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生育行为如何影响子女反哺?——基于初育年龄和生育数量双维度选择视角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如何实现老有所养备受关注。本文将初育年龄引入含有生育数量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分析,从初育年龄和生育数量双维度选择视角出发,基于1998—2018年七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实证检验父母生育行为对子女反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初育年龄不仅对代际资金支持有倒U型影响,还通过减少生育数量进一步弱化代际资金支持和代际照料支持。拥有社会养老保障和追求高质量老年生活分别对代际资金支持产生补偿效应和需求效应,进而减弱初育年龄推迟和生育数量减少对代际资金支持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构建家庭支持政策体系,鼓励家庭适龄、适度生育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生育与养老互促的正循环效应,从而实现生育提振和老有所养的双重目标,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

社会阶层、相对收入对家庭生育数量的影响

在少子化趋势和社会阶层感知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厘清社会阶层与相对收入对家庭生育数量的影响,对于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数据,使用Ologit多元排序选择模型实证检验社会阶层和相对收入对家庭生育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对收入水平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总体显著,但社会阶层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尚不能得到证实。(2)相对收入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复杂性。(3)阶层、相对收入对我国家庭生育数量的影响机制在于,家庭对“优质”育儿资源的投资挤压了家庭的实际养育能力;与此同时,年轻人也往往面临“提升自己”和“培养孩子”的艰难抉择,加剧了阶层和相对收入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应缩小阶层和收入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应向家庭提供普惠型育儿资源和公共服务,推动育儿模式实现社会化、现代化转型。

预期寿命延长条件下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对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并未产生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引致父代自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增加,进而使家庭生育数量决策面临内生性压力。在成年人预期寿命持续提高的条件下,用时间度量家庭生育抚养孩子的投入,呈现不同人力资本存量父代的生育抚养成本差异,研究父代的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而后,利用CHARLS数据,兼顾生育政策执行的时间与地域差异,检验父代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对家庭生育数量的影响。实证发现,即使剔除生育质量对生育数量的替代作用,父代教育投入增加仍对家庭生育数量有挤出效应,特别是母亲的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出效应更强。这意味着家庭生育数量的主要抑制性因素已不再是生育政策,预期寿命延长引致的自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增加才是家庭生育数量下降的关键。所以,可通过调整生育抚养时间、延长工作年限来缓解挤出效应。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性别角色态度越现代,意愿生育数量越少,反之则意愿生育数量越多;和男性相比,性别角色态度对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更大。由于中国城镇育龄女性性别角色态度更趋向于现代,这可能不利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为了推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国家需要落实各方面配套政策,促使整个社会集体分担育儿责任。

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的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生育目的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代际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湘西怀化城乡居民为例

本文重点分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不同代际的意愿生育数量,并运用描述性分析、频数分析、相关性分析对影响生育意愿数量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代际居民对意愿生育数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代际居民基本上都倾向于生两个孩子。研究表明:处在市场经济欠发达、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管理技术严重缺乏、人口外流现象频繁、内向型发展经济背景下,不同代际城乡居民的文化程度、户口性质、从事职业、收入水平、社会保险对意愿生育数量无显著性差异。笔者认为这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息息相关。

生育数量、民生性支出与居民幸福感

本文利用CGSS2013实证分析了中国人生育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生育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民生性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较高的省份,生育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提高。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子女性别、不同地区的居民幸福最大化时的生育数量存在显著差异。为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幸福水平,政府应扩大民生性支出的比例,完善生育配套政策。

高等教育与中国女性生育数量

近年来,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育龄女性比例大幅上升。高等教育女性作为西方现代婚育观念的率先接触者,她们的生育水平是未来我国育龄女性生育模式变迁的风向标。因此研究高等教育对我国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尤为必要。在研究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数量的影响时会同时面临内生性和生存数据结构问题。本文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和各省高等教育资源禀赋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出生队列和省份上的双重外生差异构造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并使用IV-Poisson模型估计上大学对我国女性生育数量的影响;同时通过将样本中的女性起始年龄提高到30岁以上并限定为已婚来缓解生存数据结构问题。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会下降30%左右。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上大学让女性生育二孩及多孩的概率大幅度下降,而并非不生。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参与率是高等教育影响女性生育行为的一个重要机制。随着育龄女性中高等教育比例的继续提高,未来我国的生育水平可能会遵循西方的现代生育模式继续下降。我国的生育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都亟须做出适应性的改革。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有助于降低高等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生育数量对中国农村父母寿命的影响研究

在老龄化加剧和三孩政策落地的共同背景下,生育与寿命权衡假说(即生育数量越多,寿命越短)对于中国样本是否成立呢?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将已去世的农村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生育数量对其寿命的影响,实证研究后发现:生育与寿命权衡假说可能仅存在于生育男孩数量对农村母亲寿命的影响中。相反,生育数量越多,尤其是女孩数量越多,父母寿命越长,这一积极作用在对父亲寿命的影响中更为显著。具体表现为:第一,孩子数量(尤其是女孩数量)对父母寿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每增加1个孩子,父母寿命增加0.42岁,每增加1个女孩,父母寿命增加0.56岁。第二,孩子数量、男孩数量和女孩数量均会对父亲寿命产生积极影响,并且女孩数量对父亲寿命的影响大于男孩数量;但生育数量对母亲寿命并无显著正向影响,甚至男孩数量会对母亲寿命产生负向影响。第三,生育男孩或女孩数量对城镇父母的寿命均无显著影响。第四,较晚的初育年龄与最后一胎生育年龄均对父母寿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尤其是母亲的寿命)。因此,回答上述问题能够为积极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依据,有利于促进生育政策和健康老龄化政策的配套衔接,在提高生育水平的同时不降低老年人健康福利。

