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紫溪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研究

本文以楚雄紫溪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紫溪山保护区进行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揭示了紫溪山保护区内植物、动物的多样性现状。同时,对紫溪山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实验结果表明,这些研究和措施对紫溪山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参考。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模式:基于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的研究

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是展示和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实践,深入挖掘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典型模式对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7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并以参与主体、主要做法、案例特点、保护成效以及影响力等为依据,凝练形成五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模式:①物种及栖息地保护带动的目标引领模式类的案例数量居多,占比为43.2%,表明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保护生态系统和物种最有效的方式;②制度先行的政策驱动模式类的案例较少,占比为4.4%,但仍是我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强有力措施之一;③强化能力建设的基础保障模式的案例数量占比为20.3%,案例内容涉及调查评估、执法监督等方面,个别案例运用了AI等最新技术开展调查,科技创新是今后关键工作;④可持续利用的产业带动模式类的案例占比为14.1%,该模式有利于促进生物资源合理利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⑤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类的案例占比为18.1%,该模式能够有效带动社会各界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提升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建议进一步健全就地与迁地保护体系,加快完善各项政策制度体系建设,提升调查监测的科技化、智慧化水平,探索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模式,多渠道畅通公众参与路径,以期加快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实践。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培养研究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导向的高中生物学教学方式,既能让学生深入了解该主题的重要性,又有助于他们掌握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时,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培养结合高中生物学教学,也能推进教学模式的创新。通过引入实际案例和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益。本文对此进行深度探讨,提出了具体的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策略。

进一步优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和繁荣的地区之一,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然而,目前日益突出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系统受损等问题,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湖北省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上肩负重要角色。境内长江流经里程约占其总河长的17%;闻名于世的三峡库区是长江中下游水安全保障的源头区;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江是我国南水北调的核心水源地,是改善我国北方生态环境的重要支撑点。

以全政府和全社会方法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实现路径分析

《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组分的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获取及其惠益的公平公正分享三大目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进一步强调了平衡且全面实现此三项目标的重要性。近年来,伴随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国的持续发力,“生物多样性治理”一词的使用频次逐步上升。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多个国际重要场合屡次重申中国将致力于强化“生物多样性治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系统化的生物多样性治理,均衡地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设定的各项目标,以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针对当前生物多样性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基于全政府和全社会方法,本文提出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策略,包括在政府层面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各自职责,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有效执行;在社会层面,倡导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区以及广大公众等多个主体,通过紧密的合作、信息的共享以及协同的行动,共同为生物多样性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贡献力量。

矿山生态环境修复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

矿山开采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虽满足了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尤其是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因此,本论文采用综合理论研究方法,面向矿山开采过程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问题,受到生态环境的破坏,探讨和提出修复策略。研究结果表明,选择以本地物种为主,并适当引种外来物种进行植被恢复,依托调控土壤微生物群落增进土壤肥力,法制手段健全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制度,都是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结果能为矿山开采后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对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及推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对生物多样性修复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修复的关系,通过现场调研和理论分析,探讨了保护生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修复的影响。结果显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具有显著作用。通过合理保护,可改善人为干扰下的生物栖息地,有效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对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对于生物多样性修复行为的理解仍然较为肤浅,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修复的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总的来说,生态环境保护对生物多样性修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推动生物多样性修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流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技术研究

本论文以流域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重点进行全面研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剖析,构建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以实验案例分析比较单一生态修复和综合修复,单一生物多样性维护和综合维护的不同成效,验证综合策略对植被覆盖率的促进作用、降低土壤侵蚀,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濒危物种数量的明显优势。同时发现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具有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流域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展望,突出科学研究,政策引导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意义。

基于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修复策略探析——以唐山地区为例

湿地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不仅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许多湿地内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使得湿地的生态功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保护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显得尤为重要。唐山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在近年来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为此,本文以唐山地区为例,运用现有生态学理论和技术手段,探讨了基于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修复策略,以供参考。

林场生物多样性保护下的生态修复模式探讨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不仅发挥着调节气候、巩固水土的作用,而且还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屏障,因此做好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效修复和保护,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可持续化发展战略当中逐渐认识到林业生态修复和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展了一系列的林业生态修复工程,降低了人类生产生活对林业资源的过度破坏,促进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从当前林场生态生活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经常造成新栽植的林木品种不能够适应林区的生态环境,不能够很好地成活,大量林木死亡,造成生态修复失败,对林业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的维护产生了严重影响,针对这一现状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工作经验的有效总结,认真探讨加快构建完善且合理的生态修复方案,逐步恢复森林生态系统。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工作经验,首先探讨了林场生物多样性保护下生态修复的必要性和面临的几点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修复模式,希望通过研究对广大同行有所借鉴和帮助。

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项目在应对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中,采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理念,针对植被恢复、栖息地建设、土壤改良等核心环节,系统分析了多技术协同应用对生态功能优化的作用。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探讨了迁移通道建设、濒危物种保护及生态廊道修复的实施方法,这些措施显著提升了生物多样性水平,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研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工程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生物多样性保护单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难以满足大量资金需求,需要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引领社会资本进入。荷兰、法国等国家注重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体系,着力加强政策指引、制定行动计划、构建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管理及信息披露框架,同时在探索创新绿色信贷、债务融资、信托基金、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与融资模式方面取得明显效果。我国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金融支持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总体上我国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章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完善金融政策体系、明确界定标准、建立项目清单、健全相关配套保障机制、聚焦关键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等建议。

