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背景下省级公共图书馆配置母婴室的必要性研究

公共场馆配置母婴室已成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文章调查发现我国内地地区省级公共图书馆母婴室配置存在不普遍、不均衡、不标准状况。对此在分析公共图书馆配置母婴室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从评估定级层面引导、根据图书馆实际情况分类建设等对策,呼吁公共图书馆尽快配置、完善母婴室及相关设施,从而彰显公共图书馆的人文关怀。

努力倡导家庭幸福与发展 积极构建生育友好社会

本文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等最新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生育率很低结婚率显著下降与离婚率大幅上升,而青年独居比例大幅上升。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等最新数据的家庭人口预测分析表明,如果听任生育率很低结婚率显著下降与离婚率大幅上升趋势继续蔓延,我国未来40年青中年独居和空巢老人比例将快速增长而劳力资源加速萎缩,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健康和亿万家庭福社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我们建议国家和社会努力倡导青年婚姻幸福,鼓励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发展,积极构建生育友好社会。

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基于“个税”课税单位改革径路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的必然之举,为此需要在税收等制度层面予以回应。然而,当前“个税”课税单位以个人作为征纳对象,既降低了个人婚育意愿,又无助于子女养育、教育,还不利于家庭建设,有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为此,须引入家庭课税制方案,在解决个人婚育意愿,子女养育、教育和家庭建设等实际问题的同时,契合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诉求,亦能丰富“个税”生育激励的工具内涵。在“个税”课税单位具体改革径路上,可选择“个人+家庭”的整体方案,并以夫妻作为基本纳税单位,设计以“折半乘二制”为标尺的家庭课税税率基准,达成“个税”课税单位改革目的,真正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是由国家、市场、社会、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通过高效的互动协作而建立起来的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当前,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福利保障有待完善、女性职业福利供给亟待发展、社会组织生育福利供给体系尚需健全、社区生育福利功能有待发展、家庭内部福利功能发挥仍需提高的现实困境。未来应从打造生育友好的政策福利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以提高女性职业福利、拓宽社会组织生育福利服务路径、发挥社区载体功能推动生育福利发展等多方面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生育友好型”社会视角下生育津贴审计研究

生育成本过高是导致生育水平降低的主要因素,生育津贴在提升生育水平、保障生育物质条件上具有鲜明特点,因而生育津贴政策的落实至关重要。对生育津贴开展审计是对生育津贴落实情况的有效监督,在生育津贴审计工作过程中应做到全力组织开展生育津贴审计、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为生育津贴审计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为生育津贴审计提供制度保障,推动保障生育津贴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

社会生态学视域下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研究

生育问题关乎家庭幸福和谐,关乎城市发展大计,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学将生育友好型社会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由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系统组成。面对内生性生育意愿不足、全方位生育支持不够、系统性生育制度不全等生态困境,可以通过坚持包容、差异、全程性、全域性原则,从推进生育的家庭友好、制度友好和环境友好出发,积极构建优生优育的家庭命运共同体、多方协同的责任共同体、适度生育的文化共同体,不断优化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生态路径。

低生育意愿背景下福州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研究

当前福州陷入少子老龄化的双重困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刻不容缓。本文旨在探讨低生育意愿背景下,如何破除经济负担重、育儿焦虑大、照护托育难、影响事业发展、年龄健康问题等生育焦虑,从家庭的生命周期视角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及配套措施提供对策参考。

生育友好型社会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伴随着中国低生育率现象的持续,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共为。本文在解读生育友好型社会内涵的基础上,以是否有利于解决“不能生、不敢生、不想生、不肯生、不让生”的问题、是否有利于人民多元化生育意愿的表达和实现为根本评判标准,构建了由“生殖健康保障”“生育负担适度”“社会环境友好”“发展充分均衡”“生育自主选择”五个方面共43项指标构成的生育友好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2018-2022年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实现程度,并提出中国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应从保障生殖健康、降低生育负担两个方面着力。

低生育背景下北京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研究

北京市步入超低生育水平社会至今已近30年。虽然生育政策几经调整,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但依然处于超低生育水平,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低迷,存在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亟需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当前,北京的生育支持受制于政策、经济与公共资源等多方面因素,应从时间,结构和角度三个维度,通过减税降费形式构建生育友好型组织,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设立15天以上的男性灵活育儿假期,平衡不同等级妇幼医疗资源配置,制定健全的托育服务体系政策,促进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进行多维度、多角度、长时期的建设与发展。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的主要逻辑、核心任务与路径选择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此,可从生育支持环境体系、生育支持服务体系、生育支持保障体系以及生育支持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行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践中,要更加注重强化政策执行力,突出多维赋能和有效覆盖,着力完善人口发展全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培育和践行科学的生育文化,推动生育率回归适度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社会工作视域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路径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出现了低生育态势,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成为当前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的一种新的理念。社会工作的内涵及特点与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内涵具有一致性,且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看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具有契合性。基于此,应通过生育政策的落实及解读、专业方法的多层面服务介入、“能生、敢生”的社会氛围营造和参与模式的理论探索等途径,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下青年女职工的权益保障研究

