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村婚礼仪式及仪式用乐研究——以宁晋县W村为例

婚礼是个体生命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个体社会角色与责任的转变,其仪式流程彰显当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和人文风貌。仪式流程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受现代的流行趋势以及审美趋向的影响被不断建构。本文以宁晋县W村为例,分析当下河北农村婚礼的生成背景、仪式流程以及仪式用乐情况。

理念与视角:深层认知传统国家用乐的当下民间存在——以江南文化历史中的传统音乐为例

自两周以来,传统国家用乐由制度下生存的职业乐人创承发展,形成具有多功能的礼乐和俗乐两条主脉,并呈体系化演进。在制度性规定下,国家用乐的礼俗两脉互为张力,呈多种形态有序发展。其中俗乐一脉,因区域文化土壤丰沃,文人与职业乐人互动,创造了具有引领意义的体裁类型和作品,对国家用乐有实质性影响,并在国家制度保障下前行。如唐代由太常分立国家俗乐机构教坊,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礼俗兼具,在地方官府用乐中作为标识存在。只有建立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认知视角,才能厘清国家用乐的区域存在和民间积淀,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

晚清时期在沪西人教堂婚礼用乐及乐师考述

西人教堂婚礼对近代中国婚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上海作为近代西方风俗文化的在华集散地,最能直观呈现近代中国新式婚礼用乐形塑过程中的外源形态。晚清上海,有限的异乡人口组成的西人“社区”,教堂成为情感维系和个人归属感表达的最主要的场所。他们尽力维持着婚礼仪式的完整性呈现,当职业乐师缺位时,普通教友以居民互助的形式补职参与演奏也是仪式得以正常开展的重要因素。《婚礼进行曲》的程式化进程成为在沪西人原乡文化认同的表证。教堂乐师担负起了重要的民众音乐教育职能,他们不止拥有神职人员的特殊身份,还兼有指挥家、演奏家、琴行老板、音乐教师等多重身份。

湘西苗族唢呐的曲牌分类、用乐场景与演艺生存

湘西苗族唢呐传承方式与大多数民族艺术一样,以口传心授为主。在长期的师徒传承与民俗活动场景实践中,苗族唢呐艺人凝练出一套完整的传承体系,积累了丰富的苗族唢呐曲牌。曲牌名称和曲牌的分类反映出苗族同胞对不同场景的认知逻辑,艺人选取恰当的曲牌运用于对应的场景中。置身于湘西苗家人的用乐场景中,与唢呐艺人主体进行深入交流和对话,是探索湘西苗族唢呐音乐内在规律、了解湘西苗家人赋予唢呐何种意义及感知湘西苗族民族意蕴的重要途径。

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探讨海昏侯国的用乐制度

海昏侯墓作为目前已发掘的西汉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王侯墓葬,出土音乐资料组合规范、风格明了,编钟、编磬构成了雅乐乐悬,琴、瑟、笙、箫和伎乐俑组成俗乐设,錞于、铙和建鼓则是典型的军旅出行组合。无论其形制或是组合,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昏侯国对先秦礼乐规范的继承、折射出刘贺本人复杂的身份等级,更揭示了西汉初期礼乐制度方面文献失载的某些特点。

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下)

本文从《明集礼》和《太常续考》所载明代国家制度中"小祀乐用教坊"理念的提出切入,并对唐宋以降教坊用乐与府县音声用乐机构的上下相通性做出梳理,对地方官府在籍官属乐人承载下的小祀乐曲构成与个案把握等诸多层面进行辨析,认知明代吉礼用乐以宫廷为主要的大祀和部分中祀用雅乐类型,以各级地方官府为主要小祀用教坊乐的非雅乐类型。文章着重论证全国性吉礼小祀乐用教坊的重要意义,试图接通历史上国家礼乐制度中吉礼小祀用乐与当下各地民间信仰祭祀用乐传统之环节,并辨析小祀用乐音声类型丰富性。

关于佛教、道教与民间乐社用乐相通性的思考

本文针对寺院、道观、民间乐社某些层面用乐的相通性、一致性,从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视角,从功能性仪式用乐,从文化整体的层面,结合文献和当下实际进行考察分析,力求能够对传统音乐有如此众多的适应性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仪式与身体:周代“燕礼”用乐之双重社会建构(上)

