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家庭教育期望及其生育效应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观念转变,家庭生育决策进入日益理性化和成本约束的阶段。父母较高的教育期望和激烈的教育竞争影响着家庭生育意愿和行为。通过构建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教育期望、培育策略与生育效应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期望对家庭生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期望显著提升了生育一孩的概率,但降低了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较高的教育期望引致家庭采取“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异质性分析发现,教育期望对不同阶层生育数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形成分化效应。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但在高收入阶层,较高的教育期望并未对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产生挤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教育期望形成替代效应,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越低,教育期望对二孩生育的挤压效应越大。机制分析发现,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男孩偏好,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越重视孩子的质量而非性别和数量,带来少子化的生育决策。家庭教育期望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和不同群体的趋同性,必须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和缓解家庭养育焦虑。通过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提高城乡教育均等化水平,提供多元化的市场养育服务,改善家庭的生育预期,进而提高家庭生育率。

托育服务生育效应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政策选择

从可及性、成本和质量三个维度考察了托育服务生育效应的国际经验以及当前中国托育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OECD国家家庭数据库数据的研究发现,增加托育服务可及性、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质量都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其中的机制主要在于母亲育儿时间成本的市场化,托育服务可及性的提高、成本的降低以及家庭对服务质量的强烈偏好都会增加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进而促进生育。我国托育服务的发展当前正面临着供需失衡、价格高昂以及质量缺乏保障等诸多问题,非常不利于托育服务生育促进效应的发挥。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托育服务供给、降低服务成本并提高服务质量,以促进其生育效应的发挥。

现金补贴抑或托幼服务?欧洲家庭政策的生育效应探析

本文基于欧洲社会调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家庭数据库的整合资料,运用多层二项回归探析欧洲15个国家的宏观家庭政策对微观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去家庭化”性质的托幼服务对欧洲家庭生育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具有“家庭化”性质的现金补贴并未产生预期的作用。进一步的交互项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年纪较轻或收入较高的父母是托幼服务政策影响的重点人群,且托幼服务与母亲带薪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力促进再生育决策。这表明,欧洲家庭政策影响生育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照料方式改变的替代效应,而非经济能力提升的收入效应。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未来我国与生育配套的家庭政策体系构建,应注重在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上的制度设计与资源投入。

铜离子抗生育效应机理的探讨

对同期研究的二种TCuIUD（TCu220C和TCu200C）进行铜离子(Cu++)浓度（200例）测定,体外Cu++对精子的影响,改良Sender Cramer′s试验,IUD围排卵期宫颈粘液杀精试验和Cremer′s毛细管试验,体内Cu++对精子的影响等研究。临床和基础研究提示TCuIUD有卓越的抗生育效应,但作用尚不完全,提示Cu++对精子的影响仅是铜节育器抗生育机理之一。

自雇型就业的生育效应与作用机理

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规模高达2亿人,其中自雇型就业已成为灵活就业的主要形式之一。利用2013年、2015年及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自雇型就业如何影响二孩生育意愿,发现:自雇型就业可以显著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相对于“生存型自雇”,“机会型自雇”对二孩生育意愿的积极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对女性及东部地区个体而言,自雇对二孩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更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雇型就业可以通过提高个人职业收入、主观幸福感以及主观阶层流动预期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积极效应。基本社会保障的覆盖会提高自雇型就业群体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一致性,有利于自雇型就业群体将二孩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羊年避讳观念及生育回避效应--基于出生人口及姓名特征的分析

目的分析北京地区羊年避讳观念和生育回避效应的存在性及其表现特点。方法利用2009—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出生登记数据,分析不同生肖年份出生登记人数变化特点,以及各生肖年份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据此评价羊年避讳观念和生育回避效应。结果2009—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出生登记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羊年出现明显低谷;羊年出生登记人数为38351人,比相邻的马年和猴年分别低34.1%和39.0%。羊年各阴历月份出生登记人数明显低于马年和猴年相应月份。羊年父母至少一方户籍地为北方省份的婴儿占比(91.7%)低于马年(93.2%)和猴年(94.0%)。羊年婴儿姓名“艹”特征字使用率为16.3%,高于其他年份;该现象男、女婴均存在,但女婴更明显。父母至少一方户籍地为北方省份的婴儿,羊年出生者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率高于同样偏好“艹”特征字的马年[率差(95%CI),2.3%(1.8%,2.8%);P<0.001],而父母户籍地均非北方省份的婴儿羊年与马年差异较小[率差(95%CI),0.5%(-1.1%,2.2%);P=0.52]。分析婴儿父母姓名特征发现,1967、1979和1991三个羊年出生者“艹”特征字使用率分别为3.3%、8.5%和9.4%,均大幅低于2015年出生婴儿,且婴儿父母姓名中“艹”特征字使用情况未呈现与“生肖命名宜忌”规则相符的特征。结论2015年羊年避讳观念和生育回避效应存在且主要影响北方地区,但从姓名特征看1967、1979和1991三个年份未见明显的羊年避讳观念。

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货币路径、非货币路径与调节效应——兼论“幸福-收入”之谜

文章构建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与实证模型,绕开对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两者绝对关系的探讨,加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分析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并进行相关假说的检验。主要结论为:1)以收入、消费为代表的货币因素在生育行为对年老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遮掩作用,生育效应最佳的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收入→主观幸福感"。2)以婚姻为代表的非货币因素在生育行为对年轻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生育效应最佳的非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婚姻→主观幸福感"。3)在纳入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中,生育效应最佳的货币路径为"生育行为→相对收入→主观幸福感"。4)计划生育政策和城乡户籍政策对"生育行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与把握"生育-幸福"、"幸福-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政策建议为:首先,需要逐步健全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基本养老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精准扶贫工作等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并优化投入结构与供给模式。其次,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健全婚姻保障法律体系两个方面提高年轻父母的幸福程度。最后,健全农民、农民工与市民群体"差别化"的生育政策体系,解决生育子女所存在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照料问题、社保问题等,引导农民、农民工和市民树立科学、正确的生育观和养育观。

