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生态退捕渔民生计脆弱性评价及生计风险预测

渔民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参与主体,其后续生计发展将直接决定此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效。在重构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重点禁渔水域典型退捕渔民的抽样数据,测度渔民生计脆弱性指数(LVI)并找出影响后续生计恢复的主要障碍因子,最后跨领域的引入支持向量回归(SVR)预测模型动态分析了不同区域渔户生计脆弱性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渔民弃船上岸后呈现出生计脆弱性的比例较高,但不同类型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内湖保护区最高,干流非保护区次之而干流保护区最低;(2)敏感性维度在诱发渔民生计脆弱性上起着主导作用,即个体禀赋比安置区条件更为重要,特别是成员年龄大但无基本社保兜底,受教育程度低且“双转”难的渔民家庭更易陷入生计困境;(3)自然和金融资本是推动渔民生计恢复的主要生计资本,而阻碍渔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共性因子主要有上岸后的收支失衡,社会支持不足及过分依赖原有生计方式等,同时各区域在脆弱性各维度上还有特殊的障碍因子;(4)推动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转产增收后,并不一定能确保缓解未来五年中的渔户生计脆弱性程度,上岸后完成社会融入并有效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也至关重要,而干流保护区则还需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否则后续将面临极高的返贫风险;(5)长江临近区域的同类渔民生计脆弱性现状、面临的生计风险、后续生计恢复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规律性,生计监测和帮扶政策可进行协同统筹。

商洛市不同生计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是预防规模性返贫,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此,文中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8个镇办的8个行政村174户脱贫农户为调查对象,分析不同生计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表明:样本区农户风险总值中健康风险占比最大,政策风险最小;纯农型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最低;非农型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型>非农兼业型。纯农型农户是所有类型中生计最脆弱的群体,返贫风险最大。并针对其风险特征的差异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为当地预防规模性返贫提供帮助。

基于生计风险—抵御力耦合视角的四川省乡村地域时空分异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科学识别乡村地域发展的不同类型并探寻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振兴路径,是推动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该文从乡村生计系统“风险性—抵御力”二维视角构建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00—2020年四川省乡村耦合协调发展时空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四川省乡村生计环境风险性指数先升后降,自然环境风险是决定生计环境风险的主要因素,各地区风险等级变化不大,川西高原地区最高,川西平原和盆中丘区较低;②生计资本抵御力指数呈持续上升态势,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步成为决定乡村地区抵御生计风险的关键因素,低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川东丘区、甘孜州大部及凉山州乌蒙山区;③生计环境风险性与生计资本抵御力耦合协调水平逐步从“轻度失调、濒临失调”水平转向“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水平。基于四川省乡村地区生计系统风险和抵御力的类型和变化特征,提出推动乡村耦合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分区优化策略。

南方山区农户生计风险的成因·对策及机制构建

南方山区农户存在返贫风险,防止山区农户再次返贫的首要工作是解决农户的生计风险。针对南方山区农户存在的返贫风险,对部分山区进行了走访调研,发现风险的成因主要有农户依赖思想严重、劳动力流失严重、生计策略较落后、区位优势利用效率低下、山区乡村治理成本高且生产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增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发挥好脱贫农户主体性,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新乡贤带动生态产业振兴。构建相应的目标机制、合作竞争机制、绩效激励机制、效果反馈机制、共享机制,守住山区农户返贫底线。

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研究

生计风险及管理是可持续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本文以伏牛山区旅游脱贫县—栾川为案例地,使用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典型相关、logistic回归等方法,考察旅游农户风险及管理策略。结果发现:①后脱贫时代,旅游农户面临主要风险为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②生计资产影响农户对长、短期风险的敏感性,并进一步对应于发展适应性和被动响应性风险管理策略;③生计风险与管理策略之间表现为特定压力—响应关系。研究的政策含义为:应强化知识、信息、心理等新兴资产建设;在增进农户与外部社会资本衔接的过程中,推动本地社会资本的复兴;对于高资产和低资产农户,应分别增进知识、就业信息的供给,以推动农户生计有序转型;通过社区旅游发展模式、政府支农政策等结构环境的创新,推动农户生产组织方式的企业化转型,是破解农户生计不确定性、增进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机制。

新疆地区生计风险对农户应对策略的影响分析

新疆地区大部分的住户都是农户,他们依赖农业来获得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生存的基础。而在农业生产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一定的农户,经常会面临一定的生计风险,针对于不同的生计风险农户要有相对应的应对策略,如此一来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将经济效益提升到最高。本文将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探讨的是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第二个部分阐述的是农户生计风险的主要类型,第三个部分阐述的是新疆地区生计风险对农户应对策略的影响第四,第四个部分阐述的是加强新疆地区农户生计风险应对策略的方法和措施。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

