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转变、社区资本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困境——基于壮、瑶、仫佬族三个村落调查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壮、瑶、仫佬族三个民族村落生计转变特征及对乡村治理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三个村落在传统生计资源方面有所不同,但是由内生型共同体生计模式转向外生型个体化生计模式的变迁是共同的,而且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落的社区资本结构,进而引发了村落在乡村治理中的诸多问题。

生计模式转变背景下中缅北界傈僳族的国家认同——以云南中缅边境白岩傈僳族村为例

生计模式的选择不仅关系到民族共同体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民族共同体本身的社会性发展,而所谓的"文化"和"政治"则都是在这种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和转变的。如果我们把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视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势必会和一个民族对某一种生计模式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有关。本文中,生计模式的转变不仅提高了中缅北界白岩傈僳族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更在其自身经济地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对其国家认同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海势东迁与明代淮安濒海区域农业化推展

万历初期“蓄水保漕”的高家堰建成后,海势东迁加速,淮安地区承受了保漕大政影响下荡地迅速扩大的自然变迁。荡地植草本是煮盐行业链条的一环,出于维持两淮盐政的目的,朝廷推行限制荡地开垦的政策。但新生成的广袤土地在改变灶丁生计的同时,更吸引了大量具有农耕技术的移民,加上地方官员管控的相对松弛,灶丁、民人及士绅等多主体垦荡为田的趋势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遏止,其间各方力量的博弈呈现出盐政和荡地开垦之界的进退,折射出地方社会治理与朝廷政策之间的互动与扞格。随着地方官员通过立碑的形式对荡地垦辟予以保障,标志着淮安府濒海区域盐退农进的民众生计模式转变日益得到官方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