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美学批评:生物符号学的视域介入

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在实用主义符号学、有机生物学以及动物行为研究等综合影响下,试图将符号范式由人类文化领域延伸至广阔的自然世界,其核心便是探究生物体的符号生成与阐释能力。作为跨越人文与自然壁垒的广义符号学说,生物符号学同时面对人类中心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的双重考验。在皮尔斯的符号类型学以及于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架构下,本文通过借鉴生物行为研究成果揭示生命世界的多模态以及层级化符号现象;以生物体的符号自由与进化支架为契机,建模分析异源物种的诗意属性;以欺骗性、展示性和仪式化作为共同进化的生物美学的关键要素,探讨生物体在欺骗、交配以及游戏博弈当中的美感判断。

生物符号学文学批评中“建模论”的阐释机制——兼论生物文化阐释的可能路径

生物符号学文学批评中的“建模论”拓展了文学的外延,在主体、环境与感知关系分析进路中重构了自然文学的符号意指关系。“建模论”的阐释机制既是内化于身体的符号运作,通过身体内外经验的转换呈现出环境空间和文化结构之间的意义勾连,也是外显于文本的符号转换,在“自然文本”的构建下,自然实体与语言文本的共生使文学的生物文化阐释成为可能。以“建模论”为导引,生物文化需要应用多模态符号分析以及通过科学与美学的共构来阐释。

主体间性·功能进化论·社会生物学——M.A.K.Halliday社会符号学理论述评

自Halliday的《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1978)出版至今,已有近30年的时间。我们置社会符号学理论于20世纪西方思想的视野之中,重新挖掘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社会符号学理论是一种基于人类经验与行为、基于整合的社会生物学和功能进化论理念、以主体间性为己任的、建构主义的语言研究途径。其要旨在于拒绝以往关于语言以及外部世界研究的静态的、自动的、心理的解释,取而代之以动态的、进化的、社会生物学的方式来看待语言。正如McKeller(1987)所言,尽管Halliday的理论一般被运用于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教育和儿童语言研究,历史行将证明,它将对正在兴起的关于人类本质的重新解释,也就是说对于关于人的科学的各种纷繁芜杂的问题的理解将做出重大贡献。

论多元民族文化中生物形象的符号学意义

多元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生物形象已渗透在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服饰文化、民俗文化和信仰文化之中。多元民族文化源于生物多样性,并反作用于生物多样性。

生物符号学视域下的脑机传播研究

脑机传播是一种全新的突破传统符号系统的人类传播形态。本文首先从其技术逻辑出发,分析了脑机传播赖以构建的技术基础——脑机接口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基本传播模型。随后,综述了脑机传播的技术逻辑之演变,以及生物符号学等诸相关学科学者对脑机传播的文献论述,为后续进一步的理论分析而奠基。本文从认知神经科学与生物符号学相交叉的学科视角,深入分析了脑机传播形态下由生物学意义上的神经电化学信号发放与传导到传播学意义上的符号传播的内部建模与外部建模之机理。正是通过这种内部建模与外部建模,使得神经元(物)与符号(心)之间实现了生物符号学意义下的内在融合,而意义在此中得以生成、创制、演绎、阐释及动态演化。

《回声制造者》的生物符号学解读

莫里斯的精细意指过程分析是西比奥克三级模塑观的理论基础,二者关于人类符号与动物符号之间异同的看法不谋而合。在生物符号学研究领域,莫里斯和西比奥克的研究一脉相承。生物符号学和文学分析的结合早有先例,用莫里斯的生物符号学理论和西比奥克的三级模塑系统理论对后现代派作家鲍尔斯作品《回声制造者》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人类中心论批判意识和生态关爱思想。

生物拟态的符号学阐释

本文为生物拟态提出了不同的符号学视角,它将生物拟态视为由拟态、模式和信号接收者所构成的交流系统。本文从西比奥克的著作出发,分析了拟态活动以及拟态与像似性之间的关系。在信号接收者看来,拟态被描述为认知中的可能错误,它以矛盾的符号这一概念为特征,这一符号是在一至两个符号中摇摆的稳定的符号结构。基于乌克斯库尔的理论,拟态相似被描述为在动物环境界中发生的现象。本文从这一符号学观点出发,指出了自然中关于抽象相似的许多例子都是"有意义的相似",并提出了对抽象拟态概念的另一种解释。