扶贫移民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有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会出现目标的"反功能"现象。基于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特征归纳,寻求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失去公共服务、社会关系网络受损、边缘化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针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发展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对接有落差、政策衔接有缝隙、政策承接有障碍"等资源承接问题,尝试提出提高移民发展可行能力、注重产业发展、整合发展扶持政策与资源、强化移民专业经济组织建设、健全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发展要素整合联动等建议,以促进扶贫移民安稳致富奔小康。

国内外关于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生计模式与生计风险的研究综述

生计理论作为理解和应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被广泛应用在对农民工、库区移民、失地农民等群体的研究中,但目前对生态移民家庭生计问题的研究偏少。本文从国外生计理论研究出发,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生计资本、生计模式与生计风险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关于生态移民生计问题的相关研究,并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水库移民生计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从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角度识别出我国水库移民生计风险的影响因素,利用ISM方法构建多层递阶结构模型深入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结果表明,水库移民生计风险程度取决于移民生计资本变化和移民心理感知差异,但深层原因是地方政府在水库移民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地方政府的多重角色导致水库移民政策实施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目标中权衡取舍,对水库移民生计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农户生计风险评价模型

当今,农户生计风险在农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是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之一。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农户正面临着来自经济、社会和自然等各方面的风险。石羊河流域农户由于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进一步加剧。所以,急需辨明流域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针对流域农户生计风险的非线性关系和复杂性特征,以及BP神经网络的适用性范围,建立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农户生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入户调查数据,运用熵权法计算得出流域农户生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种生计风险变量。同时,根据石羊河流域农户所面临生计风险的特征,基于BP神经网络结构模型,确定了其评价结果的表征方法。最终对模型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基于BP神经网络的生计风险评价模型对定量化测度农户生计风险的适用性较强,这可为决策部门定量评估农户生计风险提供依据。

城市农民工生计风险分析及其政策建议

城市农民工因其流动性强、工作不稳定、资源匮乏等使其面临着失业、疾病、工伤等生计风险,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从可持续生计分析视角出发,根据在杭州市开展的前期调查,可将农民工生计风险分为生计资本风险、生计活动风险和生计结果风险三个方面。提升风险能力要从农民工自身和政府社会两方面入手。

脱贫“脆弱户”的生计风险及整体性防范

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能否有效防范脱贫"脆弱户"生计风险,是现有脱贫成果是否得到充分巩固拓展以及能否顺利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标准。由于受生计资产不足、自我发展能力欠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脱贫"脆弱户"脱贫后的可持续生计仍面临较大的风险,形成脆弱性脱贫。防范化解脱贫"脆弱户"的生计风险,意味着在可持续脱贫的基础上,要以提升风险抗逆力为抓手,持续实现对脱贫"脆弱户"自身脆弱性与潜在生计风险的动态识别、监测与消解。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的相关理论及中国贫困治理的现实场域,在阐释脱贫"脆弱户"及其生计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围绕风险源、风险媒介、风险积累与扩散、风险抵抗力四个节点系统性探究生计风险的逻辑起点、发生机理,并从完善应对自然风险的防范机制、减缓市场风险的冲击力、消除社会风险的制度性障碍、织牢抵抗个体风险的社会救助"安全网"、有效规避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风险、探索"互联网+贫困治理"跨界防范手段等层面提出整体性的防范策略,以期进一步推动脱贫群体可持续生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生计风险约束下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基于川北返乡农民工创业案例的比较

家庭的资源禀赋和生计情景是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关键要素,据此提出"生计风险约束"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通过案例比较的方法,以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实践为例,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与结果。研究表明:返乡农民工创业后会再生产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的生计风险。再生产出的生计风险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形成资金、经营和技术三个方面相互勾连的强生计风险约束。恰当的区位选择、多元化经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软化生计风险约束和降低生计风险的主要策略,此时,返乡农民工家庭行为遵循风险规避的理性逻辑。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对促进家庭生计持续与发展具有良好作用;创业失败则依据风险最小的生存理性逻辑进行二次生计方式选择。

