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信用在矿山生物多样性补偿中的应用——以新南威尔士州煤矿生物多样性补偿为例

2008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建立生态银行制度,并于2017年发展为生物多样性补偿制度。生物多样性补偿制度通过设立生物多样性信用概念,构建了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信用评估、登记、交易、补偿制度体系。在设计的机制框架内,生物多样性信用需求方和生物多样性信用售卖方通过生物多样性信托、交易认证及平台系统等,完成对应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补偿。本文依托新南威尔士州Warkworth矿山扩建案例,详细记录生物多样性信用在新南威尔士州矿山生物多样性补偿中的应用。

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概念、原则、交易和挑战

为应对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遏止与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多样性信用以碳信用为蓝本应运而生。与以生物多样性损失为前提的生物多样性抵消不同,生物多样性信用是一种可测量、追踪和交易的,能为生物多样性带来净效益的经济工具。本文旨在介绍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概念内涵,详细阐释了其与生物多样性抵消和碳信用的概念异同,在参考高质量碳信用的基础上汇总了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原则,包含其核算方法和治理体系,同时介绍了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提供了不同交易项目的具体实践案例,并梳理了生物多样性信用在定价、是否会成为企业漂绿的工具、监管与治理体系以及与碳信用的兼容等4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未来,生物多样性信用挑战与机遇并存。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以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机制为例

国家公园提供数量最多、价值占比最大的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其生产供给主要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存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与受益者,因此受到“度量难”“交易难”“抵押难”“变现难”的“四难”制约,这使国家公园依靠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方法和英美澳等国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将国家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通过与企业开展“横向”价值交换,创新使用将开发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抵消净零的指标交易模式,并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信用质押贷款、提升企业ESG评级等激励优化,辅以强制信息披露、市场准入许可等硬性约束,合力加速形成生物多样性信用投融资惠益国家公园并惠及周边社区的市场机制。

生物多样性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与制度安排——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经验借鉴与启示

实现生物多样性价值是激励保护者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保护者与受益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借助市场力量交易生物多样性信用,实现生物物种的价值,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在明确生物多样性概念和价值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国外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生物多样性银行的设立与运营,重点阐释了如何交易“生物多样性信用”。在此基础上,总结生物多样性银行制度对我国的经验借鉴,并从制度保障、市场体系构建和保护绩效评价三方面提出我国建立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推动生物多样性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参考与借鉴。

我国生物多样性抵消的法律实现路径探析

生物多样性抵消是为应对人类足迹加剧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平衡发展与保护以实现无净损失的补偿方式,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并在多个国家实施。我国尚未明确开展生物多样性抵消,且对其可行性及法律实现路径等研究尚付阙如。整体系统观指导下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实践,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抵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实现基础。在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持续推进法律制度建设的背景下,应借鉴国外生物多样性抵消实施的有益经验,在整体系统观的理念指导下,制定统领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范生物多样性信用准物权的法律属性、确立标准化的信用核算方法并规范信用交易主体权利,以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市场,兼顾生物多样性自然与社会价值,保障生物多样性抵消利益相关者参与实效,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