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调查女性不孕症患者的生育生活质量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7年7—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病房住院的201例女性不孕症患者,采用简体中文版生育生活质量量表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分析其生育生活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女性不孕症患者整体生育生活质量评分为(65.27±11.20)分,各领域中治疗耐受性领域得分最低(52.43±17.46)分,婚姻关系领域得分最高(74.83±12.08)分。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辅助生殖治疗失败史、文化程度、应对方式、抑郁、状态焦虑对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调整R^2=0.584,P<0.001)。结论女性不孕症患者的生育生活质量有不同程度受损,其中,文化程度、辅助生殖治疗失败史、应对方式、抑郁、状态焦虑等为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胚胎移植失败患者负性情绪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调查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多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现状,并分析两者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在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中心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80例多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患者基本情况调查表、中文版生育生活质量问卷(FertiQoL)和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横断面调查,分析其焦虑抑郁情绪、生育生活质量现状及相关性。结果多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整体生育生活质量评分为(52.82±16.14)分,各领域中精神/躯体领域得分最低,为(43.58±22.71)分,治疗耐受性位于其次,为(44.88±20.54)分,治疗环境领域得分最高,为(64.17±14.52)分;多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SAS得分为(48.00±9.42)分,高于接受辅助生殖技术非多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的(42.67±7.3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3,P<0.01);多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SDS得分为(52.00±11.91)分,仍高于接受辅助生殖技术非多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的(44.00±9.7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36,P<0.01);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焦虑得分与生育生活质量总得分呈显著负相关性(r=-0.71,P<0.01);抑郁得分与生育生活质量总得分呈显著负相关性(r=-0.72,P<0.01)。结论接受辅助生殖技术且多次胚胎移植失败患者的生活质量较低,其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较高,且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生活质量越低。

不孕(育)症夫妻二元应对异质性研究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索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治疗前不孕(育)症夫妻二元应对水平的潜在剖面,并探讨不同剖面间的差异及相关因素。方法·招募2023年9月至1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ART治疗的不孕(育)症初诊夫妇,应用一般资料问卷、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二元应对评估工具(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lity Quality of Life Tool,FertiQoL量表)进行评估。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索不孕(育)症夫妻治疗前二元应对的剖面类型,比较不同剖面之间的一般特征,及FPI和FertiQoL量表得分;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二元应对剖面的相关因素。结果·共纳入257对不孕(育)症夫妻,女性平均年龄(30.15±3.07)岁,男性平均年龄(31.82±3.82)岁,平均婚龄(3.75±2.16)年,平均不孕(2.90±1.92)年;男方导致不孕118对、女方导致不孕109对、男女共患不孕(育)症30对;男性DCI平均得分(128.25±19.15)分,女性(129.91±18.32)分。根据二元应对水平,257对夫妻可分为4个潜在剖面:共同积极组(153对,59.5%)、共同消极组(85对,33.1%)、男方积极组(12对,4.7%)及男方消极组(7对,2.7%);不同剖面不孕(育)症夫妻的年龄、FPI得分、FertiQoL量表得分、再婚比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共同积极组为参照,共同消极组的男方年龄更大(OR=1.122,95%CI 1.004~1.254,P=0.036)、男女双方FPI得分更高(男:OR=1.019,95%CI 1.003~1.035,P=0.018;女:OR=1.020,95%CI 1.004~1.036,P=0.015)、男方FertiQoL量表得分更低(OR=0.966,95%CI 0.937~0.996,P=0.029)。结论·接受ART治疗前不孕(育)症夫妻的二元应对水平可分为4个剖面类型;与共同积极应对夫妻相比,男性生育压力大、年龄大、感知的生育生活质量低,以及女性生育压力大均是夫妻共同消极应对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