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也是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应对当前我国面临的生育现状与低生育风险,需要切实维护好女性的合法权益,尊重女性的生育价值。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通过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修改、完善和实施,从根本上保护青年女职工"三期"合法权益,"十四五"时期,关于青年女职工生育与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将进一步提升与加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部分青年女职工面临着相关权益保障规定知之不详、生育权益受损、青年女职工维权渠道不够通畅、工作单位"三期"待遇落实不够到位和生育配套设施较为匮乏等问题,成为青年女职工生育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了提振青年女职工的生育意愿,推进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落实落地,需要通过提高青年女职工合法权益保护意识、优化维权保障渠道、协同权益保障监督、完善生育配套措施等方面来切实保障青年女职工特殊时期的合法权益,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基于欧洲低生育态势与政策实践的思考

客观认识生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是构建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欧洲是世界上最先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保持低生育率状态时间最长的地区,他们的经验与政策实践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政策实践上,欧洲国家大多将生育支持嵌入到家庭支持当中,为生育提供多元的支持空间。当前,我国需要特别重视婚育推迟对生育水平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传统生育结构下,未来生育率的恢复将非常依赖生育补偿效应的实现;婚育行为、婚育观念的转变必然带来需求的进一步多元化。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要明确定位,将重心放在生育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衔接以及社会氛围营造上,还要做好需求划分,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在此基础上,重点解决高龄生育问题,以及新一代生育主体推迟生育的问题。

女性工作权的社会化保障研究——以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为目标

生育会加重女性在职场中的受歧视程度以及在家庭劳动中的被剥削程度,而家庭无酬劳动的增加又会反向影响女性在有酬工作市场中的表现。“生育友好型社会”指女性不会因生育遭受歧视或者加重劳动负担,并有便利女性携婴出行的配套公共设施之社会结构状态。唯有破除“职家”二元划分结构,承认女性在孕育方面的付出具有价值,将家庭劳动纳入工作权的规制范畴并与职场劳动同等对待,才能更好地保障女性权益。应建立对女性因生育而增加的成本进行分摊的社会机制,从尊重自由选择权、保护平等工作权与实现就业保障权三方面出发,完善税收优惠、生育保险制度,增设“父育假”,提供政府购买家政服务及加强保育配套设施建设等,政府、企业、家庭分工合作,达成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美好愿景。

三孩政策下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的思考和建议--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2021年政府作出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以浙江省为例,呈现人口总量增速放缓,自然增长创新低,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发展态势。同时面临着生育人群基数减少、生育意愿明显下降、养育成本不断提高等问题。因此,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低生育时代的必然抉择。建议从公共服务、生育环境、家庭养育、教育供给、政策宣传等多个维度进行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基于女性主体性的视角

近年来,“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现有的研究中,国家和政府的角色作用受到较多关注,而女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从主体性视角探讨这一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研究显示,女性在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中的作用极为关键,唯有充分考虑女性的主体性角色,并因地制宜采取相应措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才有可能。

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的困境与构建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新生儿出生率持续走低。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困境,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通过对江苏省的个案研究发现,主体协调机制缺乏、服务供给机制不健全以及财政投入不足,是当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所面临的三大难题,而建立科学高效的平台、系统性的服务供给以及合作共赢的财政投入是当前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的重要途径。

多维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女性生育代价--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问题与人口结构亟待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但生育率却依旧低迷,生育代价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和量化这一概念,弥补既有研究在非劳动就业方面关注度欠缺的不足,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生育行为对女性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和状态的冲击作为识别框架,对女性的生育代价进行更为综合的定量估计。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依次是家庭赋权、就业剥夺和家务工作;第二,生育行为将导致女性多维相对贫困剥夺总得分增加0.031,使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几率比增加83.1%;第三,在具备不同教育程度、户籍和家庭生产活动特征的个体间生育代价具有异质性。本研究为理解女性生育代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流动女性“双重迁移机制”显著。由于上述机制的存在,仅仅通过调节家庭收入对生育二孩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需要在此基础上出台更多降低“生育代价”以及家庭化迁移压力的配套政策,探索建立普惠式、社会性别平等式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

工作-家庭福利与服务视角下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路径分析

社会观念的转变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养育负担较重使得我国目前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生育环境的友好度不足。本文从工作-家庭福利与服务的视角出发,围绕育龄女性面临的家庭照顾和职业发展并存的需求,通过梳理工作-家庭平衡政策的国际经验,探讨如何从福利完善和服务健全两方面构建不损害女性权益与发展、环境友好型的生育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