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生育友好型企业: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孩子年龄与员工职场行为的关系研究

为了从企业的角度探讨如何打造生育友好环境,通过问卷调研,使用103份员工-领导配对数据分析拥有独生子女员工的家庭动机与职场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动机正向影响员工主动行为,负向影响退缩行为,员工职业角色承诺不仅调节孩子年龄和员工家庭动机之间的关系,也调节孩子年龄通过家庭动机对员工主动行为和退缩行为的间接影响。职业角色承诺低时,员工家庭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不仅拓展了对家庭动机的前因和家庭-工作促进的研究,同时证明孩子与事业可以两全,对于营造生育友好的企业环境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人口均衡理论构建生育友好型医院研究

构建生育友好型医院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不仅关乎到医疗服务的完善与提升,更是对人口均衡发展、家庭幸福安康的积极贡献。基于人口均衡理论构建生育友好型医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维度思考和发力,既是对少生不生的包容,也是对多生优生的鼓励和支持,最终让想生能生的女性,生得安全、生得舒适;对于想生不能生的女性,要帮助她们能生;而对于暂时能生不想生的女性,要帮助她们保护好生育力。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背景下省级公共图书馆配置母婴室的必要性研究

公共场馆配置母婴室已成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文章调查发现我国内地地区省级公共图书馆母婴室配置存在不普遍、不均衡、不标准状况。对此在分析公共图书馆配置母婴室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从评估定级层面引导、根据图书馆实际情况分类建设等对策,呼吁公共图书馆尽快配置、完善母婴室及相关设施,从而彰显公共图书馆的人文关怀。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是由国家、市场、社会、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通过高效的互动协作而建立起来的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当前,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福利保障有待完善、女性职业福利供给亟待发展、社会组织生育福利供给体系尚需健全、社区生育福利功能有待发展、家庭内部福利功能发挥仍需提高的现实困境。未来应从打造生育友好的政策福利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以提高女性职业福利、拓宽社会组织生育福利服务路径、发挥社区载体功能推动生育福利发展等多方面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基于“个税”课税单位改革径路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的必然之举,为此需要在税收等制度层面予以回应。然而,当前“个税”课税单位以个人作为征纳对象,既降低了个人婚育意愿,又无助于子女养育、教育,还不利于家庭建设,有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为此,须引入家庭课税制方案,在解决个人婚育意愿,子女养育、教育和家庭建设等实际问题的同时,契合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诉求,亦能丰富“个税”生育激励的工具内涵。在“个税”课税单位具体改革径路上,可选择“个人+家庭”的整体方案,并以夫妻作为基本纳税单位,设计以“折半乘二制”为标尺的家庭课税税率基准,达成“个税”课税单位改革目的,真正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

“生育友好型”社会视角下生育津贴审计研究

生育成本过高是导致生育水平降低的主要因素,生育津贴在提升生育水平、保障生育物质条件上具有鲜明特点,因而生育津贴政策的落实至关重要。对生育津贴开展审计是对生育津贴落实情况的有效监督,在生育津贴审计工作过程中应做到全力组织开展生育津贴审计、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为生育津贴审计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为生育津贴审计提供制度保障,推动保障生育津贴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

社会生态学视域下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研究

生育问题关乎家庭幸福和谐,关乎城市发展大计,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学将生育友好型社会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由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系统组成。面对内生性生育意愿不足、全方位生育支持不够、系统性生育制度不全等生态困境,可以通过坚持包容、差异、全程性、全域性原则,从推进生育的家庭友好、制度友好和环境友好出发,积极构建优生优育的家庭命运共同体、多方协同的责任共同体、适度生育的文化共同体,不断优化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生态路径。

生育友好型社会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伴随着中国低生育率现象的持续,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共为。本文在解读生育友好型社会内涵的基础上,以是否有利于解决“不能生、不敢生、不想生、不肯生、不让生”的问题、是否有利于人民多元化生育意愿的表达和实现为根本评判标准,构建了由“生殖健康保障”“生育负担适度”“社会环境友好”“发展充分均衡”“生育自主选择”五个方面共43项指标构成的生育友好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2018-2022年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实现程度,并提出中国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应从保障生殖健康、降低生育负担两个方面着力。

低生育意愿背景下福州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研究

当前福州陷入少子老龄化的双重困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刻不容缓。本文旨在探讨低生育意愿背景下,如何破除经济负担重、育儿焦虑大、照护托育难、影响事业发展、年龄健康问题等生育焦虑,从家庭的生命周期视角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及配套措施提供对策参考。

三胎政策背景下“生育友好型”个人所得税政策优化研究

2021年,我国实施鼓励生育三胎的人口政策,旨在提高人口生育率、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高昂的生育成本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健全,导致我国生育率未达到预期目标。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政策文本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研究我国“生育友好型”个人所得税政策现状;在归纳借鉴德国和法国生育激励政策的基础上,建议纳税主体由个人向家庭转变、扩大征税对象范围、优化税率实现公平税负、完善纳税环节申报模式、合理选择税收优惠形式,以期真正实现税收减负,构建“生育友好型”个人所得税的美好社会。

