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之后的移民生计方式变迁与文化变迁——以甘肃省肃南县明花乡双海子村为例

随着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实施,从2000年起,世世代代过着游牧生活的裕固族开始了从游牧到定居、从牧民到农民、从散居到聚居的转变。生态移民直接导致了生计方式的变迁。对甘肃省肃南县明花乡双海子村裕固族移民前后的生计方式比较分析发现:双海子村移民之后的生计方式更加多样化,出现了新的经济形式和农业发展方向;文化变迁则表现在物质生活、节日风俗、语言、教育和生育、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文化变迁是由生计方式变迁引起的。生计方式和文化变迁之后的移民也产生了水源、耕地承载力和族群认同方面的问题。

青海湖旅游影响下的环湖地区生计方式变迁与调适——以莫热村为个案的田野调查

自青海省委省政府作出"生态立省"和建设"高原旅游名省"的重要战略决策,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推介活动和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连续多年的成功举办,近十年来青海湖已经成为国内外热点旅游目的地。莫热村是距离青海湖核心景区二郎剑景区最近的牧业村,是青海湖旅游发展的核心区域。本文主要关注在近十年来青海湖旅游影响下,莫热村生计方式由牧业为主、少量的农业种植业,发展到大量参与旅游业所发生的生计方式的变迁及特征,认为面对生计方式的变迁,藏民族能够充分利用传统游牧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自觉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以及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同时面对旅游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的困境,能够从行动上自觉维护藏族生态伦理观念,保护藏族传统文化。

生计方式变迁对民族村寨社会关系的影响——基于对贵州省安顺市G村田野调查的分析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正处于加速走向现代化的转型阶段,生计方式的剧烈转变对这些地区的居住空间格局、家庭结构、宗族关系进而内部社会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依据在贵州省安顺市G村获得的田野资料对这一变迁过程的内在发生机制做出分析,并对民族地区如何重建适应现代化转型需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做出初步的探讨。

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的互动影响探析——关于蒙古族生计方式变迁问题的讨论

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存在着持续性互动影响的关系,生态环境在决定一种生计方式形成的同时,也受该种生计方式对其本身的改造。但是在生计方式发生分化并发展成新的生计的同时,生态环境未必能够与之保持同步并形成良性的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不同生计方式在面对同样的技术改造时,呈现出了发展速率不均的现象。蒙古族传统生计方式在向现代化发展中出现了这样的分化差异,不仅存在于蒙古族的社会发展现象里,也存在于其他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克服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

湘西地区生计方式的变迁对民族村寨社会关系的影响——基于对凤凰县两林乡板新村的调查分析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既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且区内大部分地区又从属于扶贫攻坚计划之中。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正在一步步向现代化阶段发展。而生计方式的变化正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同时生计方式变迁也是民众生活方式发生变革的直接因素。生计方式的变迁对民族地区的家庭结构、空间格局、社会关系等产生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根据对湘西自治州凤凰县两林乡板新村获取的资料进行简要分析,从而进一步探讨生计方式的变迁对当地百姓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

农民生计转型与土地意识嬗变——来自贵州穿青人地区的调查

农民生计转型与土地意识嬗变是农村社会变迁的主要表现形式。贵州穿青人地区农村社会呈现如下特征:务工农民赚钱修屋、农耕农民生活清苦、经商农民不离乡土、手艺农民农作兼顾。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村要素禀赋的裂变,以及城市文化的涵化,以"旅游+"为路径的新型农民生计方式,以"绿色+"为模式的新型土地意识以及城乡居民优越感逆转将成为穿青人地区,甚至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