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生育惩罚研究

本文依据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相关数据,采用双重差分与倾向分匹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已婚女性的生育惩罚问题进行研究。整体上生育对女性月收入无显著影响,但生育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周工作时间和就业率,即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生育惩罚表现为就业惩罚效应,而未表现出生育的工资惩罚效应。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而言,与高学历女性相比,生育导致低学历女性就业率下降得更多,且工作时间下降的幅度更大,即生育对低学历组女性的就业惩罚效应更大。从不同孩次生育的角度而言,一孩的生育惩罚主要体现在就业率降低,而二孩及多孩的生育惩罚一方面表现为就业率的下降,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作时间的减少。相比较于生育一孩,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女性就业率下降的幅度较小,工作时间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生育导致的高学历组女性就业率的下降。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保障女性享有生育假、哺乳假及生育补贴等合法权益,杜绝企业因生育而歧视女性职工甚至变相解雇女性员工最终导致生育女性被迫失业的情况;政府部门应倡导企业提高已生育女性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完善社会抚育机构儿童照料服务供给,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防止女性群体因育儿压力而导致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降低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失业风险;对于被迫失业的低学历女性,政府部门应提供相应的就业培训服务,缩短低学历女性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全社会倡导家庭中男性承担部分育儿责任,平衡家庭育儿分工,缓解女性的育儿负担,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以上措施一方面有助于缓解生育导致女性就业率下降及工作时间减少的负面影响,促进女性就业和身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女性劳动者“工作-家庭”冲突,尤其是工作与抚育儿童之间的冲突,降低女性的生育负担,提高生育水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少子化的人口问题。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流动育龄女性的生育时间成本感知与生育意愿

流动育龄女性对生育成本的感知与母职惩罚的认知,会对其生育观念产生影响。立足对于育龄流动女性在妊娠期和分娩后可能面临的工作时间减少风险的理解,将流动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操作化为产前时间成本与产后时间成本。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参考单递减生命表方法与总和工作年限方法分别计算生育年龄段流动女性的产前时间成本与产后时间成本,并采用系列计量模型和因果修正及稳健性检验方法,探索出流动女性人口的生育时间成本与其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计量结果发现,预期生育时间的成本上升对流动女性的一孩及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中,这种抑制作用在二孩生育意愿上更为明显。

多维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女性生育代价--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问题与人口结构亟待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但生育率却依旧低迷,生育代价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和量化这一概念,弥补既有研究在非劳动就业方面关注度欠缺的不足,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生育行为对女性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和状态的冲击作为识别框架,对女性的生育代价进行更为综合的定量估计。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依次是家庭赋权、就业剥夺和家务工作;第二,生育行为将导致女性多维相对贫困剥夺总得分增加0.031,使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几率比增加83.1%;第三,在具备不同教育程度、户籍和家庭生产活动特征的个体间生育代价具有异质性。本研究为理解女性生育代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

育龄女性生育焦虑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应对路径

在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研究女性的生育焦虑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她们“生还是不生”焦虑情绪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与育孩成本存在张力、育龄女性在职场普遍面临生育惩罚、“丧偶式”育儿及代际支持能力不足以及社交媒体对生育风险的扩大化宣传。作为生育政策的可为人群,可从育儿成本社会化、育儿体系公共化及生育环境友好化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以舒缓育龄女性生育焦虑,提振生育意愿,实现均衡人口结构的现实目标。

工作灵活性真能缓解女性的生育惩罚吗?——对现实“妈妈岗”的思考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对现实“妈妈岗”的观察,以促进女性工作的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工作灵活性能否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从而降低女性生育惩罚并鼓励生育。实证结果表明,工作灵活性能够缓解子女数量导致的女性生育惩罚增加。工作灵活性每增加1个单位,多生1个子女使得女性年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由8.6%变为8.0%,即从收入惩罚上看,女性生育惩罚下降了7.0%。从异质性上看,工作灵活性对办事人员及商业服务业人员、非国有部门以及无父辈照料的女性缓解效果更显著。和其他生育友好型措施相比较,工作灵活性不及父辈照料措施效果好,与社会幼托服务的实施效果相当。

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有多大——基于已婚女性收入分布的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生育对不同收入层次已婚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收入和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面临显著的生育惩罚,收入较低的女性付出的生育代价更大。不同收入层次上,生育的收入惩罚机制存在差异;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群体中,人力资本因素解释了大部分的生育代价;高收入已婚女性群体中,人口特征、家庭经济资源的支持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此外,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也显示出群体性差异,公有制部门的生育惩罚比非公有制部门严重;白天亲自照料低幼子女会使女性付出更大的生育代价。