低生育背景下北京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研究

北京市步入超低生育水平社会至今已近30年。虽然生育政策几经调整,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但依然处于超低生育水平,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低迷,存在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亟需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当前,北京的生育支持受制于政策、经济与公共资源等多方面因素,应从时间,结构和角度三个维度,通过减税降费形式构建生育友好型组织,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设立15天以上的男性灵活育儿假期,平衡不同等级妇幼医疗资源配置,制定健全的托育服务体系政策,促进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进行多维度、多角度、长时期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工作视域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路径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出现了低生育态势,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成为当前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的一种新的理念。社会工作的内涵及特点与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内涵具有一致性,且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看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具有契合性。基于此,应通过生育政策的落实及解读、专业方法的多层面服务介入、“能生、敢生”的社会氛围营造和参与模式的理论探索等途径,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下青年女职工的权益保障研究

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也是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应对当前我国面临的生育现状与低生育风险,需要切实维护好女性的合法权益,尊重女性的生育价值。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通过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修改、完善和实施,从根本上保护青年女职工"三期"合法权益,"十四五"时期,关于青年女职工生育与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将进一步提升与加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部分青年女职工面临着相关权益保障规定知之不详、生育权益受损、青年女职工维权渠道不够通畅、工作单位"三期"待遇落实不够到位和生育配套设施较为匮乏等问题,成为青年女职工生育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了提振青年女职工的生育意愿,推进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落实落地,需要通过提高青年女职工合法权益保护意识、优化维权保障渠道、协同权益保障监督、完善生育配套措施等方面来切实保障青年女职工特殊时期的合法权益,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基于欧洲低生育态势与政策实践的思考

客观认识生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是构建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欧洲是世界上最先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保持低生育率状态时间最长的地区,他们的经验与政策实践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政策实践上,欧洲国家大多将生育支持嵌入到家庭支持当中,为生育提供多元的支持空间。当前,我国需要特别重视婚育推迟对生育水平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传统生育结构下,未来生育率的恢复将非常依赖生育补偿效应的实现;婚育行为、婚育观念的转变必然带来需求的进一步多元化。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要明确定位,将重心放在生育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衔接以及社会氛围营造上,还要做好需求划分,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在此基础上,重点解决高龄生育问题,以及新一代生育主体推迟生育的问题。

女性工作权的社会化保障研究——以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为目标

生育会加重女性在职场中的受歧视程度以及在家庭劳动中的被剥削程度,而家庭无酬劳动的增加又会反向影响女性在有酬工作市场中的表现。“生育友好型社会”指女性不会因生育遭受歧视或者加重劳动负担,并有便利女性携婴出行的配套公共设施之社会结构状态。唯有破除“职家”二元划分结构,承认女性在孕育方面的付出具有价值,将家庭劳动纳入工作权的规制范畴并与职场劳动同等对待,才能更好地保障女性权益。应建立对女性因生育而增加的成本进行分摊的社会机制,从尊重自由选择权、保护平等工作权与实现就业保障权三方面出发,完善税收优惠、生育保险制度,增设“父育假”,提供政府购买家政服务及加强保育配套设施建设等,政府、企业、家庭分工合作,达成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美好愿景。

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基于女性主体性的视角

近年来,“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现有的研究中,国家和政府的角色作用受到较多关注,而女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从主体性视角探讨这一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研究显示,女性在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中的作用极为关键,唯有充分考虑女性的主体性角色,并因地制宜采取相应措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才有可能。

三孩政策下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的思考和建议--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2021年政府作出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以浙江省为例,呈现人口总量增速放缓,自然增长创新低,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发展态势。同时面临着生育人群基数减少、生育意愿明显下降、养育成本不断提高等问题。因此,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低生育时代的必然抉择。建议从公共服务、生育环境、家庭养育、教育供给、政策宣传等多个维度进行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的困境与构建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新生儿出生率持续走低。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困境,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通过对江苏省的个案研究发现,主体协调机制缺乏、服务供给机制不健全以及财政投入不足,是当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所面临的三大难题,而建立科学高效的平台、系统性的服务供给以及合作共赢的财政投入是当前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的重要途径。

构建生育友好型税收政策体系的比较研究

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手段,可以通过多税种的配合使用显著降低家庭的育儿成本。从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看,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房地产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税种都在家庭养育成本的补偿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生育友好型税收体系尚未形成,对生育促进的效果并不显著。为此,借鉴部分国家促进生育税收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可考虑将家庭作为课税单位纳入税收体系的建构之中,分别对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等税种予以优化完善,以期有效降低家庭的育儿成本,推动性别平等,提高家庭生育意愿,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论生育友好型社会--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与治理

理解当下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有必要区分"政策性低生育"与"内生性低生育"两个阶段。研究发现,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远比人们想象和预判得短促,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步入内生性低生育阶段。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具备长期性、彻底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治理难度大。其内生性特征亦要求国家尊重生育决策的主体性,必须人文引导适度生育,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当前存在"想生不能生"和"愿生不敢生"两种不友好形态,以及追求生育变量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的不友好价值取向,需要及时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型。其中,赋权生育是逻辑起点,而构建适度生育文化,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抚平"传统计生"伤痛,国家共担生养责任与尊重包容生育状态的多样性,分别是"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文化基础、社会基础、信任基础、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