"燕礼"是周代"礼乐制度"之产物:有"礼"有"乐",在"燕飨"礼仪和用乐操演中实现。"燕礼"因其"礼"之性质,而与社会政治相交集;又因其"仪"之性质,而直接联系仪式并与仪式活动互动,从而塑造出"燕礼"及其用乐(即"燕乐")之社会性质与特征。鉴于"礼仪"活动与"身体"之互动,故选择以"身体"角度切入,聚焦与考察"燕礼"仪式之三大问题:一、"礼乐制度"下"燕礼"之特殊性质;二、"燕礼"背景中仪式音乐之特点;三、"燕乐"之"社会制度"建构和国人"文化心态"建构之双重社会建构。

社祀用乐与《豳风·七月》的形成机制

《周礼·春官宗伯·籥章》言籥章及其属官四时演奏豳之诗、雅、颂,结合《礼记·月令》可以发现,仲春社祀、仲秋社祀、祈年大割、季冬蜡祭皆在社中举行。《豳风·七月》以物候分段,所描写的正是四时祀社之场景,故豳之诗、雅、颂乃豳地四时社祀用乐,为乐官协风作乐而成,是体现授时布政功能的风土之作,自周迁岐之后,用为周社祭祀音乐。

瑶族度戒仪式及其用乐观念所属信仰体系辨析

国内外学者多将瑶族宗教信仰纳入道教体系,观点依据集中在瑶族度戒仪式中。自然,度戒仪式音乐也多归类于瑶族道教音乐或瑶传道教音乐中。不可否认,道教信仰对瑶族民间宗教活动产生了普遍影响,但瑶族支系的繁杂性及各自受影响的情况不一,仍有坚守本族传统信仰的做法。本文的目的在于:瑶族宗教仪式及其用乐观念在各支系中仍存在很大区别,切不可简单将之视为道教科仪音乐来做定论。

民间仪式中执仪人的用乐意象及类型探究--以赣中南地区“跳觋”仪式为例

“音乐意象”是指以音乐作品(声音符号)之“象”来表达创作者内心之“意”。借助“音乐意象”,结合赣中南地区“跳觋”仪式的执仪人用乐形式,分析仪式场域中执仪人的用乐思维。仪式是通过执仪人用“身体”在一定的情境中“表演”而成。在“表演”过程中,他们通过舞蹈、歌唱、念咒、演奏等可感知的“形与象”,经过摹仿、借喻、借代、象征、托寓和会意等艺术手法,构建一个充满意义的“共享”时空,向外传达意义。因此,执仪人是用“身体”在述说仪式文化空间,用“音声”在构建仪式过程,而这个“创意”的过程为“用乐意象”。

明代宫廷教坊——司与钟鼓司演戏并用乐的“离合”雅乐的失落与俗乐的盛行

明代负责宫廷用乐与演戏的有两套班子:教坊司和钟鼓司。前者负责外廷演出,职掌雅乐,隶属礼部。后者负责内廷演出,主导俗乐,隶属司礼监。二者原本内外有别而各司其职。但为了满足帝王娱乐之需,二司渐趋交通往来,甚至互相竞争,最终钟鼓司几乎将教坊司的职能侵占殆尽,二者关系总体而言是由分立到渐趋合流的。就用乐层面而言,钟鼓司的胜出,说明其职掌的内廷俗乐成为宫廷用乐的主导和主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雅乐的抛弃,严重而言是一种礼崩乐坏。

辽宁民间仪式音乐研究:海城丧葬仪式过程及其用乐

在辽宁省民间丧葬仪式运用方面,海城保留了众多的传统因素,无疑可以被视为一个继承传统的典范。本文借助田野工作,对照古代文献有关丧葬仪式方面的记载,对海城丧仪和用乐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归纳。通过本文,一方面,我们可以认知辽宁民间丧葬仪式的概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仪式的历史演变中发现时人传统思维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对于如何保护"非遗",如何继承传统精髓,本文隐喻其中。

周代礼仪用乐与《诗经》的传播

《诗经》在周代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与《诗经》的最后编订和经典化密切相关。《诗经》最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就是作为礼仪的乐歌和舞蹈进行传播。礼仪正乐的节次主要有两种:一为升歌、笙入、间歌、合乐;一为升歌、下管、舞。每一环节皆以《诗经》中的篇章为演奏对象。这些乐歌具有鲜明的道德、政治色彩。仪式是周代贵族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于是《诗经》中的许多诗篇也通过仪式传播开来。

