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元化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达30.52%。最后,建议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加强生计能力建设、扩展就业信息渠道等来增强农户生计综合能力。

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关系脱贫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实地调查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旅游地432户农户,通过t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比较了不同旅游参与程度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深入探究了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参与旅游降低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尤其是提高了农户的适应力。在不同旅游参与程度的农户中,旅游兼营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低,适应力最高。机制分析表明,农户通过参与旅游增强了生计技能和收入多样化等内生发展动力,降低了自身的生计脆弱性。农户参与旅游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仅生态农业依托模式的农户通过参与旅游显著降低了其生计脆弱性。恩施州乡村旅游地应提升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程度、增强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以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视角下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乡村振兴面临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挑战,同时也肩负着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任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脱贫群众精神风貌有了很大改观,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目前一些农户仍面临生计脆弱、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需要注重提升其自主、自助、自为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核,也是提升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有效途径。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视角看,提升农户自身抗逆能力和发展能力,一要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为可持续生计提供动力源泉;二要提升其科学文化素质,为可持续生计提供智力源泉;三要加大乡村文化的供给力度,为可持续性生计提供政策保障。

大型城镇集中安置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组合对家庭收入影响机理的实证研究

易地搬迁移民已成为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要群体。当前,搬迁移民面临着就业市场风险增大,生计资本存量减少以及家庭增收困难等现实问题,优化移民生计资本内部结构,发挥生计资本间的组合效应,提升生计资本组合对移民家庭收入的贡献作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学界当前与易地搬迁相关的研究多聚焦分析移民生计资本对家庭总收入的作用机制,较少基于结构功能理论视角,从实证层面探讨生计资本组合对家庭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本文以贵州省大型城镇集中安置区移民为研究对象,首先测算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分别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分析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之间的作用机理,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算生计资本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构建了移民家庭收入与生计资本组合之间的矩阵分析模型,分别应用tobit和logit回归进行实证检验,并剖析了不同维度下不同生计资本组合对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移民生计资本总量有助于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在后搬迁时代,自然资本对家庭收入的边际贡献最小,而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呈现负向影响。(2)五大资本中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普适性互补效应,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间存在替代效应。(3)互补性生计资本值越大,移民家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越高;互补性和替代性资本量均较低的家庭主要以获得转移性收入维持生计。

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山区旅游地兼具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人口集聚等多重特性,对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科学评价有助于守护脱贫攻坚成果.本研究在农户生计韧性理论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特征构建了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值法对恩施州18个旅游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以Speranza为代表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较好地表达了农户应对冲击、实现更好结果的特性,但存在评价对象不明晰、指标选取不够严谨、评价体系构建不完整及本土适应性不够等问题;②结合中国山区旅游地特性对Speranza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在地优化,通过Ω系数检验发现优化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合理性;③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总体处于低水平.从3大维度来看,除缓冲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之外,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均处于低水平,自组织能力水平最低.从地域分布来看,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在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村落间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宣恩县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整体最低.

风险认知、生计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以兰州市八里镇移民安置区农户为例

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深化农村改革影响深远。研究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在风险认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调节作用,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兰州市八里镇移民安置区农户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风险认知与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而分析生计资本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决策中具有显著的规避风险的意识,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产生的风险认知对退出意愿有负向作用,而生计资本则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作用;此外,生计资本还可以缓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风险认知。基于此,加快推进农户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应完善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各项保障政策、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科学的风险意识以及构建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旅游发展背景下藏族社区居民生计适应的集体行动实践——以夏乌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集体行动的积极效能需要结合乡村发展的现实进行充分探讨.通过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更需基于有效的集体行动,形成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该文选择西藏夏乌村作为案例地,通过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虫草“挖三休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轮流打工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社区旅游参与实践路径的研究发现,夏乌村集体行动实践具有强烈的自发性,组织上的村民小组网格化管理模式和均质化、公平的发展理念,使得村民个体平等决策和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可能.该文结合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生计条件和社区文化,依托夏乌村集体行动的实践方式和集体行动的制度形成过程,呈现当前旅游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集体主义困境的可能路径,重点讨论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在集体行动实践中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在过程中产生策略性互动,并为旅游发展奠定充分的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

