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禀赋、农户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新疆和田295个农户调查数据

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框架和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了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构成不均衡,人力资本测评得分最高,为1.3355,其次为金融资本为0.7638,社会资本为0.7531,物质资本为0.7263,自然资本最低,为0.4238。(2)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中,有59.04%的农户参与度相对较高,40.96%的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且研究区内绿色生活参与度得分最高,为0.6062,其次是绿色理念,为0.5847,绿色生产得分最低,为0.0257。(3)在农户生计资本与乡村绿色发展关联性测评中,人力资本对乡村绿色发展影响关联性较高,其次依次为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影响最弱。据此,从农户生计资本、绿色低碳农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绿色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环境风险认知、生计禀赋与农民生态移民意愿——基于甘肃省西部生态贫困县市的实证调查

西部地区因环境恶劣及生计资源匮乏导致的"生态型"贫困尤为突出,生态移民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文章以甘肃省西部贫困地区1 417份农户为研究样本,选取Logit模型分析环境风险认知、生计禀赋及控制变量对农民生态移民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风险认知对农民生态移民意愿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即农户感知到的沙漠移动、极端灾害天气、荒漠植被及地下水变动能够加速农民生态移民;生计禀赋中家庭人均收入、政府补贴、耕地对农民生态移民意愿存在显著负相关,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教育程度具有正向效应;男性和中青年农民的生态移民意愿受环境风险认知、生计禀赋更为显著。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创新实践地区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生计禀赋影响——苏州及成都的实证比较

以成都和苏州两个地区为实证,调查7个乡镇35个村的644户乡村家庭,采用典型相关模型分析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成都受访农户的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有相对优势、生计资产高于苏州农户,但苏州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均较成都农户有优势。成都及苏州农户家庭的综合禀赋均与政策成效感知评价呈负相关关系,且苏州农户在政策满意度及政策激励其参与农田管护及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感知评价均高于成都农户;(2)从生计禀赋综合评价值看,非农经营户(0.3084)>兼业经营户(0.3013)>农业经营户(0.3008),农业经营户的自然资本丰裕,非农经营户的金融资本较丰富。在补偿政策成效的评价值上,兼业经营户(0.1506)>非农经营户(0.1364)>农业经营户(0.1321),且自然资本丰裕度正向提升非农及兼业农户的补偿政策满意度,人力资本负向影响农业经营户的农田管护激励性;(3)苏州农户感知政策效应的关键生计指标依次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则依次影响成都农户的政策满意度及农业生产积极性。建议根据农户家庭的资源禀赋情况采取适宜措施,促进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效率改进及提升。

生计禀赋、环境感知与干旱区农民搬迁意愿——基于甘肃省14县市农户调查数据

文中基于甘肃省14县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分析生计禀赋、环境感知及个体特征对农民搬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计禀赋、环境感知在农民搬迁意愿决策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一结论通过剔除老年人样本后依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生计禀赋中住房结构对农民搬迁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补贴会削弱农民搬迁意愿,耕地并不是决定农民搬迁意愿的主要因素。环境感知中沙漠移动距越大,绿洲保护功能越弱,植被覆盖度越低,农民选择搬迁的概率越高;农民搬迁意愿受生计禀赋和环境感知的影响存在收入、家庭结构及性别的差异;农民搬迁意愿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上述结论有助于刻画农民搬迁意愿决策机理,丰富干旱区人地关系研究。

居住空间、生计禀赋与“弱有所扶”政策均等化效应

本文将"弱有所扶"政策均等化置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背景下,以残疾人为对象通过抽样问卷调查并运用OLS回归模型揭示弱势人群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与农村和非中心城区相比,城市及中心城区残疾人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更高;街区、民间机构与基层组织的空间包容性以及基于生计禀赋的空间能力促进残疾人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贫困、残疾等级、残疾年限等脆弱性因素则相反。研究认为,在当前新型城镇化运动中,弱势人群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仍难以摆脱二元化、区隔化的影响。改变这一空间分割格局的关键在于彻底剥离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福利,促进弱势群体的生计救助、生计保护向整体社会权利发展。

低碳化养殖行为研究——基于政策规制的调节作用

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养殖业是农业领域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推进低碳化养殖势在必行。研究表明,养殖户生计禀赋深刻影响其环境认知和生态意识,是其是否选择低碳养殖行为的根本因素;同时,国家促进养殖业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是赋能养殖户低碳化养殖的驱动力。本研究以“禀赋—认知—行为”的理论范式,构建农户禀赋、环境认知和养殖行为的关系模型,并探讨政策规制在养殖户低碳化养殖行为中的调节效应,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洞庭湖地区的岳阳、益阳、常德开展实地调研,以生猪养殖户为例,收集了386家养殖户的相关研究数据,利用SPSS分析、J-N技术等手段,对核心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养殖户的生计禀赋对其环境认知和养殖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2)环境认知在生计禀赋和养殖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3)政策规制不仅调节生计禀赋与养殖行为的关系,而且还调节环境认知对生计禀赋与养殖行为关系的中介效应。

生计分化对清洁养殖行为的影响——基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双重分化

畜禽清洁养殖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实际践行情况却受到养殖户资源禀赋、经营策略等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结合1013份肉鸭养殖户微观数据,利用有序Probit与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生计资本禀赋与结构、生计策略分化对清洁养殖行为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分化差异。研究发现:1)虽然生计资本总量显著负向影响清洁养殖行为,但具有较优人力、社会资本禀赋,以及社会、心理资本占优型结构的养殖户参与清洁养殖的积极性相对较高。2)生计策略分化显著阻碍了清洁养殖行为,且生计策略对社会资本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对心理资本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分环节讨论发现,自然、社会、心理资本占优型的专业户参与源头预防的积极性更高,心理资本占优型的专业户参与过程控制的积极性更高,物质、金融、社会资本占优型的兼业户参与末端治理的积极性更高。因此,加紧培养人力、社会、心理资本较优的养殖户,搭建线上线下互助交流平台来加强对兼业户的宣传与教育,还应结合不同环节清洁养殖行为特点制定差异化推广方案,提升全环节清洁养殖推广效力,以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农民生态移民意愿及其决定因素——来自甘肃省沙漠边缘农户调查的微观证据

基于沙漠边缘第一手农户调查数据,选取核密度曲线和风险函数模型刻画农民生态移民意愿在年龄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特征,运用Logit模型从环境风险、生计禀赋、个体特征角度考察农民生态移民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生态移民意愿与年龄的分布呈倒"U"型,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形成1.75万元的转折"拐点"。环境风险中沙漠移动距离、极端灾害天气次数、荒漠植被破坏程度、地下水下降速度对农民生态移民意愿存在正向推动作用。生计禀赋中家庭人均收入、耕地、政府补贴越好,农民生态移民意愿越低,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民生态移民意愿呈正相关。个体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生态移民意愿正相关;家庭负担、贫困户特征、宗族关系也会影响农户生态移民意愿。由于农民的生计方式和年龄不同,农民生态移民意愿受影响的因素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