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用字习惯考察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的用字习惯可以从"字与词的对应关系""词与字的对应关系"以及"字形与词的交叉对应使用现象"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字与词的对应关系"包括"一字表示一个词""一字表示多个词"。"词与字的对应关系"包括"某词使用多个异体本字来表示""某词除使用本字外,也使用假借字,个别使用异体本字""某词用不同的假借字来表示"三种情况。"字形与词的交叉对应使用现象"包括"两个词之间形体互用""词与字形交叉使用"两种情况。另外,用字习惯研究还涉及少量的讹误字。

阜阳汉简《诗经》用字习惯考察

阜阳汉简《诗经》的用字习惯可分为"一个词对应一个字形"、"一个词对应两个(或多个)字形"和"两个(多个)词用一个字形表示"三种情况。落实到具体的词与字的对应关系中,又可以分为字的本用和字的他用两种类型。字的本用就是为表示某词而使用了本字。《阜诗》中用"朻"表示{樛}等。字的他用是相对于字的本用而言的,指为表示某词而借用了其他字形或无理据性(或理据性未明)的用字习惯。《阜诗》中用"屠"表示{瘏}等。一个词对应两个(多个)字形,如:{其}可以用"亓"、"其"来表示,{矣}用"诶"、"矣"来表示。两个(多个)词用一个字形来表示,如:{寤}、{乎}用"吾"来表示,{非}、{飞}、{霏}用"非"来表示。

张家山汉墓竹简用字习惯考察

文章从字与词的对应关系、词与字的对应关系、字与词的双向对应关系三个方面考察了张家山汉墓竹简文字资料的用字习惯,指出其用字总体上比较规范,且同传世文献的用字习惯有较强的一致性,体现了张家山汉简用字业已比较成熟和稳定;同时也指出其用字也有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如假借字使用较多、假借字与本字混用、不同词之间形体互用等,体现了张家山汉简用字仍有不成熟、不稳定的一面。张家山汉简用字所表现的习惯,跟同时代其他文献总体上也是一致的,说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可能是西汉初期共同语的用字习惯,而不是某一地域或某一方言的用字习惯。

《墨子》用字习惯考察

《墨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典籍,保留了先秦时期的用字习惯,主要表现在字与词的特殊对应关系上,包括一字多词、一词多字、字与词不完全对应三种情况。一字多词体现在不同字形间的假借关系,一词多字体现在不同字形间的异体字和古今字的关系,字与词不完全对应的情况是用字习惯上的交叉现象,对这种现象作字与词之间的双向考查,才能分析得比较清楚。《墨子》虽然经过汉代的改写和后世的排印,但保留了一些古文字字形,有些古文字字形可以与出土文献材料相印证。

秦汉简帛文献用字计量研究及相关工具书设计

秦汉简帛文献的用字习惯具有明显的流行度差异和流行期差异。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可以对这种差异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为满足这种研究的需要,我们设计了相应的工具书《秦汉简帛文献断代用字谱》。

秦汉简帛用字习惯研究的若干认识

秦汉简帛文献中反映出复杂的用字面貌,从其变化的特点上看,既有趋势性变化,又有非趋势性变化,二者之间还存在过渡性特征。趋势性变化中,单一化发展与多样化发展往往并存,发展演变的路径复杂。而非趋势性变化的产生受到时代、地域等诸多社会历史因素影响。因此,用字习惯研究需要具有历史观、系统观与定量观。

秦汉简帛文献用字习惯考察二则

基于秦汉简帛文献语料库,以"貣"与"贷","赀"与"訾"两组字为例,全面考察它们在秦汉简帛材料中的使用情况和文献类型分布,并进一步探讨其形成原因,以期把握秦汉简帛文献用字习惯。

从用字及用词习惯看清华简《五纪》的训释——以“四冘”等字词为例

清华简《五纪》中某些用字习惯与用词习惯相对统一,这一现象可为认识《五纪》释文的疑义提供重要线索。“四冘”一语,目前多有异说。从“冘”的古音看,“冘”读作“仲”“戡”“堪”的说法并不可信。对“四冘”的解释需要兼顾全部相关辞例,将其理解为黄帝的辅臣则有局限性。《五纪》全篇的“聿”皆用作“律”,具体指数算。《五纪》全篇出现的4例从“■”之字,均可读作“从”。《五纪》的“参”,基本为参合之义。《五纪》中文义相对明确的3例“■”,以及2例“叀”,皆当读作“转”。《五纪》所见“象则”指法则,不宜拆解。除用作象牙,《五纪》的“象”均当理解作法则。整理者所释“刀[炎攵]/人更”,当以“人更”为是,或读作“人迒”,指人之足迹,系度量的依据。