海洋保护地社区多元化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关系

海洋保护地在主要承担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重要自然资源自然遗迹和人文资源有效保护的同时,兼具生态功能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经济持续发展等多重任务,普遍面临着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间的依赖⁃冲突关系,探究社区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依赖关系,对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东长岛海洋保护地的415户社区居民的调研数据,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模型,分析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IDES)的特征,进一步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生计资本对IDES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居民生计资本得分呈现出由渔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递增的总趋势,且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结构具有较大差异;(2)渔业兼业型和旅游主导型社区居民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显著高于其它居民,IDES总指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渔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务工主导型,且渔业主导型生计的供给服务依赖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文化服务依赖度最低;(3)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居民的供给、文化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海上养殖规模、渔业作业范围、接受政府技能培训次数、生态补偿政策、社会组织参与程度、旅游扶持政策惠及程度等指标是平衡居民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关键。基于此,从不同类型居民以及当地政府多个角度提出提高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居民生计资本水平,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建议,以期为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村落生计变迁的历史经验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万尾村京族以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为基础,实现了生计方式从渔耕、边贸向现代旅游业的多次转变。通过对万尾京族生计模式的演变进行观察发现,积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合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科学分配家庭劳动力、实现民族文化价值转换,是万尾京族在生计模式成功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先进历史经验。新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地区生计变迁历史经验的归纳与总结,为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案例经验。

复杂视角下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组态影响研究——以成都市幸福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是一个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其组态影响研究对于转变当前研究的简单线性思维、深化推动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组态影响理论模型,以成都市典型乡村旅游地幸福村的农户为案例,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复杂视角下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组态影响,以揭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背后更为深刻的效应机理。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受经济、社会、生态等外因与内因的组态影响,单一因素难以构成影响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必要条件,内生动力、旅游产业、土地利用、政策制度、社区治理和自然环境是组态路径中的6大核心影响因素;2)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组态路径包括4类正向驱动路径和3类负向抑制路径,同向组态路径彼此等价且条件之间具有互补和替代关系,异向组态路径间具有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3)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多重并发路径的形成受旅游区位和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最后基于研究发现提出管理启示,旨在为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机制研究提供复杂组态思路和借鉴。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水库移民后期帮扶效果评估研究

基于广西岩滩水电移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组合赋权法、Topsis模型对由3种能力构成的可持续生计进行量化,并采用方差分析探讨后期帮扶及其具体措施对移民户整体和3种类型移民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以此来评价帮扶效果。结果表明:移民户可持续生计整体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且非贫困户、一般脱贫户和低保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水平依次降低;综合帮扶对整体移民户可持续生计的提升显著,具体措施是否参与对不同移民户可持续生计的作用不同,其中教育培训对3种类型移民户提升可持续生计均显著;参与帮扶措施多寡对非贫困户和低保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显著,但对一般脱贫户影响不显著。拓展了移民后期帮扶效果评估领域的研究方法,可以为精准高效推进移民扶持提供依据。

转移就业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基于新疆县域数据的证据

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转移就业是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手段。基于新疆农户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实证检验转移就业政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转移就业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这一结论在采用更改标准线及更改匹配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转移就业政策对南疆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削弱作用更强,对生计脆弱性水平越高的农户作用效果越强。在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发现,转移就业可以通过提高农户技能水平和拓宽农户社会网络关系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当前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时期,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气候灾害、农产品价格策略和农户生计脆弱性——来自生态搬迁安置区的考察

在生态搬迁大背景下,农户面临的外部环境、内在心理和应对策略均发生了明显转变,有必要从外部扰动与内部适应的视角探究农户生计脆弱性。基于生计脆弱性理论,探讨实际气候灾害、感知气候灾害和农产品价格策略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基于广东韶关南水湖生态搬迁安置区425位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验证。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得出结论:首先,生态搬迁安置区农户感知气候灾害有其特殊性,与村子位置、社会关系和生计转换能力有关;其次,实际气候灾害和感知气候灾害均会加剧农户生计脆弱性,但感知气候灾害的影响力大于实际气候灾害,这与以往研究观点不同,也反映出农户对于气候灾害的担忧心理较为突出;最后,气候灾害及其后续的农产品价格策略是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使用、生计资本与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以太行山革命老区为例

