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成本分担的公平性研究——基于生育成本收益非均衡状态的分析

家庭生育成本高企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生育选择的重大障碍。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分析了生育成本和收益的内容与结构,探讨生育成本收益在家庭、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目前我国生育成本分担普遍呈现非均衡状态: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家庭承担了大量的生育成本;企业之间,雇佣女性职工的企业承担了较多的生育成本;家庭之间,选择生育的家庭比选择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生育成本。非均衡状态催生了众多社会问题,如低生育意愿以及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歧视等。通过劳动力供求模型提出了雇佣育龄女性劳动力的净成本概念,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下,生育净成本是企业间生育成本非均衡状态的的根源。我国未来的生育保障制度需要促进生育成本的多元分担,促进成本分担的公平性。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上判定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发生转变,就要深入分析中国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是否发生了转变。而判定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发生转变与否。就须分析不同类型的居民的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当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认为自己的生育成本≥生育收益时。中国人口就在本质上、内容上发生了转变,或者处于转变之中。因此。中国居民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应成为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转变的简明判别式。

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基于OECD国家的经验分析

生育率较低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改善生育率。本文采用OECD的21个国家从2001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来检验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是否有助于改善生育率,同时检验了其他不同解释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他解释变量人均GDP、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税式支出、死亡率、失业率、教育支出和流动人口数量对改善生育率的影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低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不显著;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高时,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改善生育率影响显著。从长期考虑,政府要合理安排公共财政在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支出,不能一味的简单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对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必须要合理规划和适度投入,还要完善其他配套的社会政策,以达到财政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激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