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症患者病耻感与生育相关压力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了解不孕症患者病耻感与生育相关压力现状,探讨二者的相关性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诊治的275例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基线资料调查表、不孕症病耻感量表、生育压力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结果不孕症患者病耻感总分为(72.32±17.28)分,生育压力总分为(161.00±21.62)分。不同年龄、居住地、自我重视生育程度、家人重视生育程度、就诊方式、居住方式的不孕症患者的病耻感得分及生育压力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除无孩子父母方式外,不孕症患者病耻感各维度得分与生育压力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P<0.05)。结论不孕症患者病耻感和生育压力均处于中等水平且两者呈正相关,可通过改善病耻感降低患者的生育压力。护理人员可以对患者自身、家庭成员、周围人群等进行疾病宣教,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心理干预模式,加大不孕症社会宣传性,使不孕症患者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以降低和改善其病耻感,减轻生育压力。

不孕不育患者与其配偶生育相关压力的差异性研究

目的探讨不孕不育患者与其配偶生育相关压力的差异性。方法对生殖中心门诊就诊的522对不孕不育夫妇进行生育相关压力调查,并根据不孕原因分为女方因素组(199对)、男方因素组(136对)、双方因素组(118对)、原因不明组(69对)4组,比较夫妇双方生育相关压力的差异。结果不孕不育夫妇生育相关压力的得分较低;女方因素组女性生育相关压力的5个维度及总分均高于配偶(P<0.01);男方因素组男性的性压力和父母角色的需求两个维度得分高于其配偶(P<0.01);双方因素组女性的性压力和夫妻关系两个维度得分高于其配偶(P<0.05),原因不明组女性的社会压力得分高于其配偶(P<0.05)。结论在对不孕不育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时应重视不孕不育患者与其配偶之间生育相关压力的差异,并鼓励对夫妇进行共同干预。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病耻感及生育相关压力调查

目的:调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女性患者的病耻感及生育相关压力现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20年1月—2021年1月本院接诊的IVF-ET女性患者303例,发放病耻感、生育相关压力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及病耻感影响因素.结果:生育相关压力总分161.4±29.8分,“父母角色需求”得分最高;病耻感总分为71.7±20.4分,“社会退缩”得分最高.患者病耻感各维度、总分与生育相关压力各维度及总分均呈正相关(均P<0.05).不同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流产次数、家庭生活类型、是否接受领养、既往治疗方式、辅助生殖治疗史患者的病耻感总分无差异(P>0.05),不同居住地、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职业、个人收入、结婚时间、不孕年限、生育史、不孕不育原因、是否期望生育男孩、生育压力主要来源家庭的患者病耻感总分有差异(P<0.05).回归分析显示,居住地农村、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个人收入≤3000元/月、期望生育男孩、生育压力主要来源家庭、生育相关压力总分等均能增加患者的病耻感总评分(P<0.05).结论:IVF-ET女性患者普遍存在着明显病耻感,生育相关压力较高,病耻感与生育相关压力正相关,生育相关压力、个人收入水平、居住地、生育压力来源、期望生育男孩是影响患者病耻感的主要因素.

不孕不育患者及其配偶生育相关压力的差异性研究

目的:分析不孕不育患者及其配偶生育相关压力的差异性。方法:选取不孕不育患者及其配偶,统计不孕不育夫妻的人口学特征,分为男方因素组、女方因素组和双方因素组。采用生育相关压力问卷(FPI)调查3组夫妻双方的生育相关压力。结果:筛选后共有528对夫妻参与研究,包括女方因素组275对,男方因素组169对,双方因素组84对。女方因素组,女方5个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方(P<0.05);男方因素组,男方性压力和父母角色的需求2个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方(P<0.05);双方因素组,女方在社会压力、性压力和夫妻关系3个维度得分高于男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不孕不育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时,应重视不孕不育患者与其配偶之间生育相关压力的差异,并鼓励对夫妇双方进行共同干预。

初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心理弹性、生育相关压力调查及相关性分析

目的调查初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患者心理弹性、生育相关压力状况,并探讨心理弹性与生育相关压力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4月—2021年6月唐山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284例初次接受IVF-ET患者,分别采用心理弹性量表(10-Item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对心理弹性、生育压力进行调查,比较不同临床患者CD-RISC-10评分、FPI评分,使用Pearson分析CD-RISC-10评分与FPI评分之间相关性。结果284例初次接受IVF-ET患者,共276例(97.18%)获得了完整的调查资料。276例患者CD-RISC-10平均(23.91±3.80)分。FPI量表平均(146.25±30.08)分,各维度评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无子女的生活方式、社会压力、父母角色的需要、性压力、夫妻关系;患者不孕原因、男方是否独生子、不同病耻感、对IVF-ET信心,患者CD-RISC-10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不孕原因、男方独生子、病耻感、对IVF-ET信心,患者FPI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D-RISC-10评分与FPI评分呈负相关(r=-0.503,P<0.001)。结论初次IVF-ET患者伴有较高的生育相关压力,心理弹性处于中等水平,患者心理弹性越差,生育相关压力越大。除年龄是生育相关压力特有的相关因素外,不孕原因、男方是否独生子、病耻感高低、对IVF-ET是否有信心是生育相关压力、心理弹性共同的相关因素。

