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词科试文用典方式及手法

宋代词科试文中的典故使用方式和手法是丰富多样的。就使用方式而言,主要有明引与暗用、正用与反用。就使用手法而言,语典主要有语意并取法和略取语意法,事典主要有人名引事法、地名(物名)引事法、撮取核心词语法、引言带事法等。词科应试者将这些方式和手法结合起来使用,使用典灵活多变、婉转多姿。这些用典技巧与内容表达相结合,言简义丰,流畅自如。通过对词科试文用典方式和手法的考察,可以强化对词科试文的本体研究,也有助于拓展修辞研究的领域。

论唐代试律诗正文用典方式

唐代试律诗正文用典方式多样:从所选用典故的性质来看,可分为引言和用事;从所选用典故的原义与典故的语用义之间的关系来看,可分为同义式用典、转义式用典、衍义式用典、反义式用典和双关式用典;从所选用典故的功用来看,可分为证言式用典、衬言式用典、代名式用典和代言式用典;从所选用典故数量的多寡来看,可分为单用和叠用。通过对唐代试律诗正文用典方式的考察,可以强化对唐代试律诗的本体研究。

钟云舫散文的用典方式研究

清末作家钟云舫散文中的用典以量大且密、姿态横生的特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胜枚举的用典方式是钟云舫散文的一大亮点。然而目前关于钟云舫的研究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体系,对其散文的用典研究至今仍无人尝试。本文试图对其散文中的用典方式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从典故的引用标志是否明显和典故原义与新文本的意义的关系两个角度,归纳出九种用典方式,然后运用实例加以分析,并总结钟云舫运用典故的特点和创新处。

論平安朝七律的用典方式——從句題詩到無題詩

平安朝中期成立的私纂總集《本朝無題詩》之所以用"無題"命名,一般認爲是希望與"句題"相區别。其中收録的漢詩,多屬自由擬題,較少賦句題。從體裁來看,以七言爲主,其中大部分屬七言四韻,也有一些七言排律。閲讀這些詩歌,常使人得到一種斑駁陸離的體驗;我們仿佛可以在懸浮於詩歌意義之上的文字中,感知到一串快速逝去而不連貫的圖景和形象、一團凌亂獨立的馬賽克碎片。這一感受,與當時詩人不同尋常的用典方式緊密相關。在這些七言律詩中,像"陶朱去越""蔡琰入胡""禰家鶚""荀氏龍""唐帝仙人""漢皇寶玉""三壺路""七里灘"之類的典故觸目皆是,有些篇幅較長的七言排律中甚至被填進十餘個典故,堪稱琳琅滿目、五彩斑斕。這種用典方式非爲某一位詩人獨擅,而是相當普遍的情形,像藤原敦基、藤原敦光、藤原茂明、藤原明衡、大江佐國、大江匡房。

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用典特色之探析

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广泛征引中国古代典故,可谓文梓共采,笔墨同辉。林明德主编的《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六“拟人类”中有15篇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其用典内容涵盖广博,海纳百川;用典方式剪裁融合,浑然天成。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中典故的运用体现出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娴熟掌握,不仅有助于丰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助于表达作品的寓意和主旨,这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亦是朝鲜文学史上的瑰宝,值得研究和鉴赏。

古诗文的用典方式举隅

本文主要对非经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用其方式进行研究,对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古诗文的能力,有很大作用。

韩国古代爱情家庭类汉文小说用典解析

韩国古代爱情家庭类汉文小说对中国典故广征博引,经史子集无不涉及,其用典文梓共采,技法纯熟。用典取材钟情于颇具意象色彩的典故,如《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的歌谣,以及中国神话传说类事典等,以情感类比,寄托旨意。用典方式既有直接照搬尽得其意的,又有巧妙化用尽显其情的,可谓形式丰富多样,但也存在典故滥用或堆积,甚至错用典故之瑕疵。对此类汉文小说用典进行分析,不但对探究作家生命体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中韩文化交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古代朝鲜汉文小说《三韩拾遗》用典艺术探析

《三韩拾遗》是一部以发生于朝鲜朝肃宗时期的义烈女香娘故事为素材创作的长篇汉文小说,作者金绍行在叙事中引用了大量中华历史文化典故。其用典方式灵活多样,并将自身的创作理念与对社会的批判融入其中,或正反结合,舒吭一鸣;或明暗相兼,亦真亦幻;或单连并举,意蕴深远。但此书之用典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诸如片面用典、错用典故、无效用典等不当之处。通过对其用典艺术进行剖析,既可以窥得作者金绍行的创作理念,又可以探究到朝鲜朝后期小说所呈现的时代风貌以及中朝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习近平用典话语方式的文化自信蕴含探析

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善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使用中国话语阐释民族精神,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质,形成了独特的“习式风格”。其用典效用和价值反映了其话语方式背后深蕴的文化自信,习近平以用典的话语自信确立了文化自信的根基,通过古典名句明现代之“道”。习近平用典既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力量,以贯通古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促进“第二个结合”,从而激活经典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

秦观词之用典

秦观词作在表现手法上大量使用典故,其用典方式主要有直用、反用、化用三种。通过对秦观词的总体观照,可以窥见用典凸现了其词的才学为词、以小见大的特点,大大提高了秦观词在地位、知名度和思想方面的影响。

林悌《愁城志》用典探析

假传是借鉴史书人物传记的手法为器、物等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理念、人生理想和对社会的看法,韩愈的《毛颖传》被视为中国假传体的滥觞之作。高丽朝时期中国的假传体作品传入朝鲜,此时恰逢朝鲜汉文学繁荣的发展期,假传体作品的假托性、寓言性与当时朝鲜武臣政变、武臣专政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迅速为高丽文人所采用,出现了大量的以动物、植物、事物拟人化的假传之作。这些假传之作,往往附会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故来虚构主人公的一生或家世,以此来影射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到了朝鲜朝时期,林悌的《愁城志》首次将心性拟人化,具有开创意义。这部作品兼具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又带有一定程度方志体的特征,上承器物假传,下启心性拟人系列小说。与之前的假传之作不同,《愁城志》中的典故不仅仅是针砭讽刺,抨击历史和现实,作者还借引典故委婉、隐晦地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抒发自身的愁苦心绪。《愁城志》中所引的中国文化典故类型丰富多元,主要可以分为涉“心”之典、涉“城”之典和涉“酒”之典;其用典方式新颖别致,既有化用其意、隐括重绎的,又有集句为文的,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从林悌对假传体的发展以及其超拔的使事用典的创作能力来看,既反映了中朝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反映了林悌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与认同,以及在吸收中国文学影响时所发挥的创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