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宗接代观念、子女成就期望与生育子女数量偏好——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优化生育政策、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策略。虽然家庭生育决策的质量-数量理论为政策优化提供了经济视角,但该理论未能充分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体心理动机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作用。本研究基于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宏观社会观念与微观个体期望在生育决策中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传宗接代观念与生育子女数量偏好呈正向关联,但对子女成就的高期望则削弱此联系。特别是在对个人成就期望较高、生活幸福感较强的中青年群体中,传宗接代观念与子女成就期望呈替代关系。这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转变,个人成就和幸福感成为生育决策中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生育政策需综合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以精准理解生育行为,优化人口结构。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

文章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生育数据,分别对生育子女数量与受教育程度及职业作二值Logistics分析,得到生育子女数量与受教育程度及职业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我国当前普遍二胎政策下,今后进一步完善政策提供参考。

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家庭金融脆弱性反映了家庭在面对外部经济波动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本文将家庭金融脆弱性纳入生育意愿的研究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为分析家庭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发现,家庭金融脆弱性对理想生育子女数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越高,理想生育子女数量越少。细分样本来看,中等收入家庭和有男孩家庭的生育意愿受到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计数膨胀模型分析

为全面考察我国妇女生育意愿,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别从实际生育子女数量、意愿生育数量和生育二孩意愿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是妇女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为获取家庭收益最大化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家庭成员间谈判的结果;妇女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在影响因素和性别偏好上存在区别,实际生育子女数量会受到家庭和政策条件的限制,实际生育行为表现出男孩性别偏好;丈夫特征对妇女生育二孩意愿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实施人口政策过程中,应注重协调妇女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的关系,注意完善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生育观念中落后的传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