农户生计风险中英文文献对比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视角

世界银行提出,风险与脆弱性是贫困的核心根源。生计风险是持续性贫困人口形成以及脱贫人口返贫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对现有生计风险研究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分析,根据发文量变化特点分别对2007-2019年中文文献和2001—2019年英文文献划分为不同阶段,构建了关键词表和知识图谱,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规律。结果表明,国内外涉及生计风险的研究存在研究起点、研究共同体的成熟度、研究热点、研究方法以及不同阶段研究视角几个方面的差异,主要结论有:①国外研究起步早且更深入,研究机构合作关系更紧密。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研究机构和作者之间的合作很少。②国外研究热点更多集中在各类风险及应对策略上,而国内集中在农户的生计及贫困问题上。③国外研究着重从气候变化和农户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两个维度研究生计风险——二者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生计风险和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关系。国内相关研究从可持续生计起步,探索阶段主要围绕生计风险、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展开,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研究方法上更多借鉴国外的量化方法。

农牧户生计风险及策略研究

农户的生计总是处于各种风险之中,而广大的农户缺乏风险的认知和防范的保障机制,风险一旦发生对农户产生的福利损失是巨大的。文章就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3个村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实地调查,在回顾近三年农户所遇风险的基础上,通过简单的描述统计和典型案例分析,总结了农户面临的风险及预防和处理风险的策略。

自然保护区加剧了周边社区农户生计风险吗?--以四川省、陕西省1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例

准确评估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周边社区农户生计水平风险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对于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效果以及保障周边社区农户生计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陕西和四川2个省1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941户周边社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综合评估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使周边社区农户自然风险和政策风险分别增加了4.2%和3.1%,对人口风险和经济风险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使周边社区农户野生动物致害风险增加7.3%,土地被占风险增加了4.4%,资源利用受限风险增加了7.1%,移民搬迁风险增加了2.3%,失业及未找到工作风险增加了6.3%,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模型结论可靠。(2)自然保护区的设置显著增加了周边社区贫困农户的自然风险和政策风险,分别为6.3%和3.7%,而对富裕的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不显著。(3)相较于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周边社区农户政策风险的影响更大,分别为17.6%和8.3%。提出建议:一是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区补偿政策,对自然保护区内的社区实行以国家为补偿主体的"生态补偿"制度;二是鼓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开展特色种植、养殖业,参与生态旅游等非农产业,帮助农户实现生计转型,减轻其对自然资源依赖利用的压力。文章采用多种方法综合评估自然保护区影响,同时分析了影响的异质性,具有一定创新性。

生计转型背景下少数民族牧区生态移民生计风险研究

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特征。本文基于世界银行的风险来源分析框架并结合生态移民安置区实际情况建立风险类型分析框架,通过生态移民风险识别考察不同生计模式生态移民生计风险类型及特征。研究发现,生态移民更为关注的是同质风险——食品价格,迁移到城镇与饲料地两种类型生态移民在干旱、冷冻、沙尘暴、牲畜死亡、牲畜丢失、农业生产投入增加6种风险冲击上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异。

生态护林员生计资本禀赋对其生计风险的影响——基于安徽省潜山市的调查

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与生态护林员政策的革新实施双重因素使生态护林员脱贫户的生计资本禀赋发生变化,从而诱导了差异化生计风险的产生,聚焦该群体生计资本禀赋与生计风险的关系对合理改善政策、巩固脱贫攻坚战全面获胜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设计针对生态护林员群体的生计资本禀赋对其生计风险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调研组赴安徽实地调研收集的一手数据,测度出各项生计风险的综合分值,并按照重要程度进行评级和对比;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探索了生态护林员生计资本禀赋对其生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就业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健康风险、环境风险均为安徽省潜山市生态护林员群体面临的生计风险。其中环境风险严重程度最高;指数分值为3.13;政策风险严重程度最低,指数分值为2.76。(2)不同的生计资本对各种生计风险的作用方向基本一致,均为负向影响,符合基本假设。(3)生态护林员生计资本禀赋内部各要素对生计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通过测度目前生态护林员家庭各项生计资本禀赋指数及其在应对生计风险时发挥的多重作用,综合考虑各类生计资本禀赋对不同生计风险的靶向作用,可为今后生态护林员公益性岗位的制定标准、人员培训、配套政策扶持以及家庭生计资本禀赋针对性的提升提供参考,合理引导生态护林员生计转型,降低其各类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

杭州市农民工生计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城市农民工面临着失业、疾病、工伤等多种生计风险。以杭州市为案例区,对在杭农民工面临的主要生计资本风险进行分析,并对其抗风险能力进行定量评估。研究表明,在杭农民工面临着突出的生计资本风险,具有物质资本薄弱、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匮乏和金融资本虚化的典型特征。在杭农民工抗风险能力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近郊区的抗风险能力最强,中心城区次之,远郊区最低。最后,提出了增强在杭农民工生计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