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抗逆力、主观地位认同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地点选择

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厘清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方向的选择机理是进一步挖掘劳动力转移潜力的关键。本文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利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家庭生计抗逆力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方向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公平态度的调节机制以及主观地位认同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计抗逆力中的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能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选择“离土又离乡”型外出务工,但自组织能力却能促进农村劳动力选择“离土不离乡”型本地就业;农村劳动力的本地主观地位认同在生计抗逆力对其非农转移方向的影响中产生了中介效应,即缓冲能力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本地主观地位认同而促进其本地就业,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通过降低其本地主观地位认同而促进其外出务工;此外,缓冲能力在劳动力所持公平态度的调节作用下,其主观地位认同会“向下偏移”从而产生了“相对剥夺效应”。因此,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过程中,应当在提升其生计抗逆力的同时还需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兼顾社会公平。

数字技能、生计抗逆力与农村可持续减贫

通过调研“广东百万农民线上免费培训工程”项目,对贫困地区的参与农户、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访谈,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技能提升对贫困群体生计抗逆力乃至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能的提升能增强贫困群体信息获取能力、拓展市场途径、拓宽资金获取渠道、提高农产品价值、增加就业和创业等,进而增强其生计抗逆力;贫困群体的数字技能持续发展升级会形成数字能力,进而从资源整合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以及生计创新能力几个方面提高其可持续生计能力。

继续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提高脱贫质量吗——基于生计抗逆力和CFPS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根据生计抗逆力理论,构建了包括生计资本和生计决策两个维度15个指标的生计抗逆力指数,以此作为脱贫质量的代理变量,并将贫困群体分为长期贫困户、脱贫又返贫户、脱贫未返贫户、边缘户四种类型,检验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四类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影响,进而揭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脱贫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财政转移性支出显著提高各类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其中,对脱贫又返贫户的生计抗逆力提升程度最高;财政转移性支出对生计决策维度的作用明显高于生计资本维度;财政转移性支出与产业生产之间还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以提升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家庭规模和生产经营对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有着显著影响,而收入、消费、乡村治理等因素的影响不明显。

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能否有效防范返贫?--基于陕南地区的实地调研

数字经济背景下,探讨脱贫农户如何融入电商价值链并防止返贫对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论述了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防范返贫风险的作用机制,并以陕南地区458份脱贫农户实地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融入电商价值链对返贫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是否是电商示范县、能否从银行或信用社借到钱、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和耕地经营面积对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以及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对健康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总风险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各维度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0.0070、-0.0127、-0.0292和-0.0512。3)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降低返贫风险过程中生计抗逆力和交换权力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文中提出了助推脱贫农户融入电商价值链、防范返贫风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