指示性范畴论:以生物符号学为起点

指示性具有如下特征:从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而言,它是直接指出对象、与对象之间是连续的;从空间性而言,它是方向性的;从符号与主体的关系而言,它是动力性的,尤其是身体驱动性的;从逻辑关系而言,它是因果性、秩序性、类别化的。指示性并非直到符号主体对对象进行范畴判断时才出现,而是在对象以"最低完整形式"呈现在主体视阈中时,也就是现象学所称之"共现"阶段时就已经出现。不仅如此,由于身体在生理性符号过程中的卷入,这一过程的指示性还表现在符号主体对对象的时空位置预判和随即的身体反应上。指示性可以分为指示性基础、指示性范畴和指示性趋向三个范畴。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指示性的三分之中,人类独有的符形能力和元符号能力,使得后两种指示性超越了生物符号活动的层面,在文化艺术的符号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提升,并揭示了人类作为符号学动物的独特性。

人类世生物与文化维度的多样性丧失

民族主义理论强调其标准化效应。厄尼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之前的世界比作科柯施卡(Kokoschka)的画作(色彩狂放),将民族主义世界比作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的画作(平静的单色表面),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证明通过印刷媒介实现的语言标准化如何成为共同民族身份认同的条件。在本文中,同质化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但经验框架与20世纪后期的理论框架有所不同。文章的灵感源自查尔斯·曼恩(Charles Mann)的《1493》(哥伦布之后的世界史研究,其中提出“同质世”一词),旨在对同质化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关键因素进行解释,并分析同质化最近加速的含义。经济全球化对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均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人类世时代不仅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还涉及文化群体被纳入市场经济,语言和传统的谋生方式丧失。文章最后概述了一些应对经济规模扩大、生态系统扁平化和企业实力增长的措施。从试图修复受损生态系统,到各群体捍卫其文化和政治自主权,人们通过多种方式来应对灵活性的丧失。该分析主张对政治(被视为政治维度)进行广泛的定义,从而质疑国家是否有能力解决同时涉及文化和生物丧失的双重困境。结论是,扩大规模(例如扩大到全球系统)通常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横向扩大规模可能会弥补缩小规模(例如缩小到社区一级)的不足之处。

生物符号学作为生物学的另一种范式——生物符号学史的理性建构（英文）

生物符号学致力于研究自然中的符号过程、意义、信息与交流。生物符号学作为范式转换,将生命过程看作是意义产生过程、信息过程,而不仅仅是机械过程。根据生物符号学,生命过程在符号框架内可以被丰富地解释。生物符号学产生于达尔文生物学的两个反常。这两个反常可能会导致生物当前的主流范式走向危机。面对这个危机,生物符号学提出了符号学的回应。生物符号学利用皮尔斯符号学通过重新定义生物学的事实、问题与方法,重新概念化了生物学。一些迹象表明,生物符号学已经进入了常规科学的阶段。然而,要想进一步发展,它必须面对内部、外部的挑战。

论《老子》的人类主体世界建构:一个生物符号学观点

西方符号学与中国古典哲学、诗学文献的联合已非新制,以《老子》文本所建构的人类主体世界为线索,本文讨论《老子》作为符号学前文本的可能性,旨在参与这种中西与古今对话的当下在场。生物符号学和动物符号学将语言排除出其研究范围,但是,语言实则是建构和理解人类物种特异性基础上的主体世界的必然途径。在《老子》,首章提出的＂道＂与＂名＂即第一性之阴性法则与第三性之＂命名＂的合力建构统摄之下,《老子》文本展现了建构与图绘人类主体世界意义的人类物种特异性。老子是一个卓越的符号学家,《老子》也是一个符号学的前文本,回归《老子》等古典文本反而是我们更好地理解今日自我主体性的良策。

医学信号/信息及语词的符号学阐释

医学语词及非语词信号、影像或图谱是联结疾病医疗信息的介质符号,而不断演化的医学符号又以其独特的方式呈现语言能指/所指、医学信号/信息结合体的本质,流畅地表达、传承与传播医学科学文化知识。本文基于医学符号学的框架,打通医学与语言学研究的学科界限,在东西方视野里对医学符号做出跨学科、跨文化的阐释。

以身为媒:论生物艺术在“位置之外”的他者世界建构

景观社会借助单一的视觉媒介,将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从人身体的共感中分离出来,以视觉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单向度符号传播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介和身体之间以及身体的不同感知渠道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紧张关系。生物艺术重新回到身体媒介本身,在以身体为主导的媒介融合中建构起参与者与其他生物体肉身交互与感知转化的情境。这不仅让人以具身的、整合的方式接近其他生命体的经验,还借助新媒体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转码/再建码功能,让作为符号主体的参与者在“位置之外”转化性地进入作为他者的其他生物体的意义世界,去模拟、体验、表现和重构不同的符号过程,由此拓展人体验和认知的边界,破除景观的幻象。

