中国的积极推动等。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设立清晰的、可测量的、可量化的实施标准,减少民粹主义的影响,克服经济衰退、贸易摩擦加剧、疫情持续带来的困难,整合其他全球环境治理制度框架,提高主要缔约方的合作意愿,完善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机制,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

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了气候变暖进程,同时,气候变化也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二者之间是耦合关系,应当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都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重要联系,二者存在相互交叉的议题。故本文从国际公约的角度出发,梳理了UNFCCC中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CBD中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以及二者履约机制的协同现状;总结出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所面临的困难:(1)UNFCCC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回应不足;(2)CBD对气候变化议题单向回应;(3)UNFCCC与CBD履约机制分割显著;(4)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之间的冲突。基于此,本文以整体系统观为理论基石,提出促进两公约的综合协调性、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落地执行、探索多元融资机制、制定长期战略等建议,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增效。

气候变化下的风景园林师行动

全球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造成的自然急剧变化时期,面临气候变化、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恶化、文化遗产丧失等多种可持续发展问题。2021年,习近平同志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强调,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同时强调中国力争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

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生态修复措施会对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产生强烈影响,因此量化石漠化治理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在西南喀斯特地区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回归分析以及残差趋势分析等方法,揭示了2000—2020年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及生物多样性的时空演变规律,量化了石漠化治理等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以轻度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为主,石漠化总面积减少了10.25万km^(2),减少速率为0.49万km^(2)/a;喀斯特地区生物多样性总体呈增加趋势,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均值为0.40,总体维持在中等水平;石漠化治理和生物多样性呈正相关关系,其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为26.39%;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分别为52.78%、47.22%。结果表明,石漠化治理对生物多样性表现出积极贡献,对后续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如何协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变化?

全球合作、协同治理、技术创新、价值投资、人人行动,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又自成系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致辞视频中指出:"新冠病毒的影响直接又可怕,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但是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危机——地球的环境危机正在发展。生物多样性正在急剧下降,气候破坏即将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我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保护我们的星球不受冠状病毒和气候破坏的威胁。"最近也听到另一种声音说:疫情当前,别谈什么气候变化了。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疫情的直接冲击和气候深层次危机之间的关系?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两大全球性热点和难点问题。国家自主贡献无法满足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的目标要求。气候变化是继陆地和海洋利用变化、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之后的另一重要驱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影响观测、减缓和适应措施对生物多样性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也具有双重意义。因此,要解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不能将二者分离单独去解决,而必须将二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从而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如何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推进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基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相互作用,分析了推进协同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为解决当前困境提供支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是人类面临的两个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的协作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系统梳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脉络,探讨了两公约下各缔约方针对相关议题的谈判立场及未来走向,并对两公约进行了综合评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and Use,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LULUCF)、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REDD)及损失和损害国际机制,《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协同增效、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D)和地球工程及相关问题。本文最后还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及国内履约提出了建议:(1)整合谈判团队力量,促进两公约协同增效;(2)做好交叉议题的研判和谈判预案,主动引领谈判进程;(3)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提供损失和损害风险评估数据;(4)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地球工程议题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

中国消除能源贫困政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本文对我国应对能源贫困政策进行梳理,并着重探讨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旨在寻找消除能源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两大目标在政策层面的协同点。保障现代能源可获性和可支付性政策,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带动能源消费从而增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但通过有效政策设计可以减少或规避这种不利影响;而提高家庭能源效率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及其他能源贫困应对政策,总体上均具有缓解能源贫困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因此,我国未来应以消除能源贫困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协同点为入口,通过配套政策设计以寻求这两大问题的协同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规制:以生态系统服务为路径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增效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环境治理的重要任务。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规制路径可以实现固碳增汇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增效。鉴于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分属于两个独立的规制体系,还存在着生态系统碳汇价值未得到法律的重视、适应性制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不够融合、风险权衡机制与协同规制机制未建立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为路径的规制分析框架。以协同规制理论为指引,分析了协同规制存在的问题后,本文提出协调两个规制体系的价值目标、完善碳汇制度、建立风险权衡机制和国际国内协同规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治理方法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规模化畜牧养殖在满足人们对肉类和其他畜产品需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规模化畜牧养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水污染、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本文旨在探讨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一些治理方法以减轻其负面影响。1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1.1影响水质在规模化畜牧养殖过程中,大量的畜禽粪便、养殖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和养分,这些物质的排放直接进入水体,对水质造成严重的污染。首先,有机物质和养分的进入使水体发生富营养化现象,这是指水体中的氮、磷等养分含量过高,超过了水生生物所需的正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