泰山、岱庙、东岳庙祭祀用乐研究综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祭祀,继而形成礼制与礼俗仪式,属吉礼范畴。礼乐作为中国人仪式性诉求的情感表达,体现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多类型性和多层级性。文史学界的研究侧重于"礼"的层面,未有把"乐"上升到与"礼"相对等的地位。对于礼制仪式及用乐的研究多强调前者,忽略了礼制类型与礼制类型的对应性,缺少从乐的视角整体认知,这就造成了一些研究弱化了乐在仪式中的作用,缺乏整体性、综合性的考量。泰山、岱庙历史上曾是国家祭祀皇家祭祀范畴,同时岱庙、东岳庙历史上又曾是地方官府祭祀场所,且明清时期东岳庙祭祀乃是国家小祀之群祀,封建制度解体以后,国家礼制转化为民间礼俗,东岳庙祭祀也随之转为民间礼俗,由此泰山、岱庙、东岳庙祭祀用乐包含了国家礼制仪式用乐的多层级、多类型。

宋代的警场用乐

警场用乐源于周代,秦汉、魏晋酝酿,正式形成于隋唐,其时名之为“夜警”“晨严”,北宋时始有“警场”之称。北宋初期警场用乐在制度上继承了前代,在实践上有发展。北宋中期对警场用乐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作了某些减省,增加了新的使用场合,创作了新的曲目等。南宋初期相对于北宋来说,较少变革,更多的是丰富其内容,发展至成熟。南宋中期,在孝宗“省约事件”影响下,警场用乐式微,而理宗朝对礼乐的淡化,终使警场用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警场用乐在宋代形成体系化的发展,几乎历代皇帝都对其进行过改革,在人员组成、乐器、管理机构、乐曲、歌词、仪式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在《中兴礼书》中,其仪注的记录是警场用乐动态、立体的展示。警场用乐是宋代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鼓吹乐、宫廷音乐的研究,已经成了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仪式与身体:周代“燕礼”用乐之双重社会建构(下)

"燕礼",是周代"礼乐制度"之产物:有"礼"有"乐",在"燕飨"礼仪和用乐操演中实现。"燕礼"因其"礼"之性质,而与社会政治相交集;又因其"仪"之性质,而直接联系仪式并与仪式活动互动,从而塑造出"燕礼"及其用乐(即"燕乐")之社会性质与特征。鉴于"礼仪"活动与"身体"之互动,以"身体"角度切入,聚焦考察"燕礼"仪式之三大问题:一、"礼乐制度"下"燕礼"之特殊性质;二、"燕礼"背景中仪式音乐之特点;三、"燕乐"之"社会制度"建构和国人"文化心态"建构之双重社会建构。

试论《国语》所反映的先秦用乐及乐论

《国语》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语体史书,载录了许多西周和春秋时人用乐、论乐的资料。从这些材料能够看出音乐在先秦社会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音乐在先秦社会中的功能主要包括乐占、乐教和宴飨用乐。《国语》论乐文字展现了先秦乐论的三个重要特征:开始注意音乐的娱乐功能,强调乐是政治兴衰的表征,中和是先秦音乐审美和音乐伦理的核心范畴。《国语》所载时人用乐和论乐,既有一定的神秘意味,又有较强的理性色彩和政治功用性。

以古为雅 不相沿乐——论魏晋南北朝礼仪用乐的创作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制度已开始实行并逐渐走上成熟,作为礼仪重要组成部分的仪式音乐在这一时期也受到重视,这一时期礼仪用乐的创制一方面以礼经为依据,体现此处复古的特色;另一方面,统治者也根据本朝的实际需要对仪礼用乐作相应的变革,在创作与使用上,体现出复古与创新并举的鲜明特色。

冀南地区民俗祭祀用乐考察研究——以永年县台口村庙会为例

在"吹歌之乡"与道教草创发源地的文化背景下,冀南地区祭祀仪式用乐通常有"俗乐"、"道乐"以及"俗道"并用三种形式。当地"俗"、"道"之分主要依据奏乐者身份:前者由吹鼓手承载,通常指响器班和军乐队;后者由道士承载,相应有道乐班。响器班的演奏形式既有"行乐"也有"坐乐",乐队组合有粗乐、细乐、粗细混用多种组合方式,演奏中一个曲牌对应一个"簧",主旋律称为"上韵",伴奏称之"下韵",不同职司的乐手按股取筹。本文以位于邢台、邯郸交界地带的台口村庙会为例,呈现民俗中礼乐相须的情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音乐在仪式中的功能、内涵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