《翻译(生物)符号论:社会文化现实的涌现》介评

库布斯·莫里斯(Kobus Marais)编著的《翻译(生物)符号论:社会文化现实的涌现》(A (Bio)Semio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The Emergence of Social-cultural Reality)于2019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论述了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本书的研究对于翻译符号学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此,笔者结合翻译学发展趋势、本书内容结构及作者对翻译符号学的未来展望对该书进行了介评,通过对该书内容的梳理,指出其新颖与不足之处。

生态语言学视域:语言与生物生态的必然统一

本文以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心智与自然统一说为理论基础,探索生态语言学如何将研究重点从对语篇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和生物世界的双向联系,即对影响生物生态领域的语言、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的深切关注。人类在生命发展史上通过社会控制模式和个人生存技巧改变世界,因此,人类既是集体能动者,又是生物生态领域的生命主体。探索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双向关系就要首先厘清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因此,生态语言学应肩负全新使命:首先要批判割裂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思维模式,其次要提升生物生态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发展一种生物思维,意识到人类生命体的发展与能量、价值以及个体的集体行为方式三者息息相关。批判话语分析也可与生物生态共存观研究相得益彰。生态语言学完全可以联合科学家和其他研究者,重视人类对地球生命体所承担的重任,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

“周围世界”概念的美学出场:以生物艺术为研究对象

环境美学作为对传统自然美学思想的对立性补充,为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的价值意涵打开了新的视野。然而,环境美学的两大脉络暗藏着难以弥合的分裂立场,尤其是在当代生物艺术对生命体及其生活的意义世界的多媒介再现中,传统的美学无法解决科学视域与主体视域的相互转换问题。本文试图指出,以“周围世界”为核心概念,将媒介视为生物艺术创作中映现、转换和建构不同“周围世界”的根本机制,有助于重新审视生物艺术的“艺术性”,并由此反思对自然的科学观察和参与体验如何整合并存的问题。

与生命科学的交光互影:论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

洛特曼的"符号域"观念和自然科学颇有渊源,他的符号学理论与生命科学更是有诸多相互借镜和影响之处。本文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对生物学的借鉴和在生物符号学脉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文理学科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体现了符号学和文化研究发展的未来趋势和动向。

论“Umwelt”概念的传承流变

"Umwelt"这个词源自德语,根据2009年版《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定义,是指"对栖居于其中的有机体产生影响的外在世界或现实"。本文从生物学家魏克斯库尔对Umwelt一词的哲学性引介入手,分析该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作为生物符号学和现象学、诠释学的重要概念术语的复杂流变,探讨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如何在不同理论路径之间游走琢磨,检视作为思想、言说与生活方式的哲学延展出多维面向的可能性。

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分布式语言观

分布式语言观将语言看作多层级协调机制,并对语言学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一方面反对主流语言学的语言"符号观",即言语结构在心智大脑内部表述;另一方面承认语言既具有集体性和个体性,同时具有思维感知性。语言分布于人类活动中。持语言分布观的研究者,对语言科学发展做出两大贡献:首先,语言不再归为大脑神经机理,而是互动性发展史;其次,人类彼此之间缺乏了解,可借助"间距"概念解决困境。因此,这些进展可为兼收并蓄的生态语言学议题提供丰富的意义内涵。同时,语言学家可致力于生物生态共存观研究,并受益无穷。

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

卡莱维·库尔（KaleviKull），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现任该系主任，《符号系统研究》（SignSystemsStudies）期刊编辑。主要研究领域：生物符号学、广义符号学、生物学理论研究。在国际符号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参与编写的重要作品包括《阅读霍夫米尔：对生物学的再思考》、《朝向符号生物学：生命是符号的行为》、《理论生物学讲稿》等。库尔教授是新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新塔尔图”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的起点应从1992年塔尔图大学成立专门的符号学系开始算起。新学派的研究主要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它将符号学视为研究所有生命系统的符号过程之科学，这也就意味着对魏克斯库尔和西比奥克（该系设有专门的西比奥克图书馆）符号学思想的倚重，也意味着符号域思想与生命科学的交叉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较之于深受形式主义影响、着重于文本研究的莫斯科一塔尔图学派，新学派的研究跨越了多个领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国内学者对塔尔图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尤里·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和伊万诺夫等人之上，对新塔尔图学派尚无引入和介绍。因此，本辑特邀库尔教授进行专访，请他就新塔尔图学派对原有符号学传统的继承和推进，以及现今的主要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可以由此创造一个与新塔尔图学派进行对话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