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育人口的转变和发展的规律

生育人口规律是生产方式运动经济规律 ,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转变是影响生育人口增长、转变的决定因素。手工生产方式决定传统自然的生育人口转变和发展的规律 ;机械化生产方式决定向人口少生多育转变和发展的规律 ;自动化生产方式决定计划生育人口经济规律。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的通知晋卫人口规〔2023〕1号

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现将《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2023年8月18日(此件主动公开)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第一条为保障优化生育政策,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山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办人口发〔2021〕21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制定本规范。

关于印发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管理规范的通知(国卫办人口发〔2023〕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财政厅(局):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办事程序,组织实施好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我们组织制定了《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管理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参照执行。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假期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粤人社规〔2023〕1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局(委):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计生条例》)规定的相关假期,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人口生育政策60年

人口生育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生态环境等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所有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本文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演变做了反思性回顾,并对国外相关人口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本文解读了中国人口新常态的定义,列举中国人口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等现状特征,分析中国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做进一步调整。同时,提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建议,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而做出进一步调整,在生育这个问题上遵循政府不干预,完全自愿原则。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

在经济学需求理论的框架内分析我国子女的家庭需求得出,尽管收入的持续增长会导致用于子女的支出增加,但子女质量的收入弹性大于数量的收入弹性,加上养育子女的成本持续上涨,以及养育子女的预期效用呈下降趋势,最后导致家庭对子女的需求下降。这是最近十几年来我国人口生育率加速下降的经济学原因。

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人口与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观念 ,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生育动机 ,所追求的孩子数量、质量也不一样 ,从而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各异。本文以 1 973年为界论述了我国 1

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

由于中国对人口生育的集中计划,形成了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两种力量调节人口数量,导致人口增长速度快速下降。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前,有活力人口减少和人口老化使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结果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本文分析了人口数量变动和流动格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数理关系和2007年以来二者关系的实践方面,论证和描述了人口增长上行和下行趋势、人口城市化进程扭曲等对经济增长的上行压力和下行推力。笔者认为,计划生育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只能对人口数量进行调减,但不能对各年龄人口按比例进行调节。其后果是,造成了人口结构老化失衡,巨额养老金缺口,中青年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口延长退休而工作效率下降,养老成本上升使国民经济受到影响。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增长率变动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动相关关系进行模拟后,笔者认为,由于1995—2013年人口增长率仍然是一个下行和低迷的曲线,对2015—2034年国民经济向中低速度增长变化有着很强的下行压力。最后,笔者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建议。

甘肃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不同年龄、不同级别城市和乡村的适龄生育人口,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甘肃省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行为和"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水平,单纯的"全面两孩"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甘肃省的人口生育水平,且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应调整当前我国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同时针对甘肃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调、男女比例失衡及后续劳动力资源紧缺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利于甘肃省及全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提高。

婚姻家庭与人口生育立法分离之探讨

当今社会，婚姻家庭与人口生育的关系已出现了相对分离的态势，这就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与人口生育的分野。以往《婚姻法》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及提高人口生育质量而作出的关于法定婚龄、禁婚亲、禁婚疾病的一些规定已不合时宜，婚姻家庭法应将此类规定剥离出来，由人口生育法单独予以调整，以适应人口生育与婚姻家庭相对分离的现实。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有利少导”现象例析

相比而言,利益导向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策杠杆导向作用显弱。奖励扶助政策含金量不够、惩罚机制成效不大、普惠政策比较效应明显、政策实施部门缺少良好协作、非受益群众不关心等是主要原因。建议:协调政策,在普惠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应考虑对计生家庭的优惠优先,计生优惠政策需相关政策协调支撑;部门配合,需要和强化机制定时进行协调并督促各部门履行职责,设立专门的奖励扶助办公室全面负责各级的计生利益导向政策;营造舆论,开展对领导干部、计生宣传干部和群众多层次的宣传;科学决策,在制定优惠政策时,充分注意群众需求的丰富性、多层次性和可持续性,适地适时加大政策的奖励力度。