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母职惩罚”效应——基于动态视角的分析

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生育成本和养育压力主要由女性承担,使已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面临“母职惩罚”,这一现象进而反过来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成为许多国家(地区)近年来出现较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女性的“母职惩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尤其在近年来出现愈发严重的趋势。但囿于数据,已有文献大多聚焦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后生育的女性,鲜有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初开始比较各时期女性生育行为对其劳动参与产生的影响,并且大多数文献主要考察生育事件的整体影响,较少关注不同育儿阶段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动态变化。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4年的生命历程回顾性调查数据重构女性在生育前后的劳动就业史,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1980年之后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的劳动状况在初育前后的动态变化轨迹及其在不同工作部门类型的女性间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在生育一孩后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并在生育后第2年达到最低点。生育前在企业工作并且拥有农业户口的女性受到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而生育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或务农的女性受到的影响较小。文章进一步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混合效应多分类逻辑斯蒂模型比较生育对女性参与劳动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生育队列间的差别和不同生育阶段对女性在不同工作部门参与劳动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一孩的女性,在21世纪之后生育的女性的劳动参与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相比生育前,成为母亲后的女性在各工作部门工作的机会都有所下降,但在企业获得工作的可能性最小且受到影响的持续时间最长,在其他类型的部门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仅在孩子年幼时受到影响。提升未来我国女性的生育水平需要切实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重点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同时鼓励男性多参与育儿和其他家务劳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天津市高校女教师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代价调查

本文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天津市10所高校292位女性教师进行调查,收集家庭理想孩子数、二孩生育意愿、生育代价等资料,并进行不同特征群体相关因素的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天津市高校女教师认为家庭理想孩子数为2个比例较高,但二孩生育意愿明显降低,院校类型、职称、年龄对二孩生育意愿、生育代价均有显著差异。

计划生育异质性与农村母亲的“收入惩罚”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数据估计了孩子数量对农村母亲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回归分析中的内生问题,发现农村地区存在"收入惩罚"现象,按照计生数量对农村样本分组回归分析发现计生数量为1的地区不存在"收入惩罚",计生数量为1.5和2的存在。此外,还检验了计划生育对农村母亲收入影响的两条可能途径,结果显示计划生育从"生育惩罚"和"教育积累"两条途径显著提高了我国农村母亲的收入水平。

女性职业发展中的生育惩罚

两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差异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体现,也会加剧其他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其中,生育惩罚是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生育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能解释相当部分劳动力市场中的两性差异。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历时悠久,但一直缺乏系统化的梳理。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研究,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生育惩罚进行量化,探讨了个人、家庭和政策层面影响生育惩罚的主要因素,特别就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本文强调生育与生产的矛盾,将关于生育惩罚产生的机制梳理为家庭制约论、人力资本论和雇主歧视论三个方面,并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两侧,提出通过赋能女性和创造机会的方式平衡家庭和工作,最终减轻生育惩罚的方法。文末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就若干开放性议题进行了讨论。

职业女性生育母职惩罚的困境与破解--兼论三孩生育政策的推动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证明,中国已经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面对中国人口、经济、社会形势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党中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三孩生育政策的推出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既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同时也是生育的主体力量,往往因身兼母职而在职场中饱受歧视,这不仅影响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还抑制了其生育意愿,从而不利于三孩生育政策的推行。因此,基于中国三孩生育政策的时代背景,可从职业女性在生育中的母职惩罚困境出发,结合域外消除职业女性母职惩罚的相关经验和措施,以及我国现有的生育支持政策的实践与困境,从生育友好型的视角来探讨如何破解职业女性的母职惩罚,突围生育困境。

女性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城乡对比——基于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通过一孩性别随机分组控制女性生育前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工作环境等难以观测的混淆变量,之后在男孩偏好下叠加不同的多孩生育行为,以对比分析城乡女性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差异。研究结论有:一孩性别随机性分组能够做到“总体相同”,难以观测的影响多孩生育后女性收入的混淆变量能够通过随机性得以控制;存在男孩偏好下多孩生育行为差异,无论城乡都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体现为一孩女婴组的多孩生育数量和生育意愿显著大于一孩男婴组;城乡女性多孩生育存在一定的收入惩罚效应,多孩生育对农村女性收入和就业状态都有着显著负面影响,而对城镇女性影响只体现为短暂的工作中断,对收入影响不显著;引入工作环境和家庭变量进一步分析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以看出,男孩偏好的强度、资源禀赋的多少和工作环境的稳定性影响着女性多孩生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大小。

具有年龄结构和迁移的非线性种群的最优生育控制(英文)

对一类非线性种群模型 ,以生育率为控制变量 ,研究最小代价—规模问题和最小代价—偏差问题 .证明了最优控制的存在唯一性 ,给出了一阶最优性条件 ,讨论了最优反馈的合成 .