纬度和海拔对西南春玉米区中熟玉米品种生育期的效应

本文对我国西南地区不同纬度、不同海拔的8个中熟玉米品种主要生育阶段的时间变化与纬度和海拔高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表明从出苗至抽雄、出苗至抽丝、抽丝至成熟、播种至成熟的时间随纬度和海拔升高明显延长。当海拔高度不变,纬度每升高1°,生育期分别平均延长 2.1±0.050、2.3±0.076、1.1±0.025、3.9±0.073天;纬度不变,海拔每升高lOOm,抽丝至成熟和播种至成熟分别平均延长1.4±0.110天和2.1±0.089天,但对延长出苗至抽雄和出苗至抽丝的时间的效应,年际间变化很大,变异系数分别为25.

对新型生育文化效应的实证分析

新型生育文化是一种与传统生育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现代生育文化 ,它的效应的产生和发挥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本文对我国新型生育文化效应发挥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 ,主要涉及到新型生育文化效应的指标设置、运用、问卷调查分析以及促进效应有效发挥的模式特征。

丰产沟栽植对短枝型苹果幼树生育的效应

丰产沟栽植对短枝型苹果幼树生育的效应张祖强（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林果中心，７４１０００）本地建立苹果密植园时，通常仍用定植穴栽植，但有些则已改用丰产沟栽植。为了比较密植园采用定植穴和丰产沟栽植对苹果幼树生长与产量的影响，作者进行了此项试验。现已获得初步...

水稻生育期效应与杂种优势利用

水稻生育期效应与杂种优势利用Ｅ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ｓｉｓ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ｉｃｅ雷捷成游年顺（福建省农科院稻麦研究所３５００１９）１生育期类型（１）感温型。营养生长期同化一定温度之后进入生殖生长，早晚季...

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推迟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推迟所产生的进度效应会对生育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测度生育进度效应便成了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自Bongaarts和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提出以来,各种新的改进方法与指标不断出现。本文对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的新进展及具体指标进行梳理与比较。从时期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方差效应调整后的TFR、PATFR*、调整后的TFRSUV_N和ITFR四种指标;从队列角度出发,主要包括TFRp*、TFR†和ACF三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各自的优缺点。研究发现:首先,由于不同去进度效应改进指标的假设、适用条件、研究角度、改进方向都不同,很难有一套数据同时适用于多种去进度方法,因此,生育进度效应的诸多改进指标并没有哪个指标“更好”,只有“更合适”;其次,绝对的去进度效应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种种去进度方法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去”,而不是“绝对的去”。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进度效应是生育推迟,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推迟速度开始逐渐放缓,未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生育推迟在某个时期或某些区域会发生逆转,届时可能会出现与目前影响方向相反的进度效应,这可能是下一步关于生育进度效应研究应该注意的新方向。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土壤养分和烤烟生育的影响

施用各种有机肥的土壤碱解Ｎ含量为：花生饼＞茶籽饼＞牛粪．牛粪施用比例上升，烤烟根、茎、叶的Ｎ素含量显著下降．化肥配施花生饼、菜籽饼，烤烟根系含Ｎ量高于全化肥的处理，而叶片Ｎ素含量则有所下降．有机肥与化肥的适宜比例，可促进烟株对Ｐ、Ｋ的吸收利用．２５％有机肥＋化肥的处理，烟株长势较好，抗病性增强．

巾帼不让须眉?——生育行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双重性别差异

生育行为能够影响父母的主观幸福感,然而生育效应在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方面是否存在双重性别差异还未有研究。本文基于CGSS2013数据,运用Ologit、Oprobit和IV-Oprobit模型首次系统分析生育效应的双重性别差异,并就主要结论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1)生育女儿更有助于提高父亲的主观幸福感。(2)生育儿子更有助于提高母亲的主观幸福感。(3)母亲与父亲相比、已婚人群与未婚人群相比,其主观幸福感更易受到生育行为的影响。(4)在生育效应的作用程度方面,生育女儿至少和生育儿子一样能够提升父亲和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且生育效应在村或居委会层面不存在地区差异。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1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终身生育率的两种估计方法,本研究发现,利用同是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在反向"预测"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而在正向预测未来时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运用不同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测算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开始,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就已为负并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偏高的男女性别比需要高于2.1的更替水平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中国人口1970年以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以及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关注当年人口出生率即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而且要考虑对未来人口结构即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影响。此外,在监测人口增长时应继续重视初育年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中国生育率转变中的数量和进度效应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及内在总和生育率的对比分析,对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生育行为的结构进行剖析,对生育的数量效应、进度效应在生育率变动中的各自的作用进行定量分解。内在总和生育率在估计时期生育水平上,是比总和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更好的指标,能够更准确测量生育的进度效应。结果表明1970年代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数量效应占比远超进度效应,达到3/4;1980年代数量效应的比例也达到2/3;1990年代,数量效应作用比例为略高于50%;而2000年以来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的作用此消彼长,总体而言,数量效应不足50%。1970年代,进度效应使总和生育率下降0.2～0.4;1980年代,进度效应很小;而1990年代以来,进度效应使总和生育率下降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