论决定家庭生育数量的经济因素

本文认为经济因素对人的生育动因及生育率有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越来越大。文章着重从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执行生产职能的程度和范围,老年人生活保障形式,家庭生育成本费用,家庭生育利益,家庭执行生产职能和家庭老年人生活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生育数量对于农村老人自评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解释了生育数量对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利用OLS回归分析以及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生育子女的数量作为一种早期的生活事件,以及与此同时个人特征以及所形成的一些生活方式均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生育子女的数量会导致老年人自评健康产生两方面正反效应。本文数据分析得出生育数量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即生育数量每增加一个会使得老年人健康度降低24%。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国家应完善“三孩政策”配套服务并加强宣传引导,以及规范彩礼市场等建议。

延迟退休是否会抑制生育数量?——基于隔代抚养的视角

中国有较强的隔代抚养文化,有关延迟退休是否会因挤出隔代抚养时间而抑制生育数量的讨论尚未取得共识。通过构建内生生育数量跨期迭代模型,引入与延迟退休相关的隔代抚养和养老负担两个维度,分析和模拟个体效用最大化目标下退休年龄和生育数量的序贯博弈过程。研究发现,现收现付制下,退休年龄和生育数量呈倒U形关系;基金积累制下,两者呈单调递增关系。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扩展延迟退休和鼓励生育两项政策目标并行一致的空间并提高个体效用最大时的生育数量,但不会改变两者的曲线关系。鉴于此,当前是出台延迟退休政策的较佳时期,不仅对生育数量产生的负面冲击较小,而且能提高个体效用,但应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方式,并谨慎关注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现行生育政策对女性隐性就业歧视影响研究

2021年5月31日,在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并配套生育支持措施。开放的生育政策着力于提升生育率的同时,给女性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重生育数量调整而轻视配套措施的建立、政策间的脱嵌、政策落实难等问题不仅影响了现行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更使女性权益难以保障。

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基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

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在空间上分为全国性调查研究和地方性调查研究两大模块,在时间上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对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在意愿生育数量上,中国人群的意愿生育数量在1.6—1.9个的范围上下波动,大城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理想子女数的均值依次递增;在意愿生育性别上,性别数量双偏好(儿女双全)和无性别偏好逐渐成为主流,但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意愿生育时间上,女性人口的理想生育年龄较为稳定,实际生育年龄则呈增长趋势。为满足具有长远意义的对比分析需要,可构建系统性、标准化的生育意愿测量工具,并进行纵向追踪性的大型调查。

生育数量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抑郁作为常见的心理疾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生育作为重要的生命事件会对个体老年期的健康状况产生累积影响。中国当前生育政策的放开将改变人们的生育模式,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生育数量的改变。为科学地回答生育数量如何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这一关乎晚年福祉的现实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Probit模型考察了中国老年人的生育数量对其晚年抑郁的影响。经验求证后发现,生育数量增加对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的恶化影响,在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老年人中尤其明显。中介分析发现,生育数量通过改变个体生理健康和子女的家庭支持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中国农村、60~70岁以及女性老年人中这种恶化作用更加突出,较晚的初育年龄、较长的生育期也对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

文章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生育数据,分别对生育子女数量与受教育程度及职业作二值Logistics分析,得到生育子女数量与受教育程度及职业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我国当前普遍二胎政策下,今后进一步完善政策提供参考。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80后新生代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

目的:了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80后新生代生育孩子数量选择的影响。方法:按照学历教育和职业分类,分析各学历和职业人群意愿生育孩子数量构成。结果:不同受教育程度者打算不要孩子比例有明显差异(χ2=84.80,P<0.01);意愿生育多子女(≥3个)的比例也有差异(χ2=69.42,P<0.01)。不同职业者打算不要孩子的比例有差异(χ2=95.44,P<0.01),意愿生育多子女(≥3个)的比例没有差异(χ2=10.88,P>0.05)。不同学历和不同职业人群均不愿意多生育孩子,96%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生育1～2个孩子为好,意愿生育2个孩子者多于生育1个者(10%)。打算不要孩子和多要孩子的均以高学历的研究生居多,分别占4.12%和4.84%。结论: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80后新生代生育子女数量选择的影响已逐渐降低。

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其生育“数量-质量”选择的影响

对不同教育层次的群体而言,生育"数量-质量"选择不同,同时这种选择也影响人口战略的实施。文章借助2016年CFPS数据,就女性教育水平对生育"数量-质量"两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其生育数量呈现U型关系;2.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其儿童质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3.父辈教育水平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其生育数量及儿童智力之间起到抑制作用。针对不同教育水平群体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进一步丰富教育与生育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