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是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方面,是影响共同富裕和农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太行山革命老区32个村庄51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村庄内部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利用KHB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缓解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2)互联网使用缓解村庄内部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非贫困村中比在脱贫村中更大,反映了互联网使用需要与基础设施、产业条件等因素配套才能有效缓解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3)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缩小低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在金融资本上的差距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帮扶政策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研究

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加入文化资本,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广西岩滩水电站农村移民样本调查数据,分析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等三项帮扶政策、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直接或间接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的作用不显著;帮扶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还能促进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继而改善生计结果。今后可以通过优化移民帮扶政策,重点增加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等推动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提升。

水源保护下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分析——以韶关南水湖搬迁安置区为例

为了促进水源保护,水源地农户常被搬迁安置和限渔退捕,其生计脆弱性较为突出。以韶关南水湖搬迁安置区为例,基于“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框架,对农民生计脆弱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脆弱性总体较高,突出体现在生计适应性和生计暴露性两个方面;不同类型农户脆弱性存在差异,农户生计脆弱性会因村子和县城的距离、非渔业经营技能、职业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农户生计脆弱性受到就业机会、转产技能、生计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海南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变迁轨迹及机理研究

为了进一步推动海南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了解海南省乡村旅游开发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采用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从可持续生计出发研究海南省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变迁的影响,并分析海南省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变迁的运作机理。结果表明,海南省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计类型、生计资本、生计成本和生计变迁等方面。分析认为,海南省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产生了较大影响,丰富了农户生计类型,提升了农户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可持续生计,建议海南省继续推进乡村旅游开发建设,从而为海南省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增收和持续改进开辟新道路,进一步助推海南省乡村振兴。

林区职工家庭可持续生计研究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现代化农村发展,本文根据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下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可持续生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了解生存和发展需求,制定更加合理的经济策略,提出林区职工家庭可持续生计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生计资本对农民“三感”的影响

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研究了生计资本对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分析了低收入群体的异质性,验证了生计策略多样化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民“三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生计资本在存量促进与增量带动两个维度上均对农民“三感”有显著正向影响;②生计资本对“三感”的带动作用在低收入群体中更加凸显,但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③生计策略多样化减缓了生计资本对农民“三感”的提升效果,呈现负向调节作用。因此,需要针对中低收入农民重点强化生计能力,针对中高收入农民重点强化精神富有,正视生计多样化可能带来的阻滞作用,积极探索城乡融合的农民支持政策。

城乡二元差异视角下横断山区县域尺度居民生计水平测度

城市化导致城乡居民生计差异凸显,区域尺度的居民生计研究需充分考虑该差异。采用可持续生计方法(SLA),基于县域尺度建立城乡差异化的居民生计测度体系,引入城乡差异因子测度了横断山区县域的居民生计水平。结果表明:(1)引入城乡差异因子能一定程度消除居民生计水平测度研究中城镇居民生计优势对区域整体生计水平的放大作用;(2)2000—2015年横断山区城乡二元性结构特征显著,期间城乡居民生计关键驱动因子差异明显,乡村居民生计发展逐步由自然资本驱动转变为物质资本驱动,城镇规模超过产业发展状况成为影响城镇居民生计发展的关键影响因子,城乡统筹来看,投资规模和信息获取能力开始愈发的显现其对于居民生计发展的积极作用;(3)横断山区县域居民生计水平总体偏低,发展动能总体不足,两极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4)区域居民生计水平总体呈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海拔、坡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区域内越是生计脆弱的县域,其居民生计发展越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同时县域居民生计水平同区域劳动力数量、经济规模显著正相关,劳动力充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其居民生计对自然环境扰动具有更强的韧性。总体来看引入城乡差异因子的可持续生计方法能较好的适用于区域尺度的居民生计水平测度研究,能一定程度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对居民生计整体水平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