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社会城镇化加速与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农业景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景观不仅包括农作物生长的环境,还包括诸多野生生物的栖息地环境。农业景观变化导致野生生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当前,如何在保证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护恢复生物多样性,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途径》一书从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国土空间治理等视角探讨了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并介绍了国内外农业景观不同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与建设案例,为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形成、维持与丧失

岛屿因数量众多、自然隔离、形成历史多样等独特的地理特征,成为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相较于大陆,岛屿生物具有很高的特有性和失调性,这为探究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本文围绕岛屿生态系统,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形成、维持和丧失3个部分阐述近些年国内外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研究进展。对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本文以全球几个代表性的岛屿系统为例,从物种的扩散迁入、种群建立和选择、物种进化和适应性辐射等过程介绍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以岛屿生物地理学平衡理论为基础,回顾了种-面积关系、种-隔离度关系,着重对戴蒙德法则、嵌套格局、岛屿生物群落结构理论框架和岛屿生物种间互作等群落构建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论述。在岛屿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机制,从自然和人为因素两方面探讨了岛屿物种所面临的严峻的灭绝风险,尤其是生境丧失和改变、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以及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对岛屿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最后,基于岛屿生物多样性的现状,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和展望了未来可能的主要研究方向。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以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通过调查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在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评价区域范围的生物多样性现状,评价项目对保护区的景观、生物群落、物种、主要保护对象、生物安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和社会因素7个方面的影响程度,计算得出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BI)为50.00,确定改造提升项目对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影响程度属于中低度影响,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以期降低建设项目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保护生物多样性,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普通人做到不消费濒危物种,不消费外来物种,不随意遗弃宠物,科学放生,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仍面临多重威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目前物种的灭绝速率是其自然本底速率的100~1000倍,约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土地和海洋利用方式的转变、生物资源的直接开发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是物种灭绝的五大驱动因素。

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探讨

文章探讨了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绿化标准制定的目标与原则、植物选择与配置、生态系统恢复与保护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考虑了山区生物多样性的特点、现状以及高速公路建设对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并讨论了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阐述了景观绿化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作用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景观绿化的具体要求,并探讨了如何在景观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实现权衡与协同发展。提出了优化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的建议,包括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完善设计标准、创新技术方法以及加强后续管理与监测,旨在实现山区高速公路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和谐共生。

基于全域连通性识别气候变化风险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以京津冀为例

在保护优先区规划中,有必要考虑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并关注物种在气候驱动下的扩散格局。基于未来生物气候数据、地形多样性数据以及土地利用数据,应用Omniscape算法,对21世纪中叶(2040—2061年)气候变化情景下京津冀地区陆生哺乳动物的扩散进行全域连通性建模并与当前情景对比分析,识别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结果表明:区域尺度下,气候变化风险使得高连通性的区域逐渐从平原向山区转移,分布趋于集中;斑块尺度下,林缘连通性较高,而位于林地或草地边缘的耕地连通性低。在此基础上,共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共51786 km^(2),其中涵养区(占56.4%)在当前和未来的连通状况均较为良好;优化区(占38.4%)应提升生境质量以满足未来连通性的更高需求;而修复区(占5.22%)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较高,亟需进行生态修复以免在未来出现连通性夹点。本研究通过评估京津冀地区两种情景下的全域连通格局,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气候适应性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和保护空缺识别

协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对制定系统性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青藏高原为研究区,应用Maxent模型模拟了重点植物的空间分布,结合世界保护联盟(IUCN)重点动物空间分布数据和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利用Zonation模型依次识别了基于单一因素的保护优先区以及集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优先区,评估了青藏高原现有自然保护地对保护优先区、重要物种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状况和保护空缺。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保护价值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优先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喜马拉雅山地、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及横断山区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区分布略有差异,存在43.2%的空间重叠;(2)在重要物种保护上,自然保护地对两栖动物的保护率最高,平均保护了38.2%,哺乳动物次之(24%),爬行动物的保护率较低,仅为10.2%。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覆盖率分别是44.1%(防风固沙)、27.1%(水源涵养)、22.3%(土壤保持)、17.1%(碳固定)和16.6%(洪水调蓄);(3)自然保护地对研究识别的保护优先区存在保护空缺,仅覆盖了26.8%的集成保护优先区,Ⅰ级、Ⅱ级和Ⅲ级优先区保护空缺面积占青藏高原面积的7.2%、6.9%和7.7%。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我国自然保护地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现状

建设自然保护地是保护海洋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手段。对我国涉海自然保护地进行全面梳理,结合海洋生物多样性分布信息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评估典型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及珍稀濒危物种在现有保护地网络中的保护状况。结果显示,我国已建涉海自然保护地363个,总面积10.5万km2,其中海洋自然保护区占总数的44%,占总面积的84%。涉海保护地集中分布于近岸浅水区域,河口生态区的平均保护比例为14.5%,近岸生态区的平均保护比例为10.9%,浅海和深海生态区几乎没有保护地覆盖。我国较为重视红树林的保护,沿海一半以上的红树林已纳入保护地管理,相比之下珊瑚礁、海草床和海藻场的保护力度较弱,珊瑚礁的保护比例约为10%,海草床和海藻场的保护比例在15%—16%。涉海保护地的规模偏小,难以满足大型海洋动物的保护需求,即使对于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印太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中国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等近岸集群活动且备受关注的物种来讲,保护空缺仍在80%以上。建议借助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契机,打破地方海域管辖权限制,将距离海岸较远的重要海域纳入保护,重点关注珊瑚礁、海草床和海藻场等保护空缺较大的特殊生境,扩大针对斑海豹(Phoca largha)、绿海龟(Chelonia mydas)等珍稀濒危洄游类型物种核心栖息地的保护地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