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机会成本及异质性——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发现

生育机会成本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但量化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把生育机会成本视为一种“反事实”的生育行为的收入代价,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测量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并考察生育机会成本的异质性,通过回归模型识别生育机会成本对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生育男孩的机会成本低于女孩;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绝对机会成本和相对机会成本越低,这种异质性与能否获得生育保险密切相关;职业替换门槛低的女性群体,生育保险的覆盖率更低,生育机会成本更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绝对机会成本上升1单位,女性生育二孩和多孩意愿分别下降1.6%和1.5%,实际生育数量下降1.1%。研究发现对认识生育率发展趋势具有参考价值。

生育机会成本与生育动机的内在逻辑

在“家庭—工作”的双重挤压下,我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背离的现象凸显,厘清目前生育机会成本和生育动机的内在逻辑尤为重要。在“需要—动机—行为”模式下,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和动机理论,分析生育动机的生成与实现中生育机会成本的作用逻辑,明晰生育机会成本对生育需要、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的演化的阻滞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一定的启示,即在适合中国国情的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下,增强育龄人口的生育动力和生育环境的包容性。

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重点考察了家庭经济基础、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家庭资源和支持因素对"准生"育龄妇女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二孩生育决策是"准生"育龄妇女基于上述因素综合考虑的理性选择结果;虽不同年龄段、在业情况的"准生"育龄妇女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模式存在差异,但长远来看,经济压力、照料子女压力、女性自身事业上发展压力仍然是二孩生育落实的障碍因素。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2014年中国人口论纲要

作者分析了1950～2014年中国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的变化对人口生育模式和增长的影响，认为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政策上是对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对人的再生产（即生育），决策权由家庭分散自由行使；二是改革开放到2014年的36年，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而人的再生产（生育权）则收归国家，生育集中由计划管理，实行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前的30年，越是前中期，农村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比重很大，妇女受教育水平很低，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由于户籍管理，特别是1958年实行的户籍管理规定，限制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农村人口比重长期高于80％以上，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未能发挥；而市场经济中微观家庭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等机制，形成制约生育意愿的作用，更是非常微弱。而这个时期，我们在人的再生产方面，却实行了放任的家庭分散决策和自由生育的体制，结果导致了人口的过快增长。改革开放后，显然我们没有考虑到受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人口流动、农村人口比例的下降，特别是中国特有的大部分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再从城镇回村的～特殊流程，加上微观生育抚养子女的直接和机会成本，对人口生育和增长发生了强烈的约束和抑制；而在经济体制越来越向市场调节迈进时，我们却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人口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人口流动也没有逐步地彻底放开。其后果是，导致了对人口生育、增长和流动的政府和市场双重调节，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只实行了指导性计划生育、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人口再生产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计划生育“人口坑”。人口的提前低增长和老化，导致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时间比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短了10-15年时间，经济呈现为未富先老，未强先衰；而人口城市化则呈现为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出城回农村，既强烈地约束了生育意愿，又对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这尤其对中国今天和未来国民经济产生了深刻和严重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继续进行讨论。

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事件分析的方法,探究中国女性生育前后劳动供给状况的动态变化轨迹。研究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都在其生育一孩当年明显下降,持续至孩子4岁才逐渐回升。分阶段来看,生育一孩后0~3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均显著下降;而生育一孩4年后和生育前无显著区别。相比之下,生育对男性的劳动供给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生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随孩次边际递减。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晚出生队列的女性劳动供给损失更小。研究结论可以帮助理解中国女性面临的“母职惩罚”程度和动态变化趋势,并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为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以及家庭实现生育意愿的政策设计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