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效用视角下海南省高校女教师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目的本研究探讨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生育成本、生育效用、家庭功能和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为海南省进一步落实三孩相关政策,完善配套措施提供实证依据。方法以海南省高校女教师为研究对象,于2021年10月1日至11月1日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线上调查。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海南省高校教师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398名被调查者中,42.5%的调查对象有二孩生育意愿;年龄越小[OR(95%CI)=4.23(1.24~14.42)],生育成本越低[OR(95%CI)=0.27(0.10~0.73)],生育效用越高[OR(95%CI)=3.43(1.32~8.89)],家庭功能良好[OR(95%CI)=2.44(1.08~5.50)],已育一孩性别为男孩[OR(95%CI)=0.40(0.20~0.77)]的高校女教师,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强。结论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的三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且受年龄、生育成本、家庭功能和已育一孩性别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采用多因素策略以提高海南省高校女教师的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半结构式访谈的海南省妇女三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采用深入的半结构式访谈,探索影响妇女三孩生育意愿的因素,以期为我国生育政策的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同时为妇女提供科学的生育决策参考。方法:2022年11月—2023年2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共访谈了14名受访者。首先询问受访者是否了解三孩政策,然后询问他们是否有生育三孩的意愿。对于有生育意愿的受访者,进一步探讨其生育决策原因,并采用Nvivo软件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以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在14名受访者中,仅有1名受访者表示有生育三孩的意愿,13名受访者表示没有生育三孩的意愿。影响受访者三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夫妻关系的质量、生育福利的优越程度、生育效用感知、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生育成本。夫妻关系和谐、生育福利优越、较高的生育效用感知以及较好的家庭经济状况有助于提高受访者生育意愿,而高生育成本则可能降低其生育意愿。结论:海南省妇女三孩生育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家庭关系、经济状况、福利政策和生育成本,政府和社会应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妇女生育意愿。

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文章以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学说为分析框架,考察职业女性的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预估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待二孩生育的总体意愿并不强;除了个人年龄、一孩年龄和一孩性别对其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对孩子工具效用和二孩优势效用的认同有助于提升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热情,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些可以促进生育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对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的预估则会显著抑制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积极性,可以说,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再生育成本加大是导致职场女性在二孩问题上呈现低生育热情的双重根源。

效用估计对公众二孩生育管理的促进研究

调查我国全面两孩政策落实后,生育效用估计对于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积极促进作用。文中通过设计"二孩生育效用问卷"对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及对生育效用进行调查,并选取高生育意愿群体的调查数据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进行统计分析。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的公众占比33.15%;主成分分析发现二孩生育的估计主要包括经济、保险、享乐、繁衍、社会效用;影响公众生育意愿的回归因素为繁衍效用、理想孩子的数量、享乐效用、性别、已生育情况、经济效用。全面二孩政策刺激了公众生育意愿,公众注重享乐效用和保险效用;二孩生育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男性生育意愿高;不同生活环境公众生育目的不同,社会责任感可以增强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从管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有效提高公众二孩生育的意见和建议。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作用原理

农民家庭的生育需求可以分为"柔性"和"刚性"两种类型,"养老保障"和"发展家庭经济"是两项最主要的"柔性"生育需求,这两项需求可以通过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施以经济利益扶助的手段加以替代满足,从而使由这两项需求产生的再生育冲动受到削弱和抑制,这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做法能够发挥抑制农民家庭超政策生育的基本原因。利益导向机制中的利益诱导替代再生育的效果,与利益种类满足家庭需求的程度、利益量大小、被扶助家庭富裕程度和利益获得可靠性预期等4个因素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导向机制作为调节农民家庭生育行为的手段,具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良性价值取向。

影响浙江农村育龄夫妇生育选择的社区差异分析

一、引言 在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农村居民生育问题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很多，以目前农村居民生育研究理论而言，主要有“效用最大化”解释、“社会一文化”解释以及“风险最小化”解释三类。三类理论取向内在逻辑的不可重合性及彼此在研究视野内存在的盲点使对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呈单一性解释，由于具体问题的复杂性，这其中不乏片面的解释。由于生育问题本身要受当事人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影响，因此不同社区范围内居民生育意愿的形成往往要受多重因素的复合作用，并非一种解释就能解决。

“全面三孩”政策下上海市嘉定区育龄妇女再生育意愿及其与生育成本和效用的关系

目的了解上海市嘉定区育龄妇女的再生育意愿并分析其与生育成本和效用分析的关系,以期为“全面三孩”政策下推进和完善相应政策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采用分层概率抽样方法,选取已育一孩育龄妇女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基本情况问卷、生育成本和效用问卷进行调查;应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433人调查对象中,79人(18.2%)有再生育意愿,88人(20.3%)没想好,266人(61.4%)无再生育意愿;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成本(OR=0.430,95%CI:0.186~0.995)、时间精力压力(OR=0.408,95%CI:0.194~0.856)、教育孩子压力(OR=0.520,95%CI:0.298~0.907)、教育优化效用(OR=2.346,95%CI:1.216~4.526)是再生育的影响因素;传承责任效用(OR=0.669,95%CI:0.478~0.937)是不再生育的影响因素。结论“全面三孩”政策下上海市嘉定区育龄妇女的再生育意愿有所提升但仍处较低水平。应当出台更多配套激励与补贴政策,加强对公共教育投入,提供多样化托幼服务,从教育优化、传承责任效用等角度做好宣传,以更好推进和实施“全面三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