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视阙下罪刑法定原则的诠解与重申——兼及现实中的“用刑机械化”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场域由单向推及双向易导致用刑的机械化,进而引发个案中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古典自然法与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同出一脉,都是坚守个人本位、保障人权,自然法孕育了罪刑法定。但早期的罪刑法定仅关注实然的法律,而忽视对法律内在价值的寻求,以至于走到自然法的反面。事实证明,罪刑法定原则若仅限于形式侧面便不能自足,尚需回诸自然法以弥补某种实质合理性诉求。新自然法应当成为现代意义上罪刑法定的法理支撑。在刑法教义学背景下,自然法思想更应在司法中发挥效用,在入罪上严格尊奉实在法的形式逻辑与基本语义;在出罪方面,当依照形式逻辑推导出的结果与情理或实质理性明显相悖时,就应诉诸特定罪名的保护目的,从而结合对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对虽然符合形式上罪状描述的行为做出罪处理。

从《不用刑审判书》看古代司法中的术审

刑讯是中国古代诉讼中极其普遍存在的史实,而术审是中国古代社会诉讼的理想,两者构成了中国传统司法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清末重要的律学著作《不用刑审判书》,以变革用刑审判的司法传统为主旨、倡导不用刑的术审方式,对中国古代司法经验进行了深入而有价值的总结和探讨。该书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司法中术审理想的多元特色。

明太祖的法外用刑

本文总结了明太祖朱元璋法外用刑的特点 ,揭示了朱元璋为维护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而有法不依、肆意诛戮的本质特征 ,反映了明代法律条文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 。

从“用药如用刑”谈“用刑如用药”——浅议刑罚应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

古云,"用药如用刑"。本文通过对用药的基本原则与刑罚基本原则的对比分析,找出其共同特征,提出了用"刑如用药"的观点;并认为慎刑(刑法谦抑、罪刑法定、节俭用刑)、量刑个别化(罪刑相适应)、刑罚及时性是刑罚的应有之义,特殊预防是刑罚今后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善刑与善用刑:传统中国的祥刑追求

所谓祥刑,即指传统中国所倡导与追求的良法善刑。祥刑的理念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凝结着古人的用刑智慧及其司法理性,与当今刑法的价值取向也有相通之点,尽管存在着糟粕,仍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祥刑所追求的善刑与善用刑,其核心是对刑的敬畏与克制,崇德尚礼,刑非所先,以刑为辅;其奉行的准则是详审与中正,推鞠得情,处断平允是对刑官的基本要求;其内蕴在于仁恕与矜恤,惟良折狱,哀矜折狱,寓德于刑之中;其目标则是卫善与安民,辟以止辟,刑以止刑,期于无刑。敬刑、中刑、恤刑与无刑是祥刑理念所推崇的用刑之道,彰显了传统刑法的价值追求。

中国古代慎刑观之“用刑之道”解析

古人所谓"用刑之道",即指刑法运用的基本理念,包括司法准则、司法态度、刑官的选择标准及其基本操守,属于刑法观的基本范畴。慎刑观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刑法观,针对折狱理刑,慎刑观推崇"平允中正"的中道,"钦恤哀矜"的仁恕之道,以及"非佞惟良"的择官之道。对该问题的解读是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慎刑观的一个关键所在。

关于赎刑渊源的考察——西周至两汉

传统刑事领域包含两种意义上的“赎”,即制度(或法典)赎刑和权宜之赎。制度赎刑始于《吕刑》,“刑疑赦从罚”是在罪行已彰而刑罚适用方面存有疑问时,以罚当其罪为目的引入的财产性责任方式,它突破了“刑”所固有的局限性。权宜之赎为管子所倡导,是刑罚的变通执行方法。汉文帝刑制改革使得赎刑作为独立刑等的必要性丧失。作为代用刑的“赎”,逐渐融合礼教、等级特权等内容,形成唐以后法典内的代用刑制度。

杖刑源流论考

中国杖刑历史极为久远。远古笞杖鞭不分,均源于鞭扑薄刑。就其在刑罚中的地位而言,三代鞭扑之刑不入五刑;西汉文景废肉刑、定笞刑,依然笞杖不分,却是主刑;东汉已有杖刑,但为法外刑,往往鞭杖连称;魏晋时期杖刑虽不入五刑,但已为法定刑;从北魏时起,杖刑是五刑之一,且是最轻刑等;从隋朝至清末,杖刑则作为稍重于最轻刑等的笞刑而列入五刑。此外,有时,它又是附加刑或代用刑。清末修律,废除了杖刑,但它在社会上仍然有着消极影响。

明初重典治吏探析

朱明王朝建政初期,加强中央集权,反映在司法上就是“三国三典”,重新兴起重刑主义思想以廓清吏治,以期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大兴律例,同时法外用刑。从立法的思想、经济背景以及社会后果来讨论明代的重典治吏,以期从中得到启示和反思,探讨法治之路。

朱元璋法律意识二重性心理探析

朱元璋法律意识二重性心理探析姜晓萍透过朱元璋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朱元璋的法律意识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二重性，集中体现为既坚持以法立国，又大搞法外用刑；既主张恤刑、慎刑，又大搞重典治吏；既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又强调法的威慑力。（一）以法治国与法...