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2014年中国人口论纲要

作者分析了1950～2014年中国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的变化对人口生育模式和增长的影响，认为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政策上是对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对人的再生产（即生育），决策权由家庭分散自由行使；二是改革开放到2014年的36年，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而人的再生产（生育权）则收归国家，生育集中由计划管理，实行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前的30年，越是前中期，农村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比重很大，妇女受教育水平很低，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由于户籍管理，特别是1958年实行的户籍管理规定，限制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农村人口比重长期高于80％以上，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未能发挥；而市场经济中微观家庭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等机制，形成制约生育意愿的作用，更是非常微弱。而这个时期，我们在人的再生产方面，却实行了放任的家庭分散决策和自由生育的体制，结果导致了人口的过快增长。改革开放后，显然我们没有考虑到受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人口流动、农村人口比例的下降，特别是中国特有的大部分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再从城镇回村的～特殊流程，加上微观生育抚养子女的直接和机会成本，对人口生育和增长发生了强烈的约束和抑制；而在经济体制越来越向市场调节迈进时，我们却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人口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人口流动也没有逐步地彻底放开。其后果是，导致了对人口生育、增长和流动的政府和市场双重调节，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只实行了指导性计划生育、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人口再生产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计划生育“人口坑”。人口的提前低增长和老化，导致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时间比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短了10-15年时间，经济呈现为未富先老，未强先衰；而人口城市化则呈现为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出城回农村，既强烈地约束了生育意愿，又对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这尤其对中国今天和未来国民经济产生了深刻和严重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继续进行讨论。

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均衡制度观提出了研究制度变迁的新方法。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概要表征和信息浓缩。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是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及环境关系、参与人因素博弈的结果,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的这一一般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消费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人口生育政策存在严重的非均衡。稳定不稳定的制度,这是现行生育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不兼容的根本原因。

外国人口生育激励政策及其经验借鉴——基于三类国家(地区)的比较分析

为了规避低生育率陷阱,欧美发达国家主要实施了以改善家庭福利、劳动力就业等为主导的间接性激励政策,亚洲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间接干预和直接干预并重的鼓励性生育政策,欠发达国家则是推行以直接干预为主导的生育激励政策。中国应根据国情认真吸纳和借鉴三类国家(地区)的激励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完善以生育补贴和税收减免为核心的经济激励政策;优化妇幼保健医疗、幼托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创新休假、女性就业等非物质的福利制度安排,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准确把握生育激励干预时期、方式及其政策要点。

江苏太仓市低人口生育率原因剖析

江苏太仓持续降低的人口生育率引起人口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并不是人口生育过程中的波动造成的,而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历史数据剖析了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的成因,并依据在该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剖析太仓市妇女二胎生育意愿,预测未来太仓未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动。

以人为本:酒泉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探索

酒泉地区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全区在稳定推行基本生育政策的同时,制定并落实一系列配套措施,效果明显。

具有内生人口生育率的Cass-Koopmans模型

本文在［１］的基础上合理地假设人口生育率的取值范围。通过引入强可分的效用函数和含有有效劳动时间的生产函数，得到一个具有内生生育率的Ｃａｓｓ－Ｋｏｏｐｍａｎｓ经济增长模型。证明此模型的家庭企业的人口生育率由家庭的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唯一确定。当人均消费不变，而人均资本上升时，人口生育率下降；当人均资本不变，而人均消费上升时，人口生育率上升。给出此模型至少存在一个稳态解的条件。最后讨论了可能存在的多重最优增长路径和多重稳态解及其几何性态和相互关系。

探索新型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我国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也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由上世纪70、80年代的部门和户籍地管理为主阶段,发展到90年代的"以块为主"和单位负责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全面建设小康进程的展开,一种新的"以社区为主"的管理模式开始显现。这种新的管理模式体现了"依法管理、居民自治;以人为本、优质服务;工作融合、资源整合;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原则,这种居民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模式,是今后一段时期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比较理想的管理模式。

代孕立法规制的基点与路径--兼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何删除“禁止代孕条款”

2015年12月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草案》中的"禁止代孕条款"有其必要性。这主要是基于修法时机不宜以及学界争议偏大的考量。作为一种严重违背人类天性的人类辅助生殖行为,代孕应当为法律禁止。基于此,代孕不应合法化应当成为我国立法规制代孕的基点。为了更好的规制代孕,保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法》,并在将来时机更成熟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增加对于代孕问题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