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分化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的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1092户农户的微观数据,从当前农村社会农户生计分化这一突出现象切入,运用Triple-Hurdle模型,从自然、人力、社会、物质、金融、生态和心理7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采纳意愿、采纳行为以及采纳程度3个阶段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有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意愿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81.96%,其中24.13%的农户有采纳行为,并且采纳程度为91.6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采纳行为与采纳程度受到7项生计资本的综合影响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行为影响较小,社会资本和生态资本对农户采纳程度影响较小。基于此,建议加大对农田水利与农村教育的投入,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提高对大型农机具的购置补贴,推广使用节能产品,加强相关技术宣传力度,完善示范、培训、推广体系建设,针对各类农户制定相应的技术服务措施,促进农户意愿向行为转化。

生计分化视角下设施菜农有机肥施用行为研究

为厘清生计分化视角下河北省菜农有机肥施用行为机理,推进农户参与低碳化建设,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类型设施菜农有机肥施用行为及群体差异性。结果表明,①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兼业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农户施用有机肥。②生计分化背景下,不同兼业化类型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提出增强宣传与技术培训力度,提升农户有机肥施用的认知水平;增强土地流转契约稳定性,促进农户长期绿色投资行为;农户生计分化下,对不同类型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藏区牧民生计分化与能力贫困的治理——以川西措玛村为例

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藏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成为我国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本文通过对四川西部一个藏族村落贫困问题的案例分析发现,草原牧业粗放型发展导致藏区过度放牧与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促成牧民生计方式向游牧养畜和采集中药材两个方向的分化。藏区牧民能力贫困的治理应以生计分化为基础,一方面对游牧养畜牧民进行现代畜牧养殖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与指导,对无牲畜牧民进行转产转业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要加强饮水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公共产品投入,改善贫困群众生活条件。

农户生计分化、结构嵌入与生态耕种采纳度--基于鄂、皖、湘968个农户的调查分析

提高生态耕种采纳度是改善耕地质量、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基于湖北、安徽和湖南三省968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熵值法和Tobit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分化、结构嵌入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仅有43%的样本农户对生态耕种持有积极态度。农户生计分化、结构嵌入均对生态耕种采纳度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存在差异。其中,农户生计分化显著抑制生态耕种采纳度,农户生计分化每增加1个单位,生态耕种采纳度降低0.019个单位;结构嵌入则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有积极影响,且其两个维度:网络密度和网络位置均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结构嵌入可缓解农户生计分化对生态耕种采纳度的消极影响。因此,提高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度过程中要注重到农户生计分化的现实情况和结构嵌入的积极作用,重视建立适用技术信息与讨论网络互助小组,减弱生计分化的不利影响。

农户生计分化与化肥施用行为——基于江西省1421户农户的调研

[目的]为清晰识别生计分化对农户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农户生计不断分化的现阶段化肥减量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江西省9市19县(区) 1 421份农户调查问卷,在分析生计分化的农户化肥施用特征变化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分化对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1)农户生计分化的化肥施用特征变化主要体现在化肥施用技术与认知特征、化肥用量依据及种类变化特征以及科学施肥激励措施特征3方面。(2)影响纯农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影响Ⅰ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性别、家庭耕地经营规模、负面影响认知、土壤污染认知、种类变更;影响Ⅱ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负面影响认知、种类变更。[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施肥宣传、技术推广、肥源替代以及引导土地适度规模化流转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易地搬迁脱贫户生计分化、组织嵌入与耕地撂荒行为——来自24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的证据