《周易》法律思想初探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六部经典之一,包含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其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法律存在是必要的,但必须以德教礼治为前提,它的礼法结合的刑法中思想对后世有颇大影响,二是明罚敕法、讼以中正,不留狱思想,主张采用刚柔兼备的手法,执行刑罚,要达到既有威慑作用,又要采取明察、适当的手段;三是时令用刑制度和轻刑思想。主张法律实践应与自然界的季节等变化联系起来,而且在执法中尽量从轻而不提倡从重。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枭首与死刑制度

枭首是古代一种死刑方式,在最初阶段仅是一种牺牲祭祀的方式,随着国家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纪功与威吓的手段,进而成为法律规定的刑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残酷的死刑方式在法律上予以清除,但在传统的"明刑弼教"方针下,也经常以"非常法"的形式出现。为了限制统治者的任意,通过条例规定部分罪名可以枭首。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枭首已经成为历史,但在法律清除或限制枭首酷刑的同时,律外用刑、法外用刑还非常普遍,从立法与司法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易·大象》的伦理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易·大象》在《易传》中被公认为典型的儒家作品,其内容丰富而深刻,尤其是它所蕴含的伦理价值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以故我们从人生追求、自我修养、为政思想、明慎用刑等几个方面,对《易·大象》的伦理价值作一简要分析,同时兼及它的现实意义。

浅析宋代折杖法的性质与作用

宋代折杖法是宋代重要的刑罚改革措施,它的产生对宋代刑罚制度影响巨大,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酷刑肆虐、法出多门的混乱局面,但同时又导致宋代刑种配置不合理、刑罚轻重失衡。近年来,学界从多个角度对《折杖法》进行了探讨,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对于宋代折杖法的性质,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本文主要对宋代折杖法的性质加以简要分析。

关于刑讯逼供历史沿革之探讨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伴随着法的产生,即出现了审判活动。原始的审判方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从“神明裁判”开始的。因为它借助于“神”的威力,基本上不存在根据口供判决的情况。我国的奴隶制度发展到周代,口供逐渐被重视,有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之说。当然,与“神明裁判”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由于口供代替了神判,刑讯也就应运而生。我国刑讯的雏形可能起源于周代。《礼记·月令》中记载:“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所谓肆掠,就是指的刑讯。仲春之月(每年阴历二月)停止肆掠,言外之意,其他时节是允许肆掠的。这是关于刑讯制度在我国发端于奴隶制时代的佐证。

《吕刑》对西周王朝的统治意义

《吕刑》,中国西周时期至关重要的刑事规范,由吕侯于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前后,受王之命起草并以周穆王的名义颁布天下的,史记又称"甫刑"。此篇载于《尚书》(我国现存最早史书)中,是其中的重要篇目之一。作为西周王朝治理国家的思想理论来源,《吕刑》就刑论刑,并非是具有刑律意义的成文法典,而只是单纯阐述了运用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要求,为古代司法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用刑之道",规范了司法活动中的行为,确定用刑的基本标准。《吕刑》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在详细论述其性质,内容及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其法律意义,主要在于:它为奴隶制法制模式提供了刑罚与规范对接的一般标准,确立相对统一的量刑原则,从而使司法公正成为可能,成为以后数千年的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

谈朱元璋的法律思想

封建社会的没落,阶级矛盾的尖锐复杂及个人的经历,使朱元璋的法律思想更富于实践性与针对性,表现为:以重典为治国之本;强调法贵简明:提倡礼刑并用;大搞法外用刑及重视法制宣传。

论明初的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

长期以来,史家们每每以让步政策来阐述朱元璋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至于洪武年间对人民实行的“重典之治”,则很少提及。还有的人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尚未对明初法制做全面研究,就从“让步政策”的结论出发,把明初的“刑用重典”解释成“治官不治民”的。我认为,这种笼统地谈论让步政策而不能正视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明初对劳动人民到底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了揭示事实的真相,就有必要对朱元璋的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定辟異端:禮樂視野下的《孝經》微義

儒家提倡仁愛寬和,並不意味着秉持絶對寬容的原則而喪失自身的立場。先儒解釋《孝經》出現用刑言論的原因,多以調和禮刑關係爲主,但不可否認的是二者之間存在衝突。《孝經》出現用刑言論的必要性,隱含着孔子對非孝的倫理行爲的高度警惕,這也意味着《孝經》具有對非孝之“異端”的警示功能。先秦老子、墨家的非孝主張,往往與他們對禮樂的批評或簡化相關。禮樂教化是達到共同體共同善的有效途徑,不應當被否定或抛棄,其有效性來源於聖人的製作:一方面,禮樂與情感相生相成;另一方面,禮樂的製作擁有天道人倫的内在根據。所以在特定歷史時代的移風易俗過程中,對舊有的禮樂形式進行簡化或者添補,需避免對其情感基礎與天道人倫的内在根據構成衝擊。

中国古代偵察谋略概析

《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用计谋胜敌,变劣为优,变弊为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历来为古今兵家所崇尚。用兵是此,侦察办案乃同理可循。在科学技术尤其是侦破技术尚欠发达的中国古代,用于侦察办案的科学技术甚少,且较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