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以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机制为例

国家公园提供数量最多、价值占比最大的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其生产供给主要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存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与受益者,因此受到“度量难”“交易难”“抵押难”“变现难”的“四难”制约,这使国家公园依靠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方法和英美澳等国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将国家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通过与企业开展“横向”价值交换,创新使用将开发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抵消净零的指标交易模式,并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信用质押贷款、提升企业ESG评级等激励优化,辅以强制信息披露、市场准入许可等硬性约束,合力加速形成生物多样性信用投融资惠益国家公园并惠及周边社区的市场机制。

我国生物多样性抵消的法律实现路径探析

生物多样性抵消是为应对人类足迹加剧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平衡发展与保护以实现无净损失的补偿方式,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并在多个国家实施。我国尚未明确开展生物多样性抵消,且对其可行性及法律实现路径等研究尚付阙如。整体系统观指导下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实践,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抵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实现基础。在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持续推进法律制度建设的背景下,应借鉴国外生物多样性抵消实施的有益经验,在整体系统观的理念指导下,制定统领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范生物多样性信用准物权的法律属性、确立标准化的信用核算方法并规范信用交易主体权利,以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市场,兼顾生物多样性自然与社会价值,保障生物多样性抵消利益相关者参与实效,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

探索自然资源保护中的“生物多样性抵消”——一种平衡保护发展的生态补偿策略

“生物多样性抵消”是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尤其是生态资源保护利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要义是“避让、最小化、修复和补偿”,通过修复等措施来减缓难以规避或削减的由工程项目带来的对生态系统或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生物多样性抵消在国外已经普遍应用,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银行和美国的湿地缓解银行等均是典型案例。为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抵消原则应在更多的生态保护政策场景中有所体现,以更好地推动生态保护修复。建议在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中引入该原则,以丰富生态补偿的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更多的政策场景设计。一是重视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明确生物多样性抵消的条件、原则、核算标准,以及和生物多样性银行等政策场景结合的规则,完善配套的体制机制;二是将其列入规划环评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并优先在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等区域或领域推行。

生物多样性抵消的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ting)是一种补偿模式,在国际上已广泛实施,包括北美和欧洲,但尚未在中国开展。本文综述了生物多样性抵消的优点和主要问题,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并展望了中国开展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的前景。生物多样性抵消的主要优点有:(1)理论上成果透明可靠;(2)理论上结果始终积极;(3)衍生出主动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抵消银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可量化的保护成果”难以实现;(2)无净损失难以达成;(3)实践过程中监管存在问题;(4)实施与结果之间的滞后性。此外,还讨论了美国和英国案例中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如模糊和过时的法律和政策、不适当的抵消比例等。总之,生物多样性抵消的主要问题是现有的研究无法支撑其理想化的实施和实际应用中出现的各类主观性问题。从目前的证据来看,生物多样性抵消或许能为我国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建议加强对生物多样性抵消在中国可行性的研究,包括引入抵消层次、完善生物多样性量化指标、试点项目和抵消银行等,为我国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更多的理论基础。

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概念、原则、交易和挑战

为应对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遏止与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多样性信用以碳信用为蓝本应运而生。与以生物多样性损失为前提的生物多样性抵消不同,生物多样性信用是一种可测量、追踪和交易的,能为生物多样性带来净效益的经济工具。本文旨在介绍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概念内涵,详细阐释了其与生物多样性抵消和碳信用的概念异同,在参考高质量碳信用的基础上汇总了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原则,包含其核算方法和治理体系,同时介绍了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提供了不同交易项目的具体实践案例,并梳理了生物多样性信用在定价、是否会成为企业漂绿的工具、监管与治理体系以及与碳信用的兼容等4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未来,生物多样性信用挑战与机遇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