生育对城镇体制内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

聚焦受计划生育政策严格限制的我国城镇体制内女职工群体,探究生育行为对女职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及2014年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展开的2SLS回归分析证实,生育子女对城镇体制内女职工工资收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女职工工资率将显著下降18. 4%,月工资亦显著下降15. 9%。此"生育工资惩罚"效应在生育一孩时较生育二孩时边际影响更大,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没有管理职务的女职工影响更强。政策层面,应重点关注体制内家庭生育意愿的动态变化,推动和完善职业职务配套鼓励措施,为我国顺利推进"全面二孩"政策保驾护航。

论生育事件对女性和男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基于CHNS 1993-2015年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继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之后,补偿性差异理论、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和生育支持流派被运用于解释职业地位获得。本文利用1993-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次追踪数据,运用多层逻辑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验证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的作用力并同时验证其他四个理论的作用。1993-2015年20多年间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的就业率和正规就业比例都有所下降,小时工资率有所提高,然而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实证检验表明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就业、正规就业和小时工资率都产生一定影响,孩子越多、家中有5周岁以下婴幼儿起负面影响,推迟初育年龄反而起正面影响。生育事件对于城乡非农父亲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弱,孩子越多的父亲越可能非正规就业,推迟初育年龄有利于父亲采取正规就业。母职惩罚理论得到了验证,父职溢价理论并非完全适用,多育和较早生育对父亲职业地位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同时,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补偿性差异理论、生育支持流派具有一定解释力。建议重视生殖健康宣传,倡导适龄生育;防止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推进男女平等;做好生育休假和幼托服务方案,采取对女性友好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

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生育效应研究

在全面二孩政策遇冷、生育难题凸显的同时,女性高昂的生育代价已转化为现实生育成本,成为女性生育与就业决策的重要考量,无形代价之一便是人力资本存量损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综合运用最小二乘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系统考察生育对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生育是导致城镇女性人力资本贬损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学历越高、工作经验越丰富、周工作时间越长、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社会公平感越强,人力资本越不易贬损。不同生育群体人力资本贬损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非公部门或较低学历群体育后人力资本贬损程度超过50%,工作经验欠缺群体人力资本现值下降34.51%。政府相关部门应在03岁幼托服务体系构建、育后针对性培训等市场失灵领域及时补位,构筑维权屏障,搀扶育后女性完成心理过渡,锻造人力资本自我管理理念。

“母职惩罚”中的女性平等权及国家保护

现代女性多数面临着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问题,但母亲身份却会带来工资下降等职业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这便形成了“母职惩罚”,这对女性平等权保护的形式和实质面向均提出了新的课题。而作为照顾者惩罚的母职惩罚本身,仅依靠家庭内部无法给予充分回应,仍需国家保护的介入。尤其是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不能仅依靠激励型举措,更需强化保护性措施,以回应母职惩罚下的实质公平问题。

高职院校学生的生育道德观现状与实证研究

研究分别以分层丛集式问卷与子女价值量表对24岁以下的高职学生进行生育道德观的实证分析,旨在探讨生育道德观与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及生育抉择的整体关系。结果发现:高职学生以"权力成就"、"亲密情感"、"家庭愉悦"为最主要的认同层面;生育道德观因性别、交友情况、父母教育程度等成长经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生育道德观中"生育价值"、"生育代价"、"生育抉择"因素对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有一定程度的预测力。

计划生育工作“变奏曲”——常德军分区部分群众“怕罚”与“怕丑”观转变寻根

过去,一些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给人的印象是:惩罚措施多,工作单打一。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开展,最近,笔者走访了常德军分区,那里的情况使人耳目一新,又给人以诸多启示和反思。1985年以前,常德军分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未采取长效节育措施而计划外怀孕者,罚款××元。尽管人们怕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