河北省某医院体检3512例育龄女性生育选择及压力现状

目的分析调查河北省体检的育龄夫妇生育选择及生育相关压力现状。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体检的已婚女性3512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有无生育意愿分为有生育意愿组2885例和无生育意愿组627例,采用生育相关压力量表(FPI)评估生育压力,分析年龄、受教育程度、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人均月收入、户口、职业、夫妻类型、婚姻状况、家住类型、身体情况、是否有子女对河北省育龄夫妇生育选择、生育相关压力的影响,并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评估生育选择的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人均月收入、户口、职业、夫妻类型、家住类型、身体情况是生育选择的影响因素(χ^(2)=293.486、57.562、21.619、24.150、55.434、167.625、30.897、363.966、48.487,P均<0.001);FPI评分无生育意愿组与有生育意愿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夫妇类型、家住类型、是否有子女是影响生育相关压力的因素(t/F=28.405、5.412、5.892、5.213、22.873、2.240,P均<0.001)。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P<0.001)、夫妻关系差(P<0.001)、婆媳关系差(P<0.001)、家庭人均月收入高(P<0.001)、农村户口(P<0.001)、职业农民(P<0.001)、非夫妻两人生活(P<0.001)、身体情况差(P<0.001)是与生育意愿有关联的影响因素。结论河北省育龄女性无生育意愿的原因主要与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经济情况、夫妻个人情况、职业和户口等有关,生育压力主要来源于年龄、夫妻个人情况、经济情况和婆媳关系。

供精人工授精夫妇周期妊娠率的影响因素及心理创伤分析

目的探讨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AID)影响妊娠率的临床因素和AID夫妇的心理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门诊接受AID治疗的夫妇660对临床资料,共1305个AID周期。对女方年龄、不孕年限、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不孕类型、治疗方案、子宫内膜厚度、授精方式、同一周期AID次数、治疗周期数与AID妊娠率进行χ2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各临床因素与AID妊娠率的关系。采用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FPI)和生活质量量表(FertiQoL量表)对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门诊接受AID治疗的130对夫妇进行心理创伤调查,比较夫妇双方生育压力和生活压力的差异。结果<25岁[31.7%(51/161)]、25~35岁女性[22.8%(244/1072)]和>35岁[19.4(14/72)]女性周期妊娠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13,P=0.032);不孕年限≤5年和>5年的女性之间妊娠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8%比18.6%,χ2=4.248,P=0.039);宫腔内人工授精(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IUI)的妊娠率(26.2%)明显高于颈管内人工授精(intracervical insemination,ICI)女性(1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912,P<0.010)。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授精方式是影响AID周期妊娠率的主要因素,IUI周期妊娠率较ICI高(OR=2.028,95%CI 1.458~2.822,P<0.010)。AID女性FPI总分高于配偶[(175.00±8.11)分比(168.68±6.86)分,t=6.295,P<0.010],女性在夫妻关系[(36.08±4.77)分比(34.67±4.74分),t=2.502,P=0.014]、无子女压力[(28.91±3.38)分比(26.91±3.18)分,t=6.530,P<0.010]维度的得分亦高于配偶;AID女性FertiQoL总分低于配偶[(55.96±6.57)分比(62.30±6.84)分,t=-8.582,P<0.010],女性在环境[(50.46±9.51)分比(55.01±9.01),t=-4.149,P<0.010]、耐受性[(51.55±6.17)分比(56.29±6.48)分,t=-5.657,P<0.010]、情感反应[(54.92±5.92)分比(59.85±6.79)分,t=-5.736,P<0.010]、婚姻关系[(58.15±6.71)分比(61.80±7.91)分,t=-4.057,P<0.010]、社会关系[(60.08±8.27)分比(62.79±6.47)分,t=-2.886,P=0.005]、身心关系[(60.93±6.09)分比(64.28±5.68)分,t=-4.595,P<0.010]6个维度得分均低于配偶。结论授精方式是影响AID临床妊娠率的重要因素,采用IUI可提高AID的周期妊娠率。AID女性生育压力高于配偶,生活质量低于配偶,临床诊疗中应注重AID夫妇的心理健康,并给予心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