西汉初简帛文献中复杂的用字习惯研究

如果能够将特定时期、特定文献中文字使用情况进行总体观察,找出某字与其所表示的音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能够找出这种对应关系的规律性,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该文献的用字习惯。西汉初的简帛文献处于古文字与今文字的交界之时,用字习惯有相当的复杂性,可以分为“两音义之间形体互用”和“字与所表示的音义的复杂对应”两种情况,复杂的用字现象可以形成若干个关系网。

出土文献用字习惯研究综述

文献中的用字,称为用字现象或用字方法,从用字现象或方法中能够总结出某文献与其他文献相比而体现出的用字差异和用字特点,这属于广义用字习惯。狭义的用字习惯重在说明字与词(或称音义)的对应关系。出土文献的用字习惯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梳理近年来用字习惯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可以看出来出土文献的用字习惯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用字特点系联东巴经书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经书需要进一步判断其具体地域. 根据纹饰、 段首符号、 常用字等东巴个人用字书写习惯以及已知地域的经书系联出三册经书同属于丽江地区坝区.

清華簡《五紀》新用字現象舉例

清華簡第十一輯收録的長篇竹書《五紀》,出現了許多新的用字現象,如以“矞、■”表{規}、以“■”表{廟}、以“■”表{官}、以“鹹”表{咸}、以“■”表{飽}等,給我們提供了若干新的認知,對古文字考釋和漢語字詞關係的研究有重要意義,本文選取其中幾例,加以介紹。

“赔”用字的历史变迁

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特别是"同时资料")相结合为基础探讨表示赔偿义的"赔",其用字屡屡变化。战国至西汉用"负",其后分化出两系:"备"系自东汉至唐使用;赔系(陪、倍、赔)自唐代至今。"陪"、"倍"自唐代起一直持续使用到明代中期,其后被"赔"取而代之。

楚簡用字習慣與文獻校讀舉例

梳理楚簡所見八例詞(葛,關,盈,種、穜,輔,性,節,禁)的用字習慣,及在傳世文獻中的用字异同;結合用字習慣,對相關字詞的釋讀及文義理解提出意見。

“可盗所”还是“何盗所”——以“可、何”用字习惯的时代性为中心的考察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57号简记载了一条汉律:谋遣人盗,若教人可盗所,人即以其言□□□□□及智(知)人盗与分,皆与盗同法。整理者认为"可"通"何"^(①),学者多从之。彭浩等主编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一书在释文中将"可"标注为通"何",不过同时又在注释中引用日本三国时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班的意见,将"可"读如本字^(②)。目前我们无法在同时期或相近时期的律法中找到与"教人可盗所"或"教人何盗所"相关的记录,这两种解释似乎都说得通。那么到底哪种意见正确呢?对"可、何"两个字用字习惯的时代性的考察,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景祐本《史记》《汉书》用字异文研究

以景祐本《史记》《汉书》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用字习惯的角度研究其中的用字异文,认为作者个人的用字习惯和时代用字习惯的不同是造成两书之间产生异文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景祐本《史记》和《汉书》中用字异文的产生有4个原因:司马迁用社会习用字而班固用个性字、司马迁用个性字而班固用社会习用字、司马迁和班固都用个性字、司马迁和班固都用社会习用字。

葛陵簡用字習慣與特殊字形考察

通過整理葛陵簡的字詞關係,以及考察葛陵簡特殊字形與用字習慣,可知其在字詞關係方面,雖然字形异體衆多,但全篇簡文用字仍具有穩定性,部分僅見於本篇的字詞關係屬寫手個人風格,而非新蔡一帶普遍的用字習慣。

论古典诗歌异文校勘的方法

古典诗歌的异文广泛存在。应该结合诗歌语言的特点,从四个方面分析古典诗歌异文校勘的方法:依诗律而校;依词义差别而校;依语境而校;依作家用字习惯而校。

战国韩魏铭文考释

新公布的邢丘令鼎盖从铭文格式与"邢"字写法来看可定为魏器,具体王世待定。新公布的韩器"成皋令鼎"铭文,从用字的角度来看"咎奴"不应释读为"高奴",而可能是"廧咎奴"的简称。珍秦斋收藏的十七年相邦戈铭文中的""应释读为"卯",戈铭可以补充史书缺载的魏昭王时期相邦的任职情况。

文字区别符与竹简文字释读

在竹简释读过程中,充分认识文字“区别符”与书手用字习惯、书写风格之间的关系,相对客观地判断和把握文字“区别符”的真实含意,直接关系到竹简文字释读的准确程度。文章以上博简《子羔》三篇为例,对书手使用的文字“区别符”进行了一定的发掘和探讨。