易地搬迁大中型集中安置区脱贫户离农现象普遍,对迁出区土地利用产生连锁冲击,用好迁出区耕地资源,事关搬迁脱贫户可持续生计以及脱贫成果巩固。本文建立生计分化、组织嵌入和耕地撂荒行为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四川和贵州24个大中型安置区827户搬迁脱贫户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以非农活动增加与身份认同加深为表征的生计分化,加剧了搬迁脱贫户撂荒耕地发生率,其中身份认同加深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大;组织嵌入能显著抑制搬迁脱贫户耕地撂荒行为和因生计分化而引发的耕地撂荒比率,进一步考察异质性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发现其负向调节效应主要源自林果类组织。基于此,创新迁出区农地流转服务,依据移民生计分化鼓励内部定向流转,同时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农业生产托管,结合区域特色优势扶持发展省工性林果业复合经营,尽快走出迁出区耕地撂荒与资源错配困境。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生计分化、权益保障认知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农地处置意愿研究——以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原有农地的资源配置和再利用的妥善解决,对于移民生计可持续以及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以陕西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将农地自种、流转、撂荒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使用多分类M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农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陕西搬迁农户的农地处置意愿存在多样性,其农地转出与退出的意愿远高于实际;搬迁农户生计分化明显,非农活动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其农地退出和撂荒意愿;近一半的被调查搬迁农民对搬迁后承包地权益保障表示担心。相较于自种意愿型农户,权益保障认知会显著提高搬迁农户的农地撂荒和退出意愿。应进一步完善搬迁地区农地流转市场、提高农地政策宣传力度、坚持因户施策原则,积极引导移民参与农地流转及退出。

耕地流转对小麦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农户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宁夏两省873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利用DEA和Tobit模型,从测算农户小麦生产效率入手,分析了耕地流转对小麦生产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了农户生计分化在耕地流转对小麦生产效率的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以期在现阶段农户不断分化的现实背景下,为完善耕地流转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参考。研究结果显示:①耕地转入通过土地规模效应正向影响小麦生产规模效率,进而提升小麦生产综合效率;耕地转出通过要素溢出正向影响小麦生产技术效率,进而提升小麦生产综合效率。②农户生计分化在耕地流转对小麦生产效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在农户生计分化的调节作用下,耕地转入对小麦生产综合效率的正向影响减弱,耕地转出对小麦生产综合效率的正向影响增强。③耕地转入面积对小麦生产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倒U型"影响,在流转规模分别到达46.277亩和37.125亩之后,耕地转入面积对小麦生产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由正转为负;耕地转出面积对小麦生产综合效率表现为直接的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完善耕地流转市场,加强农户非农技能培训,以及大力开展农技推广工作等建议。

西部地区农户生计分化、土地流转与收入增长--基于西部五省区微观调查数据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能否改善其家庭收入水平是一个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文中以为异质农户参与土地转入或转出后的收入增长路径不同是导致多数土地流转与收入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鉴于此,文中利用2019年西部五省区微观调查数据,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了生计分化、土地流转与收入增长关系。研究表明:1)生计分化程度对农户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与纯农户相比,兼业农户与非农户的增收效果更为明显。2)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逐渐弱化,土地转入意愿下降,土地转出意愿上升。3)中介模型结果显示,生计分化通过土地转出间接影响农户收入增长。因此,应发挥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优势、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等,促进土地转入农户的家庭收入增长;通过政府发展土地流转市场,显化土地资源的资产价值,以促进土地转出农户的家庭收入增长;要根据农户生计分化程度,引导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参与其中,以提高其家庭收入。综上,文中为农户生计分化背景下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流转参与率、推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改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并最终实现农户福利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

生计资本分化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利用江西省587份调研问卷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程度及其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分化程度不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2)在具体生计指标中,承包耕地中水田的比重、家庭存款与上年对比以及宅基地的处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耕地地块间相互距离、自家是否拥有农机具和家庭外借款项情况则呈显著负相关。

全面“停伐”政策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分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649户职工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生计类型分化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出现了分化趋势,存在着林业专业化、林业补充型、林业依赖型和生计多样化四种类型职工家庭;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成员是否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家庭中60岁以上老人数、亲戚中办企业或做生意人员数及2014年是否为全面"停伐"区域对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分化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晚明士人弃科举原因及生活方式分化探析

明朝晚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政治黑暗,经济分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些士人放弃科举成为一种潮流,这一现象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分化,或选择归隐式的别样参政,或因经济诱惑转而经商。士人的这些活动对晚明的思想和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